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亞·伍爾夫：被神話與被誤解

“詩人會死，爲了讓活着的人更加幸福。”

——《時時刻刻》

電影《時時刻刻》，尼可·基德曼飾演伍爾夫

弗吉尼亞·伍爾夫依然流行。在世時，她是英國最潮流的作家、演說家，去世後，她對女性生存境況的洞察、對父權社會和傳統寫作的批判仍然深入人心。或許伍爾夫自己都沒想到，她的書漂洋過海，化身遙遠東方女權主義者們的文藝聖經，“女人要想寫小說，必須有錢，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成爲她最有名的句子。

伍爾夫幻化成一個永不妥協的符號，如同一位高尚激昂的鬥士，指引着異國女性的鬥爭。但她被神化的過程，也是被誤解的過程，後人呈現她的敏感和痛苦，她作爲精英女作家的優雅和從容，卻抹去她刻薄惡毒、尖銳粗糲的一面，當伍爾夫被語錄化、偶像化，我們離真實的她也漸行漸遠，而這些虛假的崇拜，纔是真正應該被打破的東西。

1882年，伍爾夫出身於英國倫敦的文藝世家，年紀輕輕就接受了優渥的教育，但早早失去母親（1895年5月）和父親（1904年2月），使她處於崩潰的邊緣。這期間，她兩次精神崩潰，並試圖跳窗自殺，死亡和疾病讓她的內心時常處於不安之中，對世界充滿了消極的情緒。

伍爾夫舊照

但“詩家不幸文章幸”，精神危機早早煉就出一顆敏感的靈魂，也讓伍爾夫對文學和處世都採取了更激進的策略。這不是一個優雅靈動的伍爾夫，而是傲慢率性、說話刻薄、對維多利亞時代不屑一顧的伍爾夫。

得益於出身，伍爾夫不必沾染工廠的粉塵，也無須下地勞作，她在青春時就接觸到英國最優越的知識分子，大談藝術和審美的邊界。階層不可避免地影響着伍爾夫，令她傲慢，也令她更加大膽。她敢於喬裝打扮成阿比西尼亞的門達克斯王子，愚弄大英帝國的國家機器，也敢於身着奇裝異服，大膽地談論性與愛。他和朋友們聚集起的布盧姆茨伯裏派（Bloomsbury Group）成爲那個年代最大膽的知識團體，也最受文化界的爭議。

羅沙蒙德·萊曼（左）、約翰·萊曼（中）和林頓·斯特來徹，他們都是布盧姆茨伯裏派的成員，從1905年左右直到二戰期間，這個團體都一直存在。它的著名作家和文藝評論家成員包括：雷頓·斯特拉奇、維吉尼亞·伍爾夫、李奧納德·伍夫、E·M·福斯特、維塔·薩克維爾、羅傑·弗來、凡妮莎·貝爾、克里夫·貝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

這個團體打破清規戒律，蔑視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條文，他們不談國家大事，伸張自我慾望和純粹審美，伍爾夫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員，她針針見血的評論、貴族式的高冷，還有異於淑女的新潮做派，讓她在倫敦文學界聲名鵲起。

在那個女性露出光滑腳踝都會引起爭議的年代，伍爾夫敢於書寫同性之愛。《達洛維夫人》裏，克拉麗莎思忖道：“關於愛情這個問題，同女人的相愛，又是怎麼回事呢？就說薩利·賽頓吧，自己過去和薩利·賽頓的關係，難道不是愛情嗎？”《到燈塔去》中，莉麗和拉姆齊夫人則發展出超越友誼的關係。伍爾夫熱衷於寫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卻對異性之愛含糊其辭，而在現實生活中，他也多次拒絕了異性的求婚，即便後來與深愛她的評論家倫納德結婚，伍爾夫也極力避免着性關係。

《弗吉尼亞·伍爾夫：存在的瞬間》一書指出：“由於早年遭受到達克沃斯兄弟的性侵犯，她的潛意識裏深深植入了對男性的畏懼與反感，即戈登所說的強化了的‘自我保護的童真意識’。據說因爲她所表現出的性冷淡，朋友們稱她是‘冰冷的魚’（cold fish）。她對異性親密關係的心理拒斥使她對婚姻態度猶豫，並導致婚後性生活的失敗。”

作者: 伍厚愷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99-9-1

頁數: 392

種種前衛造就了偶像一般的伍爾夫，也是後人最津津樂道的她，但早在青年時期，伍爾夫就表現出自己陰暗的一面。在她的早期筆記《卡萊爾的房子和其他素描》（Carlyles House and Other Sketches）中，伍爾夫不僅直面自己的精神危機，而且“痛苦地審視自己的偏執，審視自己所屬階級的偏執”，這個女人高傲又勢利，浪漫又俗氣，她把她對猶太人的歧視，對勞動階層的偏見都寫了出來，但與此同時，她批評地最惡毒的其實是她自己，還有她所處的階層。

日記裏的伍爾夫依然才華橫溢，但也“明明白白地令人生厭”，所以在她去世後，這些內容被小心翼翼地淡化，服膺於討人喜歡的伍爾夫神話中。

“達洛維夫人說要自己去買花。”

——《達洛維夫人》

作者: [英] 弗吉尼亞·伍爾夫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譯者: 王家湘

出版年: 2015-3

年輕的伍爾夫生逢其時。

彼時，西方處於文學革命的開端。龐德在溼漉漉的地下鐵站徘徊，《尤利西斯》成爲禁書，籍籍無名的海明威還在絞盡腦汁出名，哈代和高爾斯華綏的寫法則成爲被挑戰的對象。伍爾夫捕捉到浪潮的變化，儘管一開始並不喜歡《尤利西斯》的寫法，但她很快意識到敘事革命的必要。

她認爲：現代的人性和過去相比有微妙的變化，現實主義已不能準確描摹時代人心的鉅變，在1922年的論文《狹窄的藝術之橋》中，伍爾夫大膽設想：“未來的小說可能是一種詩化、戲劇化、非個人化、綜合化的藝術形式。”而在《論現代小說》一文，她把作家的任務從書寫時代轉向內心世界，要記錄“瑣屑的、奇異的、倏忽即逝的，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從而描繪出“這種變化多端、不可名狀、難以界定、解說的內在精神”。

現代主義者認爲，傳統敘述雖然宏大，但因爲作者的全知敘述和對人物內心的忽略，導致了小說細部的粗糙同質，而一個人的一天儘管只有24小時，她的所作所爲、內心思量，已經足夠延展成一部小說的體量，伍爾夫就是這種敘述的實踐者，她的《到燈塔去》《牆上的斑點》和《達洛維夫人》等，如今都成爲意識流的經典。

作者: [英] 弗吉尼亞·伍爾夫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原作名: To the Lighthouse

譯者: 瞿世鏡

出版年: 2011-1-1

伍爾夫刻畫人物的心靈，絕不主張廢話連篇。她早早繼承了父親乾脆利落的文風，在寫小說時，她的筆調總是清冷而疏離，令人後背發涼，又禁不住默默點頭。伍爾夫的乾脆在隨筆和評論裏也可見一斑，她譏諷作家貝內特囉裏囉嗦，調侃E·M·福斯特說話溫吞，在《普通讀者》裏，她批評《簡·愛》這類故事“總是當家庭教師，總是墮入情網”，“夏洛蒂·勃朗特沒有塑造人物的力度和寬闊的視野”。

在小說《達洛維夫人》裏，伍爾夫寫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開頭：“Mrs. Dalloway said she would buy the flowers herself.”（達洛維夫人說要自己去買花。）在此，一個明白愛情與歡喜僅僅關於自己的女性橫空而出，她渴望掙脫囚籠，卻又患得患失，貪戀自由的樂趣，又糾結於日常瑣碎。

高度的自我塑造了她，卻也淹沒了她。她是又不是伍爾夫，她被稱作達洛維夫人。前綴是個Mrs。她曾在作者的第一部小說《出航》中短暫出現，如今她要自己舉辦宴席。她要在意識流中暴露自己的懦弱、自私、懷疑、患得患失，但毫無疑問，她會讓讀者心生共鳴、溢出同情。

《達洛維夫人》的創作年份是1923～1925年，那時候，“布魯姆斯伯裏的王后”不安於鄉下的傭人與助理。她像是一隻五彩斑斕的囚鳥，歇斯底里，惴惴不安。她明白丈夫倫納德的好心，可她意識到自我正隨着倫敦漸行漸遠。

電影《時時刻刻》就記錄了這一過程。電影有一幕值得我們留心——伍爾夫避開周遭的人，躺在地上，面對一隻將死之鳥，那隻令伍爾夫久久凝視的鳥，它的出現、它的死亡，是導演在暗示伍爾夫的命運。

也許，這也是他對小說《達洛維夫人》的一種致敬。將死之鳥是達洛維夫人的象徵，也是停留在伍爾夫腦海裏的“驚懼”的象徵。伍爾夫躲避他人，凝視着這隻鳥兒，她彷彿預見了自己的命運。她的眼中有同情，也有恐懼，在那一刻，她的心境正如同《達洛維夫人》所描繪的:

“她命中註定要被這個可惡的折磨人者搖來晃去。可究竟是爲什麼呢？她像一隻小鳥，躲在一片樹葉形成的薄薄空間裏，當這片樹葉搖動時她對着陽光眨眼睛，而當一根乾枝斷裂時她又大喫一驚。她得不到任何保護；她被巨大的樹木和大片的雲朵所環繞，四周是一個冷漠的世界，她得不到任何保護；她受着折磨；但她爲什麼就該受苦呢？爲什麼？”

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電影的最後，伍爾夫平靜地走入水中，波光粼粼，一切如常。她選擇死亡作爲掙脫折磨的方式，而在庸碌的人間世中，依然有源源不斷的“達洛維夫人”，如同站在即將斷裂的樹枝上的飛鳥。

伍爾夫受不了鄉間寧靜的生活，她要回到震撼的大都市去，在每天都充滿光怪陸離的倫敦，伍爾夫堅持描繪現代人內心的惶惑無定，當身處巴黎的“迷惘一代”渲染着享樂與疲憊，伍爾夫已經開始大膽描繪人們心底的暗流，與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劃清界限。

從1925年到1940年，伍爾夫相繼寫出了《達洛維夫人》《到燈塔去》《奧蘭多》《海浪》《歲月》《幕間》等傑作，她的寫作邁向高峯期，她的精神卻每況愈下。

“我要縱身向你撲去，我永不認輸，也永不屈服，哦，死亡！”

——《海浪》

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倫納德只能延緩她死亡的步伐。

1941年3月平靜的一天，伍爾夫再次精神崩潰。在預感到自己這一次不會好轉後，她給倫納德和姐姐凡妮莎寫下短信，獨自投入冰冷的歐塞河。

《時時刻刻》中，一個情景令人印象深刻——烤蛋糕的家庭主婦坐在馬桶上不住哭泣，丈夫敲門詢問狀況，家庭主婦捂着嘴，連說無事。而這時她已經動了自殺的念頭。當生命的意義無可挽回地消退，自我逐漸成爲負擔，死亡成爲她的選擇。

伍爾夫的自殺源於對崩壞世界的恐懼。她的好友克萊夫·貝爾說：伍爾夫“面臨着精神錯亂的前景，清醒時也只能面對戰爭威脅下千瘡百孔的世界，我不覺得她的選擇不明智”。

在去世前，她留下了自己的遺作《幕間》，將詩歌、現實、喜劇、戲劇、敘述、心理學，都融爲一體。伍爾夫把故事設在英格蘭中部的村莊，講述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區區一天裏發生的故事。她表面上在寫鄉村生活，實則是在書寫二戰時人們內心的恐懼。那些血污的網球鞋、監獄的鐵窗、吞食青蛙的蛇還有報紙上士兵強姦婦女的新聞，無不指向戰爭的恐怖。《幕間》象徵着兩幕暴力戲劇之間的寧靜，暗指英國正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而法西斯的狂攻，已經山呼欲來風滿樓。

伍爾夫在《幕間》裏也留下了死亡的隱示：小說中波因茨宅一個幹粗活的女僕到清涼的睡蓮池旁休息，伍爾夫看似閒筆地提及，十年前曾有一位貴婦在這處池塘投水溺亡。那是一片濃綠的水，其間有無數魚兒“遨遊在以自我爲中心的世界裏，閃着亮光”。

在伍爾夫投水自盡後，布盧姆茨伯裏派成員在河邊發現了她的手杖和腳印，整個團體陷入深深的沮喪中。根據劍橋大學的檔案，這個知識分子團體對伍爾夫的行爲並不意外，但仍充滿感傷的情緒，正處於世界大戰的陰影，他們對未來失去希望。

伍爾夫死後，她所在的家園從一個光榮的國度，逐漸變爲敦睦遲緩，英國文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仍在，但已無法返回黃金時代的輝煌。但伍爾夫那些源自內心的文字依舊不過時，她直刺人心的文字、永不妥協的主張，裹挾着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浸染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靈魂。作家因文字而不朽，她的能量在漫長時間中閃耀。

然而，伍爾夫被反覆提及的過程，也是她的形象被固化的過程。那個尖刻、暴躁、帶刺的伍爾夫退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符合父權審美的知性、睿智、溫柔的伍爾夫。就像《時時刻刻》裏塑造的那個“敏感的，痛苦的女小說家形象”，它把伍爾夫滿嘴髒話、言語惡毒的一面抹去了，它呈現的是男人會同情的痛苦，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伍爾夫。

所以作家多麗絲·萊欣說：“後人似乎不得不使弗吉尼亞變得溫柔、可敬、平和、優雅，於是便看不到那粗魯、苛刻、聲音刺耳的部分，而這些也許是創作的源泉。弗吉尼亞最終以文質彬彬的女文人告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認爲我們當中誰也沒有想到扮演伍爾夫的會是一個年輕漂亮時髦的姑娘，不苟言笑，永久的蹙眉顯示，證明她有許多艱深的思想，正在深思。”

伍爾夫面的的困境，在今天依然存在，伍爾夫要挑戰的世界，仍是我們所面對的銅牆鐵壁。在一個和解成爲正統話語的年代，追憶永不妥協有其意義，若和解只是對現實的粉飾，何妨大膽說不，追尋內心的主張。

我們不比世界重要，但世界也不比我重要，牢記《時時刻刻》所說的：“親愛的雷納德，要直麪人生，永遠只麪人生，瞭解它的真諦，永遠的瞭解，愛它的本質，然後，放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