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星：疫情之後，城市亟需升維

摘要：像武漢這樣的中心城市，作爲一個信息中心在國家信息體系中的作用，甚至可能會大於其在物理空間的交通樞紐作用。這是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一種全新城市體系，像基礎設施一樣，納入城市基本保障體系，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應急單元，這是一個基本生存權利。

原標題：張宇星：疫情之後，城市亟需升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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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均來自網絡

2020年開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席捲全國。截至發稿當天，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萬餘例。公共衛生防疫成爲城市規劃領域的熱點話題。UED對深圳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張宇星進行了採訪。他是如何以城市規劃的視角看待此次武漢疫情？未來應如何提升城市應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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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星

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創始人/主持設計師，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研究員（本原設計研究中心副主任）。詩人、策展人、建築/城市/藝術評論人。東南大學建築學博士，教授級高級建築師。深圳市規劃學會常務理事，住建部城市設計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建築學會建築評論學術委員會理事。深圳趣城計劃發起人。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的發起人、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之一，同時擔任UABB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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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

城市內核與定位錯位

UED：在您看來，此次疫情反映出當前城市規劃層面的哪些薄弱點？

這次疫情爲什麼主要發生在武漢，我認爲，武漢作爲一個交通樞紐，是一個“十字路口”城市，或者說是一個實際意義的“國家交通地理中心”，在全國區域體系中有着特殊地位。但現實情況是，城市應急系統、城市管理體系、城市風險預測等方方面面，與武漢作爲一個國家交通地理中心的實際地位存在着巨大落差。這種落差映射在各個方面，也許這一次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下次可能會在其他方面上暴露出來。所以，城市內在的區域地位與外在的管理系統的嚴重錯位，是造成這次公共衛生事件的最核心原因。這種錯位問題，並非在於城市規劃，而在於規劃之外。

武漢——長江經濟帶重要節點、中國的交通地理中心城市

這種錯位，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城市的“維度落差”，因爲武漢疫情反映出來主要不是物理空間問題，而是更高維度的信息空間滯後問題。在如此高密度、高人流的超大型城市中，各種各樣的信息需要及時收集、反饋、計算、處理和控制，但武漢顯然在這方面是嚴重缺位的。我認爲，不管是專業界還大衆領域，目前對於超級大都市的 “信息空間特殊性”的理解還是不到位的。這種信息空間特殊性體現在，類似武漢這樣的“潛在的戰略中心城市”，從一開始就應該具有超前的信息安全戰略性，從更高維度的信息空間上予以提前規劃和謀劃。否則，很有可能培養出一個看起來龐大但實際上沒有高維度信息處理能力的“巨嬰城市”。因爲當代大都市不僅僅需要完善的城市功能，更需要完善的城市信息管理，包括應急系統，纔有可能適應隨時出現的複雜局面。

武漢城市意象

UED：這次疫情過後，湖北及周邊地區尤其是武漢等多個城市的未來發展將如何？

城市及區域發展還是要向前看和向前走。作爲規劃專業人員，一定要透過表象看清實質，堅持遵循城市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不能人云亦云、流於表面。要防止因爲疫情突發事件引導城市走向另一個極端，使得城市產生降級行爲。所謂“降級”就是迴避核心問題、就事論事，然後針對非實質性問題進行亂折騰，既浪費了城市資源，又浪費了發展機遇。這次疫情，表象是城市公共衛生和醫療體系的不足，實質是城市整體能級的不足。下一階段，武漢以及整個湖北都應該在注重城市快速增長的同時，進行全方位的 “城市升維”，才能更好地應對下一次的突發事件。

武漢市長江新城起步區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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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維

信息流控制下的集中和分散

UED：在疫情帶來的反思下，什麼是城市升維呢？

城市升維的本質，是指要從更高維度去理解和控制城市。根據經濟地理學的研究，現代城市中有POET四種流：P即人流(People)，O即物流(Object)，E即資金流(Economic)，T即技術流(Technology)。這四種流量決定了整個城市日常的運營、城市功能的集聚和擴散程度。

現代城市的五種流量

但是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卻是更高維度的流，即信息流（Information）方面的問題。前四種流量（POET）是相對低維的，比如物流和人流，沿着交通路徑在平面和三維空間上進行傳播，是介於一維和三維之間的；資金流和技術流可以在更廣泛的時間、空間中傳輸，是介於三維和四維之間的。而第五種流，即信息流（I），則是更高維度的，信息流不僅包含了線性的時間、空間，還包含了非線性的信息糾纏。在當代大都市的五種流量POETI中，最後一種流量——信息流，其實是最爲關鍵的，因爲它可以對前幾種流量起到操控作用。

紐約時代廣場同時也是一個信息生產空間

非線性的信息糾纏是信息流的最關鍵特徵，從一開始就把這種信息糾纏考慮進去，才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因爲信息糾纏而產生的信息誤判、信息扭曲等現象。管道化的信息流與非管道化的信息流必須共存，並且形成相互平衡。所謂管道化的信息流，是指受到高度管控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信息路徑，它們所編織形成的線性信息空間；非管道化的信息流，則是指完全開放的非線性信息空間，所有人既是這個開放信息空間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這個開放信息空間必然是高度糾纏的，真實的信息和非真實的信息（所謂“謠言”）交織在一起。

一個完整的信息控制空間，應當是同時包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信息流反饋機制，並且提前考慮到信息流的內在糾纏，做好反糾纏的預案。這套信息空間系統如果平時多加演練，會大大減小突發事件產生的危害。如一些全球頂級城市，紐約、倫敦、東京等，爲了適應作爲全球中心城市的高流量狀態，在擁有強大POET四種流量的同時，其信息流的實時反饋能力和反糾纏能力也都非常強。

紐約市應急管理部門

UED：有一種觀點認爲，經過此次疫情之後，我國的城市應該從大規模的集中走向適度分散，以避免病毒的快速蔓延。您怎麼看？

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密度問題以及集中、分散問題，而是如何能實現對信息流軌跡的完整追蹤，從而提高城市的應變能力。武漢的人流和物流是非常大的，如果我們對信息流的管理能力跟不上，遇到緊急情況，城市系統就必然會癱瘓。我們所需要的，是在高密度和高度集中的過程中，實現精細化的分散。這樣才能在提高城市POET四種流量的同時，通過信息流來提升應急反應能力。這個“聚中有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城市升維的過程。

信息平臺

我認爲，未來的中國大城市還是需要進一步加大密度，提高集聚程度，唯有如此才能積累能量，爲城市的真正升維創造基礎。我們不能以低效的城市分散以及應急性的空間隔離爲價值基礎，來搭建未來城市模型，而應該加速城市迭代速度，讓城市儘快升維，只有這樣才能應對下一次危機。

城市升維

UED：“城市升維”是否與規劃一直在進行的大數據相關？

對，很多事情看起來是偶然，實際是必然。如果可以將疫情的危機轉化爲一種新的機會，也會爲城市帶來新一輪成長的可能性。我國近年來大力倡導的智慧城市和大數據，其實都是在強調信息與城市的關係。應當說，我國近幾年信息產業的高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疫情危機帶來的影響。而反過來，此次公共衛生事件，必然也將加快信息產業的進一步升級和發展。

至於大數據，我認爲是未來信息空間系統的基礎，但大數據本身並非目的。目前的大數據還是分散的，這些數據尚未充分發揮其信息空間基礎價值。對於整個國家體系來說，我們需要建立完整的信息空間體系，保證所有城市的主幹系統通過信息傳輸通道與中央相連，並及時向決策層反饋信息。不僅如此，毛細血管與主幹系統之間以及毛細血管相互之間，也需要建立高效的反饋機制。

百度遷徙

無論是智慧城市還是大數據，都應當超越於現有的城市功能，這樣才能起到引領城市升維的作用。像武漢這樣的中心城市，作爲一個信息中心在國家信息體系中的作用，甚至可能會大於其在物理空間的交通樞紐作用。這一點，也許我們在做城市和區域規劃時，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希望在下一階段的全國新一輪空間規劃編制過程中，加強有關信息空間的規劃內容，以及信息空間在空間規劃體系中的價值樞紐作用。

城市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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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作爲公共政策和公共領域

UED：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中是如何應對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有哪些理念和規定？

現代城市規劃的起源與公共衛生是直接相關的，比如早期英國關於城市衛生和工人住房的立法就已經基本形成了現代城市規劃原理，關於污水處理、公共衛生防治、應急防災等。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城市規劃，總的來說還是遵循了現代城市的規劃基礎原理，城市規劃本身並沒有大問題，而且此次疫情的發生也並不是由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和建築設計造成的。我們不一定急於從城市規劃角度進行反思，但需要從更高的維度、更廣闊視野提出未來的設想。

2019中國城市規劃年會

目前，我國與公共衛生和應急防災相關的規劃，主要由城市規劃部門和非城市規劃部門主導。城市規劃部門主導的規劃，其實一直包含了公共衛生和應急防災的專項內容，比如在城市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和城市設計中，一般都會設相應篇章。這些規劃，都會依據現代城市規劃的基本原理，對醫院、傳染病醫院、應急診療中心和社區配套醫療服務中心等，進行非常詳細的技術規定。

杭州市區醫療衛生設施佈局規劃(修編)

另外，非城市規劃的政府部門，如發改委、衛生部門、農業部門等也會專門制定與公共衛生相關的專項規劃，比如全國衛生事業的十二五、十三五發展規劃、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等。其中，與公共衛生直接相關的一個重要規劃，是由國家發改委和衛生部門主導編制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的建設規劃》，這個規劃詳細規定了有關醫院分級體系、烈性傳染病的防治等，層次架構非常清晰，該規劃是目前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的最權威文件。

健康中國2030

在這裏，我想強調的一個理念就是：與公共衛生相關的規劃，本質上是一種公共政策，因此從一開始就應當直接面向公共領域。規劃是一種權力，更是一種權利。公共衛生規劃的主要內容，應該大力傳播到每家每戶，而不應該只是作爲一種部門專項規劃。公共政策的最終監督者不是上級部門，而是社會大衆。只有每一個市民都能對公共政策具有知情權和參與權，當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才能主動擔負起監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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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互聯網時代下的新空間構想

UED：經過此次疫情的考驗，未來的城市規劃應當從哪些關鍵方面入手，提高城市面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不確定性風險的響應能力、適應能力與恢復能力？

此次疫情可以看出在兩個方面出現問題：一方面在於防疫——疫情來了，信息反饋機制失靈。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城市的升維，從信息空間角度提升城市的信息處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於治療——城市的醫療體系跟不上，因此需要全國前來救助。如果中國沒有這樣高度發達的交通和物流基礎設施體系，疫情的後果有可能更爲嚴重。所以我認爲，從區域角度來看，恰恰需要進一步加大城市之間的連接效率和連接密度，而不是反向爲之，引導區域向“孤島化”方向發展。

廣州南站

從具體措施來說，需要研究日常和應急兩個體系，兩個體系應該長期並置，形成一種“相互備份系統”。在日常系統中，城市空間應該增加空間（特別是公共空間）使用的彈性、可變性、混合性、容載性，比如體育館臨時轉化爲放艙醫院，就是很好的做法。推廣一步，未來所有公共設施都應具有雙重屬性，成爲“通用基礎設施”。比如機場、體育館、圖書館、音樂廳、街道、公園、學校、政府機關大樓，等等，理論上都可以轉化爲城市應急系統的一部分。這就需要我們從城市規劃標準和建築規範角度，進行大幅度調整，從技術上做好儲備工作。同時，也應該制定相關法律，使城市空間的新屬性成爲未來城市的法定內容。

光谷科技會展中心方艙醫院

對於應急系統，需要儘快構建 “國家應急產業體系”，鼓勵實體制造業和商家提前預製臨時的應急單元，包括應急醫療倉單元、應急防災單元等，在突發事件發生時直接運送往現場快速組裝，可以大幅度提升效率。與永久性建築空間不同，這樣的應急單元佔用空間較小，更現實，成本也比較低。目前，國家應急產業體系並沒有形成，應該鼓勵發展，未來具有很大的應用前景。

武漢火神山醫院施工現場

UED：此次疫情是否會促成一些新理念的產生呢？

我曾提出過 “單元人”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基於互聯網與城市關係提出的。未來發展的趨勢必然是人的單元化。這不僅指人作爲一個信息節點，也包括在物理空間上走向單元化。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生活空間、工作空間、休閒空間，這三種屬性可以整合在一起，成爲一個獨立空間單元。獨立空間單元與城市基礎設施直接相連，這樣的空間也可以稱之爲“終端空間”。這次疫情必然會加速這種單元化趨勢。

單元人：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生活空間、工作空間、休閒空間

如果未來疫情再次發生，我們應該怎麼隔離？最好的狀態是每個人單獨隔離，形成最小單元。這個單元可以滿足人的基本生活，解決基本生存問題（衛生設施+廚房設施+睡眠休息設施），甚至可以拓展爲最小的工作單元。這是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一種全新城市體系，像基礎設施一樣，納入城市基本保障體系，每個人都擁有獨立的應急單元，這是一個基本生存權利。同時這種單元空間與當下的互聯網體系可以匹配起來。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定期、不定期的隔離體驗（比如一週一次），開始適應這種獨立生存狀態。當然，前提是通過互聯網的信息空間可以解決基礎性的配套服務問題。

單元人的生產空間模型

除了個體單元的分散化趨勢，共享空間、交流空間、展覽空間、集會空間等則會集中和加強。未來城市會變成一個融合體，既分散又集中。傳統上的辦公區、居住區、商業區、科技園區這樣的功能集中區，有可能會衰弱、消失，被獨立的個體單元所取代。未來的城市就像葡萄樹，每一個個體單元就是一粒粒葡萄。這個單元最小可以到個人，也可以到家庭，或者一些社羣聚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