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全力推动楚国“王道”统治。

在对周王朝仁政文化进行深入思考后,楚庄王制定了“禁暴、安民、和众、丰财”的施政方针。也就是约束权贵,善待百姓,政治团结,发展经济。通过研究中原国家称霸的历史,楚庄王明白,只有得了国内人心,才能称霸于天下。因此,他开始注重民生,爱恤人力,减轻赋税,先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

楚庄王非常善于用人。他在县令中发现了孙叔敖这个人才,任用他做丞相,并且用人不疑,委以全权。孙叔敖善于发展经济,他主持兴修了芍陂(今安丰塘)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使楚国的农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孙叔敖也因此成为春秋时代的名臣。《吕氏春秋》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司马迁也说孙叔敖“尽忠为廉可治楚,楚王得以为霸.”(《史记•滑稽列传》)

在楚庄王和孙叔敖的共同努力下,楚国虽然经常对外征伐,但是“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连年打仗,“民不罢劳,君无怨仇”。历史学家说,在楚庄王时期,楚国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水平。在春秋早期,楚墓中发现的陪葬物品往往十分有限。而在河南浙川下寺(据说即为楚国古都丹阳地区)发掘出的一个楚国墓葬群,5组26座古墓。中间的一组,规模宏伟,一座主墓附有3座陪葬墓和16座小型殉葬墓,一个大型车马坑。整个墓地出土青铜礼、乐、车马器、工具等达到六七百件。这批墓葬所有的青铜器物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楚庄王统治前后,楚墓的陪葬物品开始越来越丰富,楚文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反映出楚国国力不断强盛,文化也越来越发达。

楚国图腾

在上层社会,楚庄王则大力推行“中原化”。他参考中原礼法传统,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制度。庄王规定,大臣及诸公子入朝,如果马车开到宫门前,马蹄踏到了宫殿的屋檐下,就要受到砍断车辕等的惩处。有一天,太子入朝,马车没有停好,廷理依法惩处了太子的驾车人。太子大怒,要求楚王诛杀廷理。庄王却说:“法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一席话说得太子心服口服。各国因此赞誉“楚之国法行而纲纪立”。楚庄王这种“威”、‘德”并重的措施,使劲敌晋国也深为佩服:“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鲁宣公十三年》)

楚庄王还号召楚国贵族深入学习中原文化,并且自己身体力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楚庄王为太子选师的记载。

史载“庄王使士盛傅太子咸,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日:‘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卜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矣。’王卒使命傅之。”

从士盛与楚庄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臣二人对中原历史文化的了解已经非常深入,引用起历史典故来非常纯熟。

士盛接受任命后,又去请教申叔时怎么样教导太子才好。“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从申叔时所列举的《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门课程,以及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来看,楚国贵族上层对中原文化非常推崇,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理解不是皮相之学,而是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楚庄王时代及以后,楚国使者已经能在外交场合像中原国家大臣一样,纯熟地引用《诗经》进行交际与交流。据董治安先生统计,在《左传》楚国中引诗17首,赋诗3首,《国语》还引诗4首。这一统计表明,楚人对《诗》的学习与运用,己达到一种“不学诗,无以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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