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地球村，每個人都不免會受到世界政治的影響，但是許多人都苦於世界政治太過複雜難以入手，《世界政治：：趨勢與變革（第16版）》提供了一個恰切的入門路徑，配以實例解說，有助於讀者全面而迅速地瞭解世界政治的理論與現實，進而藉助書中提供的方法去認識和分析現實國際政治。

追求世界領導權

大國對抗一直是世界政治的特徵。正如湯因比認爲的，有一種很強的可能性就是，歷史模式是週期性的。長週期理論（long-cycle theory）詳細地闡述了這種對世界政治的理解，併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不斷演化的大國對抗的框架。根據長週期理論，世界領導權的轉移通過一系列獨特的階段表現出來，在這其中，全球性戰爭時期之後是國際規則制定和制度建設的相對穩定時期。週期的變化伴隨着主要國家相對權力的變化，這會改變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過去五個世紀，每一場全球性戰爭過後都會出現一個霸主（hegemon）。憑藉自身無與倫比的權力，霸主會重新塑造全球體系的規則和制度以維持其超羣的地位。

霸權總是會對世界領導者強加一種額外的負擔。霸主必須在維護自身優越地位的同時，承擔維持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成本。隨着時間流逝，全球參與的重擔就會損耗其力量，因爲每個先前的霸主都會過度擴張。隨着挑戰者的出現，在上一次全球性戰爭之後謹慎制定的和平協定就會受到攻擊。歷史上，這樣的權力鬥爭爲另一場全球性戰爭，一個霸主的消亡和另一個霸主的出現設置了舞臺。現實主義認爲，“從任何一個大國的觀點來看，其他所有大國都有可能成爲其潛在的敵人……這種恐懼的基礎是，在一個大國有能力互相攻擊並有動機這麼做的世界中，任何一個決意生存的國家都至少必須懷疑其他國家，不願意信任它們”（Mearsheimer，2001）。

批評者們指出，長週期理論家在經濟、軍事或國內因素是否會導致週期的產生上意見不一。他們也不同意該理論宿命論般的語調，在他們看來該語調暗示着：全球的命運超出任何決策者的掌控。大國的興衰必然會像重力法則那樣——升上去的必定落下來嗎？

儘管如此，但長週期理論表明，你應該思考大國相對力量的變化如何影響世界政治。按照我們的體育比賽的比喻，誰是冠軍？冠軍在全球運動場上有挑戰者嗎？這吸引我們關注霸權的轉移、全球體系中主導國家的興衰，以及由此引出的這種長週期能否被打破這一問題。爲了強調世界領導權鬥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對世界政治的趨勢和變革的影響，本章要求你考察20世紀的三場大國戰爭，以及這些衝突給21世紀提供的教訓。

一戰

1914年6月在薩拉熱窩，一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爲了尋求使本民族從奧匈帝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刺殺了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皇儲斐迪南大公，一戰就此爆發。這一刺殺在接下來五個星期內觸發了一系列的大國行動和反行動，擊碎了世界和平。這場戰爭涉及歐洲大多數國家，並在北美、亞洲和近東形成聯盟，成爲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之一。到歐洲20世紀第一場主要戰爭結束時有近1000萬人喪生，三個帝國崩潰，一些新國家誕生，共產黨則開始了在蘇聯爲期70年的統治，世界地緣政治地圖得以重畫，進而也爲希特勒納粹德國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一戰的原因

如何解釋這場災難性戰爭的爆發呢？有多種答案。最流行的是結構現實主義的解釋，即一戰是無意中發生的，而非某國高明策劃的結果。新現實主義者相信，這是一場由涉事國未能控制的不確定因素和環境因素促成的戰爭，是一場人們既不希望也沒有預料到的戰爭。不過，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家則認爲，這場戰爭是蓄意選擇的結果：“［這是］一場悲劇和不必要的衝突……因爲如果各國能夠表現出謹慎或共同的善意，導致其爆發的一系列事件就有可能在第一次武裝衝突發生前五個星期的危機期間的任何一個時點被打斷。”（Keegan，1999）

結構主義 建構在全球分析層面上的結構主義假定，無政府的全球體系內部不斷變化的權力分配，是決定國家行爲的首要因素。考察一戰前夕的國際環境，許多歷史學家假設，大國針對彼此結盟的方式創造了一種引發武裝衝突的環境。大國此前重整軍備的努力，以及它們之間的同盟和由此產生的反同盟，與軍事動員和軍備競賽造成的壓力一起，形成了把歐洲政治家拖向戰爭的動力。

這種結構主義解釋集中關注19世紀，當時英國主宰着世界政治。英國是一個在氣質、傳統和地理上與大陸事務分離的島國。英國的海軍力量讓它掌控了世界上的航線，並控制了從地中海延伸到東南亞的廣袤帝國。這種支配地位有助於威懾侵略行爲。然而，德國對英國的權力提出了挑戰。

1871年統一後，德國經濟繁榮並利用其增長的財富創建了令人生畏的陸軍和海軍。伴隨着不斷增強的力量而來的是更大的野心和對英國優越地位的憎恨。作爲歐陸居於支配地位的軍工大國，德國試圖爭奪在國際關係中的位置和地位。正如威廉二世在1898年宣稱的那樣，德國“在老歐洲狹窄的邊界外有偉大的任務”。德國崛起的力量和全球抱負改變了歐洲的地緣政治格局。

但是，德國並非世紀之交新出現的唯一大國。俄羅斯也在擴張併成爲德國的威脅。德國唯一的盟國奧匈帝國實力的衰落增加了德國對俄羅斯的擔憂，德國對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的強烈反應便顯示了這一點。德國害怕一場長期戰爭會發生不利於自己的均勢變化，它相信打贏一場短暫的、地域性的戰爭還是可能的並有望獲得更爲有利的結果。因此，德國支持奧匈帝國無限制地攻擊塞爾維亞。

儘管德國推算的邏輯很清晰：一場勝利的戰爭將會支持奧匈帝國並牽制俄國的影響，但結果卻證明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判。法俄聯合起來保護塞爾維亞，很快英國也加入進來，反對德國，保護巴爾幹的中立。1917年4月，隨着美國對德國的潛艇戰做出回應加入衝突，這場戰爭在範圍上真正成爲全球性的。

我們再一次從全球分析層面觀察到，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動態變化是一個因果因素：歷史的趨勢是形成對立的聯合，從而使得軍事力量的分佈“被平衡”，以防任何一個單一大國或集團嚴重威脅別國。而這也恰恰正是發生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十年裏的情形。歐洲的軍事聯合走向極化，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組成的三國同盟，反對英法俄組成的三國協約。按照這種結構主義解釋，在俄國動員軍隊以應對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的攻擊之後，各種交叉的同盟義務就把一個又一個歐洲大國拖入了戰爭。

民族主義 作爲一種在國家分析層面上對一戰起源的備選詮釋，許多歷史學家認爲，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增長，特別是在東南歐的增長，創造了一種輿論氛圍使得戰爭成爲可能。美化民族遺產特殊性的羣體開始鼓吹他們的國家優於其他所有國家的地位。民族主義情緒的加強，很快就喚起了長期受壓抑的族羣偏見，這一偏見甚至也出現在領導人中間。例如，俄國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Sazonov）聲稱他“鄙視”奧地利，而威廉二世則宣稱“我討厭斯拉夫人”。

國內的動盪局勢激起了這些民族主義的熱情，使得人們很難從另一種觀點去看待事情。奧地利人堅信他們正在維護自己國家的榮譽，因而無法理解俄國人爲什麼會給他們貼上“侵略者”的標籤。德國人對其他民族感情的不敏感，妨礙了他們去理解俄羅斯人自尊心的力量，俄羅斯人對若允許德奧摧毀它所保護的弱小的塞爾維亞而蒙羞的懼怕，以及俄羅斯人憤怒的強度。由於每一方都輕視他國的民族性和族羣特質，作爲戰爭替代選擇的外交手段自然也就難以維持。

蓄意選擇 在個人分析層面上，決策理論提供了關於一戰起源的第三種詮釋。從理性選擇理論（它強調領導人會在仔細評估能最好地實現他們自身及國家利益的備選選項的相對有用性後做出決定）的觀點來看，這場戰爭是德國的精英分子偏愛與法俄交戰以鞏固德國在歐陸的地位、確立德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並把國內的注意力從內部問題上轉移開的結果。決策的理性選擇模式表明，最好是把一戰看作相互對抗的大國有意識地互相競爭全球權力的產物。預期理論提供了同樣的洞見，強調領導人爲了避開損失可能會接受風險。這種詮釋認爲，是聚集在柏林王宮前的人們把歐洲推向戰爭的邊緣，“德國企圖在俄國變得越來越強大並實現與德國平起平坐之前（預期這將會在1917年實現）保住它的地位”（Levy，1998b）。

關於引發一戰的決策的理性也是有疑問的，歷史締造者模式指向在1914年對許多重大決定負有責任的德皇所起的作用。威廉二世對自己有着不切實際的幻想並經常忽視內閣大臣的忠告。當他做決定時，“它們經常是出於虛榮心和個人感情而非理性計算的結果。德皇也有極大的能力以他想要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毫不誇張地說，他有一種把黑的說成白的傾向”（Cashmanand Robinson，2007）。

正如這些對立的詮釋所表明的，人們對一戰的起因仍有爭議。結構主義解釋強調權力的全球分配，國內詮釋看到的是國家內部的因果因素，決策解釋則把注意力指向特定領導人的計算和目標。所有這些理論都可以部分幫助我們理解引發世界上第一場真正全球性戰爭的續發事件。

一戰的結果

一戰改變了歐洲的面貌。戰爭過後，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這三個多族羣帝國崩潰，在它們原來的領土上出現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獨立的國家。此外也誕生了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國。戰爭還幫助愛爾蘭共和國在1920年從英國獨立出來，幫助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推翻俄國沙皇的統治。列寧領導下共產主義的興起引起了政府和意識形態的改變，這將爲未來70年帶來地緣政治上的後果。

儘管代價沉重，但由英法俄三國和（後來加入的）美國與意大利組成的聯盟，還是擊敗了三國同盟（德國、奧匈帝國、土耳其和它們的盟國）支配世界的威脅。戰爭還爲建立一個能夠防止另一場戰爭的新的全球體系奠定了基礎。“歷史上第一次，大衆與和平的締造者們共同確信，戰爭是國際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以前，霸權、一個特定國家的侵略行爲或革命一直是問題。1648年、1713年和1815年，和平的締造者們試圖解決過去的問題並建立防止這些問題重現的秩序。但在1919年這種期望變得更高了。戰爭的根源與戰爭本身相比已不再重要。有必要更多地關注未來而不是過去。問題不僅僅是建立和平，而且是建立一個能夠成功管理未來所有國際衝突的和平的國際秩序。”（Holsti，1991）

一戰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宣告了對戰爭和把大國競爭、軍備、祕密同盟和均勢政治合理化的現實主義理論的厭惡。此前四年令人震驚的人力和物力損失，使許多在1919年齊聚巴黎參加凡爾賽和會的代表重新評估他們堅信的治國之道。用新的方式建立世界秩序的時機已經成熟。由於對現實主義的幻想破滅，許多人都轉向用自由主義作爲指導來管理全球的未來。

一戰後的十年是自由理想主義的一個高峯。威爾遜總統關於世界秩序的觀點出現在他1917年1月的“十四點”演講中，是根據自由主義原則重建全球體系這一信念的基石，這場“大戰”（人們當時對一戰的稱呼）將會成爲“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威爾遜的主要提議是建立國聯，據稱它可以保證所有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他的其他建議包括加強國際法，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解決領土爭端，促進民主制，裁軍，以及自由貿易。

然而，一旦和會開始，狹隘的國家利益便重又浮出水面並削弱了威爾遜的主張，因爲許多歐洲領導人都感到他們被那位自負的美國總統所冒犯。“上帝對十誡很滿意，”憤世嫉俗的現實主義者、法國總理克萊蒙梭咆哮道，“威爾遜卻必須有‘十四點’。”

隨着會議談判的推進，無情的權力政治開始佔據上風。最後，代表們只願支持“十四點”中符合他們國家利益的部分。經過無數次爭吵，威爾遜的國聯終於被寫進與德國的和約中。條約中剩下的部分是懲罰性的，旨在剝奪德國的大國地位。類似條約後來也強加於奧匈帝國和德國的其他戰時盟國。

《凡爾賽條約》的出臺是出於報復的慾望。簡言之，德國的軍事力量被急劇削減；它被禁止擁有重炮、軍用飛機或潛水艇，它的軍隊被禁止越過萊茵河。德國也喪失了西部靠近法國和比利時、南部靠近新生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東部靠近新生國家立陶宛和芬蘭的領土。在海外，德國喪失了其所有殖民地。最後，條約中最具羞辱性的條款是，德國被確定要對戰爭負責並要就損失支付沉重的金融賠償。聽聞條約中嚴厲的條文後，據說流亡的德皇宣稱：“結束戰爭的戰爭導致結束和平的和平。”

二戰

一戰的失敗和《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恥辱並沒有消除德國稱霸的野心。相反，這種野心變得更強了。於是20世紀第二次大國戰爭的條件也就又成熟了，由德意日這三個軸心國對抗一個看似不可能走到一起的由四個國家組成的“大聯盟”，儘管後者的意識形態並不相容——蘇聯奉行共產主義，英法美則走的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道路。

世界的命運取決於各國付出巨大努力抵擋軸心國威脅的結果。盟國最終取勝，但也付出了慘重代價：每天有2.3萬人喪生，全世界至少有5 300萬人死於持續六年的戰爭中。爲了理解這場毀滅性衝突的根源，我們再次研究在不同的分析層面上發揮作用的因果因素。

二戰的原因

1918年德國投降後，一個立憲會議在魏瑪起草了一份民主的憲法。許多德國人都對魏瑪共和國沒有熱情。新政府不僅讓人們聯想到《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恥辱，還要忍受對法國1923年佔領魯爾工業區的不滿，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反叛和1929年的重大經濟危機。到1932年議會選舉時，有超過一半選民選擇支持極端主義政黨而蔑視民主治理，這些政黨中最大的是納粹（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由此也就開始了通往二戰漫長而不幸的道路。

通往戰爭之路的直接原因 1933年1月30日，納粹領導人希特勒被任命爲德國總理。之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帝國議會大廈就神祕被燒。希特勒利用火災使緊急狀態法令合法化。該法令允許他限制公民自由，打壓共產主義者和其他政治對手。清除掉重要的國會反對派後，納粹議員就通過了一份授權法案，壓制憲法並賦予希特勒獨裁權力。

在《我的奮鬥》（1924）裏，希特勒強烈要求德國收回在《凡爾賽條約》中被割去的疆域，吞併德國人生活的鄰國土地並對東歐進行殖民統治。然而在執政的第一年他卻裝出一副和平主義者的形象，在1934年與波蘭簽訂了一份互不侵犯條約。接下來的一年裏，最初在《我的奮鬥》中勾畫的目標爬上了希特勒對外政策議程的頂端。希特勒徹底忽略了《凱洛格—白里安公約》裏禁止使用軍事力量作爲解決國際衝突手段的規定。1935年，他否定了《凡爾賽條約》裏的軍事條款；1936年，他下令軍隊進入非軍事化的萊茵蘭地區；1938年3月，他吞併了奧地利；1938年9月，他要求控制蘇臺德地區，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個有日耳曼民族居住的地區。爲了解決蘇臺德的日耳曼人問題，在慕尼黑召開了一個會議。希特勒、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和意大利的領導人都出席了會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卻沒有被邀請。張伯倫和其他人相信綏靖（appeasement）能阻止德國進一步擴張便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

然而，綏靖政策非但沒讓德國感到滿足，反而刺激了它的胃口，以及剛剛形成的德日意法西斯聯盟的胃口。該聯盟的目標是改變國際關係現狀。在東半球，日本經濟在1930年的大蕭條中深受影響，它逐漸從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巴黎的解決方案中醒悟過來。和德國一樣，日本也把軍國主義作爲全球擴張的關鍵所在。德國對國家擴張的帝國主義追求，創造出“強權即公理”的氛圍，在這一氛圍下，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引導他們的國家走上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道路。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並於1937年全面侵華。與此同時，意大利於1935年吞併阿比西尼亞（今埃塞俄比亞），1939年侵略阿爾巴尼亞。此外，德國和意大利又一道干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支持佛朗哥將軍領導的法西斯主義勢力，蘇聯則支持反法西斯主義力量。

在1939年德國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領土後，英法組成聯盟來保護下一個可能的受害者波蘭；它們也開啓了與莫斯科的談判，希望能說服蘇聯加入它們的聯盟，但是談判失敗了。1939年8月23日，法西斯主義者希特勒與共產主義者斯大林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承諾互不攻擊對方，這一消息震驚了整個世界。確信不會受到英法干涉的希特勒開始入侵波蘭。然而，英法爲了捍衛“保衛波蘭”的榮譽，兩天後便對德宣戰。二戰由此開始。

戰爭迅速擴大。希特勒接下來將他的軍隊轉向巴爾幹、北非和西線。德國的機械化軍隊入侵挪威，長驅直入丹麥、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德軍繞過法國東部前線的防禦屏障馬其諾防線繼續向前挺進。德國迅速的、幾乎兵不血刃的勝利迫使英國從法國的敦刻爾克海灘撤出了近34萬名強大的遠征軍。巴黎自身也在1940年6月淪陷。六週內法國投降，儘管德軍在數量上要少於法國及其盟國的軍隊。之後數月，德國空軍連續猛烈轟炸英國，試圖迫使英國也投降。然而，納粹軍隊並未入侵英國，而是在1941年6月對蘇聯這一前盟國發動了突襲。這一舉措後來被證明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失誤。

與此同時，東方的局勢也變得日趨緊張。美英法認爲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對它們在這一地區的利益是一個威脅。爲了阻止日本實現它的全球擴張野心，美國禁止向日本出售戰略原材料，如廢鐵、鋼材和石油。

自然資源匱乏的日本將美國視爲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1940年9月，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締結了三國同盟條約，承諾在遭到未參戰的大國如美國的攻擊時，三個軸心國將會互相援助。日本繼續它的侵略擴張，並於1941年7月進入印度支那（今老撾、越南和柬埔寨）南部。作爲回應，美國凍結了日本在美國的資產並要求日本人撤出東南亞。出於將美國逐出太平洋對日本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判斷，同年12月7日，日本對珍珠港發動突襲。這次襲擊過後，德國迅速向美國宣戰。日本的襲擊和德國的挑戰結束了美國的冷漠和孤立主義，促使羅斯福總統與英蘇結成聯盟一起對抗法西斯分子。

三個分析層面的潛在原因 結構現實主義強調極是國際體系的一個決定性特徵，並在全球分析層面上視世界權力分佈中多極（multipolarity）的再現爲二戰爆發的關鍵因素。由於在主權國家數量增加的同時大國數量減少，一戰後的全球體系處於危險之中。1914年歐洲只有22個主要國家，到1921年這個數目幾乎翻倍。對《凡爾賽條約》、俄國革命和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憎恨，國家數量的增加，民族主義反叛和危機的重現，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成爲自‘三十年戰爭’以及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以來國際關係最爲暴力的時期”（Holsti，1991）。

1930年代國際經濟體系的崩潰也促發了戰爭。英國發現自己不再能在世界政治經濟（politicaleconomy）中扮演一戰前那種領導者和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儘管美國在邏輯上是英國的繼承者，但因它拒絕行使領導權，這也就加速了戰爭的爆發。1929—1931年的大蕭條“推動美國召開1933年世界貨幣和經濟會議。會議的失敗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低迷狀態，加速了諸如關稅和配額這樣的貿易保護主義壁壘的盛行，並促發了革命”（Calvocoressi，Wintand Pritchard，1989）。這種令人沮喪的國際環境，加上惡化的國內經濟環境，使得德國和日本試圖通過在國外推行帝國主義來尋找出路。

在國家分析層面上，集體心理因素也導致二戰的爆發。這些因素包括：讓世界爲戰爭做好準備的軍事宣傳支配了平民話語；在橫掃歐洲的超民族主義大潮中，每個國家都在講述自身神話般的歷史，同時詆譭其他國家的歷史；以及民主治理的消亡。在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當納粹官員因在大屠殺中犯下的戰爭罪而被起訴時，納粹高級官員戈林對納粹宣傳的成功進行了反思。“人們是不想要戰爭的。但是決定一國政策的是國家領導人，而命令人民對領導人來說則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法西斯獨裁，還是議會制國家，還是共產主義專政，都是如此。……領導人總是能讓人民聽命於自己。辦法很簡單。領導人只要對自己的人民說國家將被襲擊，並譴責和平主義者缺乏愛國精神把國家置於危險之中。在任何國家，都是這種模式。”

在國內，德國民族主義激發了潛在的民族統一主義，並且通過收回在以前戰爭中被他國拿走的省份，以及吸納在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德國人而使得德國的邊界擴張合理化。法西斯主義（fascism，納粹政權的意識形態，它所高舉的旗幟是祖國、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反猶主義）的興起，推動了這種帝國主義追求的復興，並且宣揚一種極端的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政治，爲德國及與德國結盟的其他軸心大國的武力擴張進行辯護。“一切爲了國家，沒有任何東西在國家之外，也沒有任何東西能凌駕於國家之上。”這就是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對法西斯政治哲學的理解。在定義上，這一哲學贊同極端的現實主義觀點，即國家有權通過武力來管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個人分析層面上，領導人的重要性也凸顯出來。如果沒有希特勒和他制定的武力征服世界的計劃，戰爭也就可能不會發生。二戰的發生主要源於德國的侵略。爲了宣揚德國人是一個“優等民族”和推行反猶主義和反共產主義，希特勒選擇了發動戰爭以創立帝國，他相信，通過消除德國的敵人，這個帝國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歐洲大國間歷史上競爭和不穩定共存的問題。“‘千年帝國’的廣闊前景是……一個大大擴展並將持續擴展的德國核心，它深入俄羅斯腹地，包括許多僕從國和地區，如法國、低地國家、斯堪的納維亞、中歐和巴爾幹，它們將爲核心部分提供資源和勞動力。在德國的帝國主義政策中，沒有教化的使命。相反，‘劣等民族’只應被教會做僕人的工作，或者正如希特勒曾經嘲笑的那樣，只需教育他們能夠認識路標以免被德國汽車撞倒。‘劣等民族’中的‘最劣等民族’波蘭人和猶太人則應該被滅絕……對希特勒來說，政策目標是摧毀現有體系並在種族政策的基礎上重建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由一個大大擴張了的德國所管理，具有清晰的等級制和剝削秩序。主權的遺蹟可能還在，但只是覆蓋在整體秩序上的遮羞布。德國在戰爭期間的佔領政策把被佔領國家變爲衛星國、總督轄地和奴工的供應地，這是希特勒設想的世界新秩序的具體實踐。它們並不是根據軍事需要而臨時準備或計劃出來的。”（Holsti，1991）

二戰的影響

面對在蘇聯遭遇的災難性失敗，以及盟國對國內的大規模轟炸，德國的“千年帝國”在1945年5月宣告破滅。同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相繼投下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結束其征服戰爭。同盟國對軸心國的勝利，重新分配了權力，安排了邊界，形成了新的地緣政治格局。

蘇聯從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宛陶，從芬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羅馬尼亞吞併了近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恢復了一戰後俄羅斯在1918年《佈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中失去的領土。波蘭是蘇聯擴張主義的犧牲品，但它從德國那裏獲得了領土補償。德國自身則被分成幾個佔領區並最終爲冷戰時期東德和西德的分裂奠定了基礎。最後，親蘇政權在整個東歐執掌政權。在遠東，蘇聯從日本手中取得千島羣島的四個島嶼。朝鮮半島也以北緯38度線爲界分爲蘇佔區和美佔區。

隨着軸心國的失敗，一個全球體系結束了，但新全球體系的關鍵特徵卻仍不明晰。雖然創立了聯合國取代了以前不被信任的國聯，但世界事務的管理仍在勝利者手中。而勝利也只不過是放大了它們對彼此的不信任感。

“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1945年2月在雅爾塔會議上碰面，設計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但他們達成的含糊不清的協議掩蓋了暗中的分歧。德國在5月無條件投降後，“三巨頭”（此時美國由杜魯門代表）於1945年7月在波茨坦再次會晤。但這次會議並未達成協議，同盟國的團結開始破滅。

戰爭所帶來的後果使得美蘇成爲當時僅有的兩個依舊強大且有能力強制推行它們意願的大國。其他主要戰勝國（尤其是英國），戰爭已經耗盡了它們的國力並使它們從世界權力等級秩序的頂端滑落下來。戰敗的軸心國也從大國行列中跌落下來。因此，美國和蘇聯各自控制了一半人類的命運。相比之下，其他所有國家都是侏儒。

在這種氛圍下，出現了關於20世紀是否會變成“美國的世紀”或“蘇聯的世紀”的意識形態辯論。因此，二戰可能最重要的產物就是它所造成的變革。在一小段間歇之後，全球權力的分配從多極變爲兩極（bipolarity）。1949年之後，在衆所周知的冷戰（Cold War）中，華盛頓和莫斯科利用剛成立的聯合國彼此競爭，而不是維持和平。作爲20世紀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大國之間的戰爭，冷戰及其教訓依然在影響着當今的地緣戰略格局。

節選自《世界政治：趨勢與變革（第16版）》

【美】香農·布蘭頓【美】查爾斯·凱格利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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