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为儒家的核心经典，而《礼经》就占了其中的三个——《周礼》、《仪礼》和《礼记》，可见礼学在儒学体系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郑杰文、傅永年主编的《经学十二讲》中收录了丁鼎所撰《三礼概说》一文，此文开头即称：“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它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包容了与这些制度和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三礼’就是记载我国古‘礼’的三部极其重要的典籍。”

为什么礼学这么重要呢？丁鼎又在其文中做出了如下的阐述：“‘礼’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如果借用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mal Kuhn，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理论来审视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自周朝初年直至明清时期的长时段中，一直处于‘礼乐文化’的范式之中。”

《礼记》二十卷，明嘉靖间东吴徐氏覆宋刊三礼本

对于“礼”的起源以及“三礼”的来由，钱基博在《经学通志》中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三百，《周礼》是也；曲礼三千，《仪礼》是也。

而对于“三礼”一名的来由，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说：

汉世所谓《礼经》，乃今世所谓《仪礼》，《大戴》、《小戴》与《周官》，皆不与焉。郑玄兼注《礼经》、《小戴》、《周官》三书，始有“三礼”之名。《仪礼疏》引郑《序》“著《三礼》七十二篇”是也。其后阮谌之《三礼图》，王肃之《三礼音》，崔灵恩之《三礼义宗》，皆以“三礼”名。

本文所讲则专谈“三礼”之一的《礼记》，对于《礼记》一书的最早记载，则是《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言：“《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班固的这句话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礼记》合计有131篇，二是该书所收录的内容为孔子的弟子所记录下来的文献。

关于《礼记》的篇数，后世产生了较大的争论，东汉郑玄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记》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玄在这里明确地称，戴德编纂的《礼记》总计有85篇，这部书被称之为《大戴礼记》；而戴圣所编纂的《礼记》有49篇，此就是后世流传的《礼记》，而今的《十三经》中所收的《礼记》，就是戴圣编纂的49篇《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十三卷，清乾隆二十三年德州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

但是，将《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篇数相加，85篇加49篇等于134篇，这就比《汉书·艺文志》上所记载的131篇多出来了3篇。

关于《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这间的关系，说法之一则是认为《小戴礼记》是根据《大戴礼记》删减而成者，这种观点最早是由近代的陈邵提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中引用了陈邵所撰《周礼论·序》，该序中称：“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大戴礼记》十三卷，清乾隆间抄本

陈邵在这里提出，戴德收集了古代的礼书204篇，而后他经过删减，留存下来85篇，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大戴礼记》；此后戴圣又根据这85篇《大戴礼记》再次删减，成为了49卷本的《小戴礼记》；而后马融、卢植等又添加进了一些篇章，成为了后世所看到的《礼记》一书。

陈邵如何知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是如此衍变而来者，他未做出解释，但是《隋书·经籍志》却肯定了陈邵的所言，并且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这段论述跟陈邵所谈基本相像，但他明确地点出《礼记》中的《月令》、《明堂位》和《乐记》这三篇是汉末马融添加进去的，如果把这三篇去掉，那么《小戴礼记》就由49篇变成了46篇。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这46篇《小戴礼记》再加上85篇的《大戴礼记》，恰好符合《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131篇。

《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清同治十三年淮南书局刻本，书牌

《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清同治十三年淮南书局刻本，卷首

这样的巧合当然受到了后世的质疑，这似乎是为了符合历史最早的记录而刻意凑出来的数字，但这种凑法也有其他的毛病在，刘松来、唐永芬所著《礼记开讲》中称：“这种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弥合了郑玄《六艺论》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关于大、小戴《礼记》篇目总数相互矛盾的漏洞，但实际上附会臆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据《汉书·成帝纪》记载，刘向受诏校书是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此时《礼记》四十九篇早已由戴圣编辑定型，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删刘向所校定书的问题。”

前面提到，陈邵说《小戴礼记》是根据《大戴礼记》删减而来者，此后的一千多年，学界都本着这种说法，可是到了清乾隆之后，有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戴震就认为《小戴》不是从《大戴》删减而来者，他的理由是：刘向的《别录》中已经提到了《礼记》就是49篇，另外《后汉书·桥玄传》中又称：“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为桥君学。”而这里提到的桥玄的七世祖桥仁，正是戴圣的弟子。可见，在戴圣弟子的时代，桥仁所撰的《礼记章句》也是49篇。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小戴》原本就是49篇，而非《隋书·经籍志》上所说的46篇，直到汉末马融加上3篇之后才成为了49篇。

《礼记或问》八卷，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汪双池先生丛书本，书牌

《礼记或问》八卷，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汪双池先生丛书本，卷首

除了这两条证据之外，戴震还通过文本的比较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以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戴震撰《大戴礼记目录后语》）

如此说来，如何解释46篇和49篇的数字之差呢？钱大昕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他认为《小戴礼记》确实是46篇，但是由于其中的《曲礼》、《檀弓》和《杂记》三篇篇幅过长，因此有人将这三篇文章各分为了上、下。这样算起来，就多出了3篇，加在一起就正好符合了49篇之数，而后再加上85篇的《大戴礼记》，也就与《汉书·艺文志》上的131篇，完全相符合了，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中说：“《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因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卅一之数。《隋志》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

而对于《大戴》和《小戴》之间的关系，钱大昕则认为这两部书并行于世，不存在《小戴》删《大戴》的问题。而后的陈寿祺也赞同钱大昕的观点，但他对钱的所言进行了修订，他经过一番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说，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左海经辨》卷一）

既然是这样，那班固为什么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合在一起著录篇数呢？后世学者又有着一大堆的争论。而到了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则根据新出土的文献，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实际上，大、小戴《礼记》互有重复之处……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汉志》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个来源。清钱大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因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卅一之数’。这很可能是对的。”（《郭店简与〈礼记〉》）

李先生通过出土的汉简印证了钱大昕的推论，他认为钱的说法是对的。而后，李学勤又做出了这样的综述：“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徐师曾撰《礼记集注》明隆庆六年刻清康熙五十八年印本

篇数问题基本说清楚了，接下来再聊作者问题。关于这两部《礼记》的编辑者，两千多年来的学者大多认定是戴德和戴圣，但也有人不这么看，其理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一书，有几篇文章是马融和卢植编进去的。而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张揖认为，《礼记》一书的作者是西汉初年的叔孙通。这种说法的依据在哪里，张揖未曾说明。所以，他的这个说法未被后世所采用。

其实从《礼记》一书的内容来看，该书中收有多人的作品，比如其中的《哀公问》等四篇，就被视之为孔子的作品，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说道：“此三篇文体相类，盖一家之书也。《哀公问》篇前问政，后问礼。《仲尼燕居》篇记孔子为子张、子贡、子游说礼乐。《孔子闲居》篇则为子夏说《诗》。皆反复推论，词旨极为详尽。”

余外，《礼运》一篇则被视之为孔子的弟子子游的作品，龚敏在《礼记·礼运篇的作者问题》中称：“《礼运》为周秦之际，子游氏之儒所作，其出约稍晚于《系辞》、《中庸》，而略早于《孟》、《荀》。”

如此说来，戴德和戴圣不是《礼记》一书的作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应该是编者。对于他们二人的生平，《汉书·儒林传》中称：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苍、鲁闾丘卿。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根据这段记载，戴德和戴圣的关系似乎是同学，然而《后汉书·儒林传》中又说：“《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

这句话说戴圣是戴德哥哥的儿子，如此说来，大、小戴是叔侄关系，而他二人共同拜了后苍为师学习礼经。

《隋书·经籍志》上，对他二人的关系又有如下的记载：“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

这段记载比《后汉书》多了一个“从”字，大、小戴之间的关系由亲叔侄变为了表叔侄，而这种说法被后世所采用，比如孙显军在其所撰《两代生平及关系考》一文中，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戴德与戴圣为从叔侄关系，戴德年长于戴圣，早于戴圣师从后苍学《礼》，曾为兴都王傅，先后有弟子徐良、桥仁；但阳朔二年前后，先于戴圣而亡，后来弟子桥仁遂又师事戴圣学习，号为‘桥君学’。从后苍弟子间的年龄关系看，戴德、萧望之、冀丰差不多同年，而戴圣与匡衡差不多为同年人。从学术地位和影响来看，为‘大儒’、参加石渠阁会议、两为博士的戴圣，显然要比叔父戴德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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