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過年預警:跟家裏人吵架,永遠是傷敵1000,自損800

過年安排一場阿瑟·米勒的《我的兒子們》,絕對真實地扎心。

前後相繼的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阿瑟·米勒、愛德華·阿爾比這些狠人在某種程度上一脈相承,在家庭範圍內探討社會價值觀問題,將夫妻、父子這樣的親密關係暴露於善與惡、美與醜、罪與罰的考量中。想想田納西·威廉斯的《玻璃動物園》《熱鐵皮屋頂上的貓》,米勒的《我的兒子們》《推銷員之死》《橋頭風景》,以及阿爾比的《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哪一次圍爐聚會不是走向無可避免的撕逼大戰,最終傷敵1000,自損800?

阿瑟·米勒寫於1947年的《我的兒子們》在當時一炮而紅,劇中隨處可見一種戰後的幻滅語境:

戰爭對這裏毫無意義,

整件事對他們來說充其量就是一場車禍。

我跟着我爸做生意,又開始了那些爾虞我詐,

戰爭沒有改變任何人,

除了讓許多人更混蛋了。

而從戰爭中掙扎過來、倖存下來的父一代,希望告訴他們的下一代“苟活”的經驗——世道就是這樣,生存的原則就是這樣,“小人物犯了錯,就會喫大苦頭;大人物犯了錯,就去當個大使避風頭”,“你不該愛人,而要喫人”,“這就是個動物園”。

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父慈子孝也往往是虛僞表象。2019年老維克這版《我的兒子們》和大洋彼岸American Airline Theater的百老匯復排版幾乎同時上演,他們不約而同地都選擇了用寫實的佈景、燈光營造出一種溫馨的中產家庭景象:結實漂亮的小木屋,整潔的小院,留有田園牧歌的痕跡。演員會從屋子裏進進出出,但觀衆始終不能跟進去,只看到屋裏的影影綽綽,這很容易讓人感受到它的隱喻:以家爲名,庇護着一些不爲人知的真相。

隨着劇情的展開,父母試圖隱瞞的事情、小兒子死亡的真相都在逐漸浮出水面,倒逼僞善的父親的過程固然十分過癮,然而幾句扎心的話還是忽然讓人困惑了——父親說:“我是他老子,他是我兒子。如果有什麼比這還重要,我一槍把自己崩了算了!”母親說:“你爲什麼非要讓自己恨我們呢?這也是你的原則嗎?你得恨我們?”所以,掩蓋罪惡,到底有沒有合情理的理由?以家庭之名、以幸福之名掩蓋罪惡,可以嗎?

父一代希望的是家庭能爲孩子們提供優渥的物質保障,而子一代希望的是從家庭中尋找道德的楷模。當父親反覆強調“我這麼做都是爲了你,爲了這個家”“要是讓我進監獄,那全國一半的人都該進監獄”的時候,兒子的回答令人心碎:“我知道你沒比別人更壞,但我以爲你比他們強。我從來沒把你當一般人看,我把你當父親看。”工廠主喬家的兒子們——無論是死去的拉瑞還是活着的克里斯——都曾深信領他們熬過戰爭的是勇氣和無私,而在得知其中的罪惡與謊言的一刻幻滅。

每個人都有顆星,

代表一個人的誠信的星,

你終其一生尋找它,

但這顆星一旦熄滅,就再也不會亮了。

在得知父親雙手沾滿的罪惡之後,克里斯像自殺的拉瑞一樣,是無法再自欺欺人下去的。“撒謊需要天賦,克里斯顯然不具備這種天賦”,那個好心的鄰居只說對了這一半,卻樂觀地認爲:“這種家裏的小革命總會結束的,最後總會妥協。”——事實是,在兒子的決裂中,父親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阿瑟·米勒的《我的兒子們》準確描摹了一種戰後精神:美國夢破滅了,罪惡的父親倒下了,但還有正義的下一代。但那是歷史的幻滅與新生,真正跨越時代引發共鳴的,恐怕還是困在以愛爲名的傷害裏,解不開的死結。誰沒有被親情和道德綁架過?又應該由誰來承擔代價?人們望向那個外表依舊漂亮結實的木屋,深藏着戰爭的血跡,資本主義的原罪,壓抑着真相與良知,那也是父親最後的葬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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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令人窒息的家庭悲劇 《我的兒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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