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

面对“集权国家”这只新出现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儒家想倒推历史的车轮，回到过去，消灭这只老虎；法家却主张前进，主张更快地推动历史的车轮，让这只老虎越来越凶恶。

我们反观历史的发展，孔子的主张显然是脱离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小共同体社会进入大共同体社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央集权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秦王朝统一了度量衡，为建立全国性统一市场奠定了基础；废除了封建等级制，让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平民从底层向上奋斗比以前容易多了。特别是终结了各国混战，天下大部分地区归复和平。这些都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欧洲一千多年后才结束了封建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而日本则直到明治维新后，才做到这几点。

秦王朝统一了度量衡

王夫之因而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毁而选举行……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郡县制比封建制有很多优势，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说是一种天 意。

但是中国的小共体被消灭了，中国人的自治能力也大大弱化了。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体的传统一直很深。且不说希腊城邦是自治的，罗马帝国结构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是小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庭，能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中世纪后期出现的自治城市，更是现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这造成了西欧近代大共同体即集权国家和中国式中央集权的不同：欧洲集权国家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出现的，因此君主的专制权力是有限的，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的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限制。因此，虽然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是大共同体，但是它们都保留了很多自治传统。比如今天美国社会超过一半的公共事务是由民众自我管理完成的，“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的共识仍然存在。

因此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讨论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没有失去自治能力。当小共同体能够在现代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兴盛。如果这种小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基本动力就消解了。因为“文明的动力归根结底来自社会基层。当一个社会活跃着无数自治群体，每个人都参与社区事务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当一个社会把所有权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垄断，这个社会注定会失去活力”。

中国的“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因此君权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周秦之变后，中国社会原有的那些小自治体和小共同体被消灭了，完全被官僚体系取代。正如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法国专制王权时期一样，“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社会因此沙漠化。事实证明，这不利于一种文明和一个社会持续保持活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