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扒39部過億電影背後的151家新公司，一個固化的“新資本時代”正在到來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文丨躍幕電影，作者丨七月

耗時340天，同比去年提前了24天。

截至12月6日22時34分，2019年內地電影市場票房“撞線”600億。

相比去年607億大盤背後有着48部過億國產影片，今年600億節點背後的過億國產影片數量有所減少，至今只有39部。而這其中還出現了兩部40億+爆款， 顯然今年國內電影市場的兩極分化趨勢有所加強。

同樣的，今年國產片背後的資本環境相比去年也明顯有了新的變化，這39部過億影片身後有着151家新公司的加入。

這些新出現的公司主要擔任着影片的聯合出品，近1/4的公司新成立不久，當中還有着國企和新投資機構或投資公司的活躍身影，這樣的新變化恰好對應着今年大盤的突破。

總體看來，這些新入局公司中不乏跨行而來的“新金主”，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市場裏短缺的現金流，推動着行業繼續發展，國內電影產業的“新資本時代”似乎即將到來。

1、北上津成新註冊公司熱土

今年內地影視年度票房600億的誕生過程，如小說一般跌宕起伏。上半年大盤高開低走，春節檔過後提前實現了百億，但之後便遭遇挫折，直到國慶檔才重新追回500億，開始逆襲。

截至12月7日，今年過億的國產片影片共有39部，累計了351.14億票房，相比600億大盤，表現較爲可觀。 但很明顯的是兩極分化嚴重，不足5億的多達23部。

而這些影片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自然離不開資本的加持。根據悅幕的盤點，除了已經熟知的傳統影視公司、互聯網影視公司和新興影視公司， 這些影片背後的出品方、發行方還多了151家新面孔 （其中包括5家參與過影片發行和製作的公司）。

之前根據相關媒體報道，今年已有1884家影視公司被迫叫停，“影視寒冬”的迷霧似乎並未散去。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些新面孔中的新註冊公司變得十分有研究的意義。

根據天眼查數據顯示，這151家新面孔中，共有19家公司於2019年成立，有18家公司於2018年下半年成立，新公司佔比達到了近1/4。

而通過統計這些新公司的註冊地可以發現，北上津三座一線城市基本再次成爲了新一波公司選擇的註冊地，類似霍爾果斯這樣的“新寵”尚未出現：其中，在北京註冊的新公司共有18家，選擇在上海註冊的新公司共有6家，天津則有3家，在三座城市註冊的新公司數量佔比已超過70%，明顯更受歡迎。 此外，在浙江省“落戶”的新公司也出現了6家。

此外，去年一紙陰陽合同引起了整個影視行業的稅務地震，霍爾果斯等稅務優惠的公司註冊地頻頻出現了公司註銷的信息。而這151家公司中依然有着霍爾果斯的身影，但明顯只是少數，僅有5家。

值得注意的是，這5家註冊在霍爾果斯的公司均在2015年和2017年完成了註冊，但卻是第一次入局整個影視行業。除了霍爾果斯福通文化的首次入行是擔任《沉默的證人》的製作之外，其他四家都是第一次參與影片的出品或者聯合出品。

這幾家霍爾果斯公司的入局動作背後，似乎頗有儘快開展業務而不被叫停的“自救”意味。

2、新公司偏向聯合出品，票房分賬堪憂

通過出品一部爆款，從而提攜旗下藉藉無名的新公司，影視公司這樣的操作歷年都有不少，已經不再稀奇。像是去年開心麻花出品的《西虹市首富》，便將特意成立的新公司西虹市影視公司擺在了第一齣品方的位置，借力《西虹市首富》，收割票房分賬且在行業內擁有一席之地。

這樣的提攜操作，在今年也有出現：之前參與過《南極之戀》發行的上海喜焰文化這次在《“大”人物》中擔任第一齣品方；《羅小黑戰記》背後的第一、二位出品方分別是光影工場子公司基因映畫和寒木春華動畫兩家；《犯罪現場》的第二齣品方爲廣東世紀海岸影業；《大約在冬季》的第一齣品方爲參與過《新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3》的北京恐龍影業；《神探蒲松齡》的第三齣品方爲金海岸影視基地；《下一任：前任》的背後有着無錫貴映金畫和臺企阿榮影業分別擔任第一、三出品方；《上海堡壘》的第一齣品方爲華視娛樂子公司上海華歆影視；而大德影業和索寶（北京）國際影業投資爲《鼠膽英雄》的第一、二出品方。

但不難發現的是，這些由新公司擔任主要出品方的影片基本爲票房未超過5億的中小體量影片，即使處在主要出品方的位置也不能獲得更多的票房分賬。

而像是去年《西虹市首富》那樣，借力出品一部超20億+的爆款，讓原本藉藉無名的影視公司位列出品總票房的前茅，在今年並未出現。

即使是今年《哪吒》的出品公司背後，有着彩條屋控股的可可豆動畫和十月文化傳媒以及光線控股的北京彩條屋影業三家新星，這三家公司也排在了光線影業和彩條屋影業的後面，似乎也不能分得更多票房收益；《少年的你》的第二齣品方爲製片人許月珍、導演曾國祥控股的拍拍文化，票房分賬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拋開這些在影片背後的主要出品方佔據了一席之地的新公司，今年這些新面孔更多的只是擔任聯合出品公司的長名單中的一員——擔任聯合出品的共有108位。 這一現象，也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整個行業的下行現狀。

此外，與影片主創相關的公司頻繁出現已經成爲了目前整個行業的常見現象，這151位新面孔中也有不少是與影片主創相關的公司。比如，《我和我的祖國》有着出品人陳紅的香河百靈鳥、導演文牧野的北京夢將軍影業；《最好的我們》第三齣品方爲出品人黃斌控股的微峯娛樂；《“大”人物》背後有着導演五百控股的五百文化、浙江東陽五元大有；導演申奧的裕野影業聯合出品了《受益人》等。

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影視劇製作公司開始參與到影片出品當中來，這對於整個影視產業的資本融合有着很大的推動意義。

像是出品了《你和我的傾城時光》等劇集的皇氏御嘉參與到《掃毒2》的聯合出品當中來，出品了《白夜追兇》等網劇的五百文化擔任《“大”人物》的第二齣品方，出品了《九州縹緲錄》的靈龍文化發展聯合出品了《上海堡壘》，這種變化趨勢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影片當中體現地非常明顯。

3、影片背後的“新金主”：國企、新投資機構活躍

實際上，一部有着相對較好發展空間的影片，自然早早便會吸引不少資本的關注。這已經成爲整個行業的一個共識。

而隨着如今國內電影市場的發展勢頭，與好萊塢“V字走勢”相似的產業化進程的低谷意味着，單純依靠獨立的影視公司拉動行業發展，基本已經失去了希望，“外行熱錢”才能重塑整個行業。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影片背後的出品方、發行方已經有了新的入局者，爲影片帶來了更多新的資本力量，這已經成爲了當下國產片背後投資環境的一個具體表現。

今年目前的39部過億國產片背後那151家新公司，除了一些新星影視公司之外，還出現了很多新的身影。由於今年的特殊屬性，國產片中正旋律獻禮片的數量明顯有所增多，這些影片也自然相應地吸引了不少國企進軍到影視行業當中來。

例如，《我和我的祖國》背後便有着人民網股份、央視國際網絡、福建省電影發行、陝西廣電影視文化產業發展等多家國企參與了聯合出品；《中國機長》則吸引了中植企業集團擔任主要出品方，中國民航報社、四川航空文化等聯合出品。這些國企的加入，除了爲影片帶來資本上的扶持之外，還極大程度上在其他圈層增加了影片的曝光度，從而推動票房表現的不斷突破。

更值得關注的是，與包括《南方車站的聚會》在內的名導文藝片背後出現了一些新的投資公司、投資機構相似的是，今年過億國產片背後也出現了這樣的新身影。

比如，《攀登者》有着高晟財富控股、蘇州市吳中金融的聯合出品；《最好的我們》有着朗文投資控股的北京朝文投文化參投；通海控股旗下的海墨文化聯合出品了《追龍2》；《小小的願望》背後有着瀅盛資本的投資機構北京瀅火蟲影業以及背靠江蘇財政廳的投資機構江蘇文投資本管理；《兩隻老虎》和《神探蒲松齡》背後分別有着新的投資公司香港意馬國際控股、西藏剛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