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并不多。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对他俩服务的朝廷和皇帝，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到这里，我觉得要多饶舌几句，在曾、李所处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尽管“行道”与“忠君”有矛盾，但为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尽己所能，必须以“忠君”为前提。

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的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

曾国藩受命去处理“天津教案”时，正当其声誉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从保定赶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这个差事太难了，既不能不负责任地硬怼法国，引起战争；又不能把仇外的爱国士民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牺牲自己的名节。同治九年六月，曾国藩刚到天津，着手处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日记中写道：“本日办一咨文，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之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他对办理教案将影响自己的清誉已经料到了。

曾纪泽《使西日记》中载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拜别慈禧太后两人的对话，曾纪泽向太后讲到当年其父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负重，替国家保全大局。慈禧太后：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在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报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作为手握重兵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尽心尽力为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在大清官场那个酱缸里，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艰难。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感叹：“老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来和造反的太平军、捻军斗争，而是与体制内各种错杂复杂的力量。对此，曾国藩有过愤怒，有过想撂挑子的想法，最终坦然承受，以“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态度待之。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自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对此他在日记中解释道：“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意即不管身处何种境地，如同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努力向上。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都因保持自己的骨气。

尽管李鸿章处理事情比曾国藩更加圆通，但大体上说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计毁誉做事是延续师门一脉的。和前述曾国藩那副对联对应的是，李鸿章也写过一副对联自勉：“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显然是得了老师的心法，只是牢骚表达得尤为明显，不如曾国藩那样含蓄。

经过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国藩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骂名满天下，而常常头晕，一只眼睛失明。拖着病体强打精神做事，很快油尽灯枯，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午后在两江总督衙署突发疾病而逝。他去世这天早晨，起来后写了一段日记，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文字：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这段文字流露出曾国藩有些许的厌世情绪，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千钧重担终于卸肩了，交给了弟子李鸿章。李鸿章面临的局势比曾国藩更为艰险和复杂，他活了七十九岁，寿则多辱，他受到的非议和背的黑锅也远比老师多，比老师重。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黑锅是对日“甲午战争”战败，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作为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际统帅，李鸿章当然要负责任，但我以为不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清朝还是前现代国家，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动员能力以及具体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无法和经过明治维新后而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此战必败，李鸿章的畏葸避战，尽量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当时不得已的法子，也是最为现实的应对方式。可志大才疏、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和他那位善于弄巧、对湘淮军成见很深的老师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实力对比、善于打口炮的“清流派”官员强力推动下，李鸿章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战败后他带着儿子李经方去日本下关签约，忍受人生最大的侮辱，几乎被日本刺客杀死。在当时的情形下，他讨价还价，尽最大能力在赔款、割地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损失，后来还运作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可这样换来的是“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天下诟詈，而促成浪战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称颂为不畏强敌的爱国者。

背着甲午战败的黑锅，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淡出权力核心层，他卸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重任，去广州做两广总督。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双核心”的清廷不断作死，一次昏招接一次昏招。先是“戊戌变法”失败，太后皇帝母子彻底闹翻，然后是太后重用义和拳来“扶清灭洋”，引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两宫仓皇西狩。这时候，又把大清第一背锅侠李中堂请出来当“救火队长”。已是衰朽老人的李鸿章北上京师，呕心沥血和列强谈判，从列强要求的从十亿两白银赔款争到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赔款，总算保住太后的面子和避免大清被瓜分。代表清廷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后，身体和精神彻底垮了，不久后在屈辱中去世。

据他的得力助手周馥回忆，他得到李鸿章病危的电报后，急忙从保定赶往京师贤良寺李鸿章的病榻前，李已身着殓衣，呼之能应嘴巴却不能说话。周馥在其耳边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 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听了这话，李鸿章流出两行清泪，闭上了双眼。周馥后来写诗挽悼这位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乡前辈：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

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

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同为曾国藩门生的大学者俞樾写给李鸿章的挽联上联曰“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这当然只是俞曲园先生一厢情愿，认为如果继续让李鸿章留在京畿当直隶总督，就不会发生“庚子事变”。老太后发起疯来，连她信任的满族大臣荣禄都挡不住，何况李中堂？李鸿章幸亏去了广州，既避免了留在京畿遭受不测，也有机会和刘坤一、张之洞联手促成“东南互保”，为国家保住了南方的安宁。

李鸿章死后多年，流传出一首据称是其签订辛丑条约后所写的“绝命诗”，诗曰：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据史家考证，这首诗应该是当时的士人伪托李鸿章所作。诗的内容和口气太贴近李鸿章的身份了，而且刻意呼应李鸿章早年进京参加乡试所作的诗：“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依据这首诗的内容，模拟的更近“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心态。不过虽系伪作，但我认为不妨视为李鸿章真实的情感。“临事方知一死难”，和曾纪泽所言，“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是一样的意思。一死倒是干脆，可是对大臣来说，有时候轻易地死也是不负责任，更艰难的是苟活下来替君主受过，来收拾残局。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曾国藩、李鸿章处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位置，他们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无法突破传统帝制的政治架构，无法突破必须听命于君主的天条，大才赤忠难补天，只能做老大帝国那座旧房子的裱糊匠，为清廷延续了一些寿年而已。这是师生二人共同的悲剧，这样的悲剧更能使后人动容。虽如此，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对历史的走向起到了正向效应。洋务运动给东南互保打下了基础，也催生了立宪派，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最后交棒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亦是湘淮系子弟）。因为种种历史因缘，武昌起义后，得以南北议和，清廷发布退位诏书，将国家所有的疆土和百姓交予了民国，使中国幸运地躲开了一场大规模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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