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濫的原生家庭決定論，加固了階層的刻板印象

宗城

“原生家庭”這個概念是怎麼火的

▲在新浪微博，網友對電視劇《都挺好》角色蘇大強的調侃

《都挺好》的熱播掀起了對“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的討論。從《歡樂頌》裏的樊勝美、安迪，到《都挺好》裏的蘇明玉、蘇明成，這幾年關於家庭的劇，總能牽出“原生家庭決定論”，家庭決定性格乃至命運的觀點，深深烙印在人物的身上，也成爲自媒體熱衷的噱頭。於是乎，“原生家庭決定論”氾濫，討伐父母成爲熱潮，好像人世間所有的問題，都能從家庭中找到歸因。

與此同時，人們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愈發看重對方的出身，甚至採用結果倒推的思考方法，根據一個人既成的性格、品味乃至價值觀，把這些東西的成因歸咎於他的家庭，比如在一種常見的推演中：許多評論者會把一個人的自卑、暴戾、粗俗，歸咎給他底層的家庭，用十分簡單的邏輯來總結他人的命運。

家庭固然重要，可它真的能決定一個人的所有嗎？尤其是在這個鼓吹“父母皆禍害”的環境，過分誇大家庭的缺陷，真的能讓我們洞悉生活的真相？

當“原生家庭決定論”氾濫，複雜的人生演進被簡單的線性思維取代，我們得出的結論並不是真相，而是加固了階層的刻板印象。

早在十九世紀，“原生家庭決定論”就出現在小說之中。那時候世界上還沒有電腦、電視，小說是市民最喜愛的消遣讀物，小說家們爲了迎合市場，就喜歡寫與階層碰撞有關的小說。比如狄更斯的《雙城記》《遠大前程》、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等，出身農村的孩子往往樸素、純潔、充滿奮鬥的決心，出身貴族的則慵懶、孱弱甚至道德敗壞。小說家們並沒有直接提出“原生家庭”這個概念，他們主張的是“出身決定性格”、“性格即命運”，爲了照顧讀者的閱讀體驗，營造出強烈的衝突，這些小說都會有明顯的二元對立，比如底層和貴族的對立、窮小子和富家女的對立、善與惡的對立、農村與都市的對立等，而這些都是現代都市劇的源泉。

到了現代，“原生家庭”這個概念由美國精神科醫生Murray Bowen在1960年代提出，它最初指的是一個人成年之前所處的家庭，直到本世紀初，這個詞纔在中國走紅。隨着豆瓣“父母皆禍害”組的成立，還有《巨嬰國》一書的流行，“原生家庭”成爲網絡熱詞。

武志紅在《巨嬰國》中用了大量歸因家庭的分析方法，把家庭這個影響因素，拔高爲決定因素，作爲一個心理學營銷老手，他深諳流行媒介的傳播規律，所以在書中使用了“巨嬰”、“中國式大家庭”、“互害型社會”、“中國式好人”等新瓶裝舊酒的詞。這本書並不新，但它很懂市場。

“原生家庭”的流行，除了書本和電視劇的推動，還有更深的歷史背景的原因。中國是一個家長文化很深的國家，從宗法制到嫡長子繼承製，中國古代的政權邏輯與家庭密切相關，地方的治理也離不開當地縉紳領銜的豪門望族，中國人依靠大大小小的家庭和親戚構建起龐大的人情社會，以父權爲核心的家庭結構影響着子女的成長，而到了現代，尤其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古典家庭與當代青年的矛盾愈發突出，父輩與子女的差異，有時幾乎無法彌合。平權思想的東流讓父權中心遭到衝擊，自由主義的思想則讓青年們愈發討厭家庭的束縛。

家本位觀念鬆動，原生家庭的問題因此被擺上檯面，在階層焦慮的鼓動下越燒越旺，這一波原生家庭討論的背後不僅是兩代人的價值割裂，也是子女對自己身份與地位的憂慮。

互聯網對“原生家庭”的討論，集中在對父母的聲討中。以《歡樂頌》和《都挺好》掀起的討論爲例：《歡樂頌》裏，樊勝美的母親如同一個累贅。《都挺好》裏，蘇家父親蘇大強也讓人心累。借錢、借錢還是借錢，坑人、坑人還是坑人，觀衆在樊勝美和蘇明玉的遭遇中得到共鳴，對樊母和蘇大強則充滿了無奈和厭煩。

而在2018年7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還出版了一本叫《原生家庭》的書，副標題是“如何修補自己的性格缺陷”，而這本原名叫“Toxic Parents”（父母皆有毒），作者蘇珊·福沃德描述了諸多不稱職的家長，比如：操控型父母、酗酒型父母、身體虐待型父母、言語虐待型父母、性虐待型父母等，可謂應時之作。

▲電視劇《都挺好》劇照

《都挺好》和《歡樂頌》一改過去教育劇的家長視角，直面父母的缺陷，它們和“父母皆禍害小組”一道，都提供了“父母是可批評甚至可以被否定”的觀點，在充斥了家本位的中國影視劇裏，這是它們的獨到之處。但它們爲了迎合市場，在人物設計上填充了過多的刻板印象，在戲劇衝突上也遵循了典型的情節劇模式，刺激了觀衆的爽點，卻使人物流於類型化。

《都挺好》是部好劇，不過有些地方，它過於追求戲劇衝突，反而沖淡了現實感。比如倪大紅飾演的蘇大強，他是個被妻子壓抑多年的老男人，愛算計，愛背地裏膈應人，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父輩常見的習慣。但隨着劇情的推進，倪大紅誘發的矛盾，逐漸成了爲矛盾而矛盾，編劇在涉及他的部分，都把他做的事往極端的面上推，到最後他猶如一個籮筐，父輩的缺點淨往裏面裝，看着是讓人牙癢癢，仔細一想，還是過於戲劇了。

蘇大強這個角色，倪大紅演的沒問題，主要還是劇本的人物設計。編劇太想凸顯原生家庭的問題，太想利用蘇大強作爲戲劇矛盾的觸發點，以至於用力過猛。

相似的地方還有開頭，小明玉抱怨母親偏心，母親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投資你，因爲你是女孩。編劇在此想凸顯蘇家的重男輕女，引起觀衆的共鳴，但這樣直白的手法顯得粗糙，而且和大部分國人的經驗有出入。中國人喜歡藏着說話，好話當面說，壞話藏着講，所謂暗地裏出損招，但大多不會像劇中的蘇母這樣，非常直白的說。更不會就因爲骨子裏重男輕女，當女兒離家出走，母親就完全不理了。

影視劇需要戲劇化，但如果爲了迎合觀衆爽點、痛點，強加衝突，非但會失去戲劇的分寸感，也會讓人物有臉譜化的風險。時下的影視劇流行“熱點思維”，據說開編劇會，編劇們也要積極討論什麼觀點有熱點潛質，爲了市場反響，他們就會在劇本里強蹭熱點，乃至爲了激起觀衆的情緒，把事事都往誇張了寫。久而久之，寫劇本像寫公衆號推送一樣，絞盡腦汁迎合熱點、輸出觀點，可是影視劇畢竟不是公號文章，強加衝突太久，觀衆就會疲憊。

▲電視劇《都挺好》劇照

無論是“原生家庭決定論”還是“家庭決定性格論”，在論證中都沒有嚴密的邏輯。諸如武志紅等心理學家，只是列出了一一系列家庭影響子女的案例，輔以新瓶裝舊酒的大詞，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但他的論證過程只說明瞭二者（家庭—子女）的影響關係，並不能推到一方決定另一方。

實際上，在心理學家Neiderhiser、 Vukasović、Bratko和Briley等人的研究中，“原生家庭決定論”早就被駁斥了。他們用嚴密的實驗和數據發現：“我們的性格，大約40%源於先天遺傳因素、60%源於非共享環境的影響，而幾乎不受到共享環境的影響。”

Robert Plomin主編的《行爲遺傳學》也指出：我們所具有的主要特質（比如智力、情緒、性格和健康），要麼受先天影響最大，要麼受非共享環境影響最大，而受共享環境影響常常很小。（引自《原生家庭不是各種心理問題的根源》）而觀衆熱衷談的原生家庭，就是共享環境的一部分。

無獨有偶，《教養的迷思》作者Judith Harris也強調：家庭教養對兒童成人後人格直接影響比例，不足10%。

“原生家庭決定論”的論證並不充分，爲什麼它能在輿論中流行呢？因爲它迎合了大衆壓抑已久的負面情緒，尤其是那些對家長的憤怒，對自己所處環境的不滿，還有不同羣體之間基於階層的刻板印象，都能從“原生家庭決定論”中得到抒發。

這些刻板印象不只針對底層，它瀰漫在各個階層裏，窮人家的家庭會有父母不和、家庭暴力，有錢人的原生家庭也有離異、夫妻不合、淡漠兒女，但在“原生家庭決定論”的話語裏，不同家庭被塗抹上了厚重的刻板印象，彷彿窮人就一定是沒文化的粗俗的，有錢人就一定是紙醉金迷的、傲慢優越的，而由此衍生出來，窮人家的孩子被塑造地自卑、功利，有錢人家的孩子則是揮霍、大方，這些粗淺的二元對立觀，原本只是通俗小說的敘事策略，如今卻被廣泛運用於觀點說教中，非但沒有解決現實問題，反而激化了人們對他者的痛恨，加深刻板印象，而喧譁過後，其實沒有留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