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2016年开始李辉退休了，而他的活动更加多了起来，他说近期在继续出版名人日记，另外忙着组织副刊文丛，而后者即将出版四十种左右。除了编书著书外，他还忙着一些其他的活动。而我所留意者，则是他多次前往甘肃河西学院去搞活动。

这套书是李辉请不同人所写

向我讲述这套书的来由

李辉为什么跑到千里之外的张掖去举办各类活动呢？其实我已从网上了解到了不少的信息，这是因为他的恩师贾植芳的藏书捐给了甘肃河西学院。关于贾植芳藏书的情况，薛栋在《精神寓典籍大爱传河西——贾植芳先生藏书捐赠河西学院记》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贾先生自谓：我是读书人！“他爱读书，爱买书，爱谈论书，爱友人赠书，也爱赠友人书。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叫‘玩书’。”由于贾先生几经牢狱之苦，颠沛流离中其藏书几经劫失；特别是1955年他书房里的所有藏书，包括许多珍藏的古籍、稀有版本和私人相册书信，全部因抄家而失落。贾先生位于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家中的书斋藏书，是他在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后陆续积累起来的。其来源一是先生20多年来节衣缩食不断光顾书店所购买；二是多年的老友、同仁、学生和出版编辑机构赠书，而赠书中签名本数量很多，每本书都有着生动的故事和特殊的纪念意义。贾先生大量的藏书以现代文学作品集和研究类图书为主，其次为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类图书，也有部分哲学社会和研究“文革”的图书，而最具特色的当属“胡风集团”的图书和比较文学研究类图书。伴随着购买、受赠和著述，贾先生狭小的书房藏书充盈丰厚，数千册图书塞满七个书橱，乃至于小书桌、写字台、窗台和地上到处都堆放着书籍。

这段话读来令人痛心，贾先生所藏的那么多珍贵版本都已失去，而他进过四次监狱，一次是日本人的，两次是国民党的，而最长的一次则是因为“胡风案”而打成了“反革命”，为此他遭受了25年的劳教。他出狱后竟然继续藏书，这种精神的确令人感佩。2008年4月24日，贾植芳先生去世了，关于他藏书的归属，李辉的同学陈思和教授多次于贾先生的后人商议，而那时复旦大学对口支援的学校是甘肃河西学院，恰好陈思和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生何清先生原本就是张掖的河西学院的学生。通过陈晓兰教授的联系沟通，最终贾植芳所藏的三千三百多册书捐给了河西学院，而该学院对这批捐书十分重视，该院设立了“贾植芳藏书陈列馆”，同时还成立国内首个“贾植芳研究中心”，而该校设立了“贾植芳讲堂”。

难得的史料

贾先生的藏书能有这么好的归宿，跟陈思和、李辉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不只是把恩师之书捐给了河西学院，同时为了丰富该院的藏书，贾门弟子总计三十多人总计拿出了三千多册书，以贾植芳的名义共同捐给了河西学院，此外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捐给河西学院两万六千册图书，而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捐了五百多册书。除此之外，李辉先生也捐给该校一万多册书，乃是私人捐书最多者。除了捐献这些书，李辉还帮助该校得到了一批贾植芳生前所用物品，薛栋在文中写道：

在李辉先生和陈晓兰教授协调下，桂芙女士将贾植芳先生书房的六个书柜、一组沙发、一张圆桌、一张写字台和部分贾先生生前用品捐赠于河西学院。2014年12月2日，河西学院图书馆薛栋书记带人在赴复旦大学第九宿舍贾植芳先生故居，接受了这批家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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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努力，使得河西学院的藏书迅速的丰盛起来。李辉还多次组织一些名家朋友前往该校办讲座。我所熟识的朋友中，有多人都到贾植芳讲堂开讲。由此可见，李辉对于河西学院的藏书方面作出不小贡献。然而对于他能捐出自己珍爱之书，我多少还是有些难以理解。我的这个疑惑，源于十几年前巴金捐书流失之事。

2002年，李辉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其内容则是谈到潘家园市场上流散出了巴金捐赠之书，这些书上钤盖有“巴金藏书”、“巴金赠书”及“北京图书馆藏书”等字样。捐赠之书怎么能流散出来呢？针对这件事，李辉进行一系列调查，而后他将此事转告了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经过一番了解，巴金所捐给北图的书总计有一百多本流散了出来，对于巴金捐给北图藏书的数量，《南方周末》记者朱强、张英在《巴金赠书竟摆在旧书报摊上：谁亵渎了巴金？》一文中说：“据李小林回忆，巴金共向国图捐赠过6次书刊，仅1981年、1982年这两次的赠书就达3274册。这些外文书刊主要分为三部分：早期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论著、性科学与性风俗方面的书以及文学巨匠们经典著作的各种版本。”

而后这件事越搞越大，有不少的媒体都报导这件事，今天我见到了李辉又问到了这件事的本末，而他得到巴金藏书的来源，也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对于巴金这些藏书的流散，我还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向李辉作了些解释：大型图书馆内有数量巨大的捐赠之书，而名家手稿则会珍藏在手稿库，有收藏价值的善本级图书则会放入特藏库，而一些普本之书以及一些杂志等等就会纳入阅读体系。阅读类的书因为经过太多读者的翻阅，故品相就会受损，因此每过几年图书馆就会处理掉一些普通读物。

巴金所捐之书因为图书馆不断有书入库，故库房一向很紧张，因此没有给一些捐赠者建立专藏库，可能是这样的缘由，使得巴金捐赠之书的普通本流散了出来。李辉闻听我的解释，依然认为图书馆的这种做法不对，毕竟是名家捐赠之物，怎么可以就任其流散呢？

对于李辉的心态我能够理解，因为他在读书时就把巴金列为了第一个研究对象，李辉写过一篇名为《最好的纪念是传承——写在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的文章。他在此文中谈到过研究巴金的起因：“记得1978年年底，在复旦大学校园，现代文学史的课间休息时，我与同窗陈思和聊起巴金作品。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从此，开始动笔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成为我以后许多年的主要关注对象。不仅仅如此，因为关注他，我在大学毕业走进北京后.不断拜望和采访他的一个个老友，也成为那些年我的重要生活内容。”

正是这样的研究，使得他继承了巴金敢说真话的性格，而他在此文中提到1994年在苏州召开了巴金研讨会，当时李辉请萧乾题词，而萧乾写道：“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会议结束后，李辉前往杭州看望巴金，而后把萧乾写的这句话转告给巴金，巴金听后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是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风气，写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现在就是把自己说的话兑现，讲真话。自己把自己这样限制，要求讲奉献，只要是真正的奉献。苦恼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话。我现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话》里。”

能够否定自我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勇，想来巴金的这种勇气对李辉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巴金为何要一批批地捐书，我多少还是不能理解。朱强、张英在文中写道：“据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在巴金身边工作的陆正伟先生回忆，巴金家中有80多个书架，书橱都排着满满的书，连家人也无法统计出具体数目。从1981年起，他就开始一车一车地往外捐，至今已先后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其他地方捐出了各类图书近3万册，期刊1万多册。”

藏书是何等之不易，巴金却将自己的珍藏一批批地捐出，这是怎样的心态呢？我为此向李辉求证，然而他只跟我说：巴金就是喜欢捐书。以李辉思维之缜密，他这样的回答显然是答非所问，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深谈巴金捐书的心态，他跟巴金有着密切的交往，应当能够了解到巴金捐书举措的动因。既然李辉那么在意巴金所捐之书流散出来的事情，按说他应当对捐书之举没有了好态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解释他给河西学院又捐了一万多册书呢？这种做法会不会是受巴金的影响呢？

闻我所言，他只是笑笑说，应该是吧。他解释到，所以他会请不同的名家到那里去讲座，以便让那里的师生增广见闻。同时李辉也说，该校原本藏书量很少，经过这样的捐赠，能让那里的学生读到更多的书，这当然也是一件功德事。

这是巴金故居侧旁的床栏板

关于李辉对巴金的热爱，我在“看云斋”中的所藏就能够体味到其热爱之深，李辉家中客厅的一侧悬挂着两块雕花木板，李辉说这是窗栏板也很有故事。他告诉我说，二○○三年四月，他前往巴金的故乡嘉兴的塘汇镇去寻访李家祠堂。巴金1923年到上海后，首先就去了嘉兴的塘汇镇，那是巴金祖父的家乡。当时由范笑我等几位当地人带去的。他们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李家祠堂，因为李是巴金的本姓，找到祠堂时，该祠已经有他人居住。他们却看到李家祠堂隔壁有一个废弃的院落。他们翻墙进入此院，看到了不少废弃之物。当地的朋友从墙上取下了一些老照片，而李辉却看上了这对窗栏板。他注意到这两块雕板保护得十分完好，于是他就将此背了回来。这是李家祠堂隔壁之物，故也算是跟巴金有关的旧物，所以他特别喜爱这两块雕板，这么多年来一直挂在客厅内。二十多年过去了，李辉跟我讲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有着愉快的语调。

利用杜高档案所写之书

其实李辉“看云斋”的所藏，以我的眼光来看，更为重要者，是他所得到的那些历史资料。除了收藏手札，李辉也从潘家园的旧书摊上买到数量不小的名人资料档案，而颇受世人瞩目的一批则是“杜高档案”。对于这批档案的价值，李辉曾写过一篇《“杜高档案”收藏散记》，他在该文中简述了这批档案的内容和价值：

我当时正计划写黄苗子、郁风合传，并写一篇他们与吴祖光等朋友形成的“二流堂”故事的文章。在这些档案中间，恰好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二流堂”以及吴祖光和他的所谓“小家族集团”。这些材料，大多是当年专案组整理出来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批判提纲和批判会议记录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涉及不少文坛重要人物，如周扬、田汉等，以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如1964年的文艺整风等。这样一些特殊年代的遗物，对于研究那段历史、研究档案制度乃至各种特殊文体，显然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难怪有朋友说我挖到了一个“金矿”。

杜高档案原件1

杜高档案原件2

我在“看云斋”看到了不少这样的金矿，而李辉正是通过这些资料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李辉真可谓藏以致用的典型。可惜他的所藏不是我偏爱的古书，虽然如此，我还是找到一篇他所写的跟古书相关的文章——《何时再唱石门颂》。

《石门颂》乃是陕西汉中的一方摩崖刻石，此石刻于东汉建和二年即公元148年，此石的拓片我有收藏，这也是我对该文感兴趣的原因。李辉的这篇文章其所谈重点乃是一位名叫张佐周的工程师。抗日战争前夕的1934年，因为要修西汉公路会影响到刻在路边的一百多方摩崖刻石，为了能够不让这些刻石在修路过程中被炸毁，这位张佐周向有关部门建议，宁可改道绕远也要保留下这些刻石。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终于使这些一千九百多年前的著名石刻完好地留存下来。到了1960年，这些刻石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大的房屋

可惜的是：“1969年，距张佐周保护石门改道修桥，正好三十五年。此时，因在褒水山谷修建石门水库，千年石门从此沉人八十米深的水底。正值‘文革’期间，传统文化早被贬斥和破坏，石门焉能躲过一劫？”

然而这批刻石在被沉入水中之前，相关部门从崖壁上切割下来其中最著名的十三方刻石，如今这些刻石存在了汉中博物馆。而那位张佐周从1937年离开石门，五十余年后，他再次来到了这里，眼前所见只是一片水库。《三十年代耳闻目睹的石门状况及其轶事》记载了张佐周当时的心态：

下午迫不及待去褒河大坝，只见高坝背后烟水茫茫，石门已沉沦于水中。昔日之奇伟风光，褒河的激流湍急已成为过去。深感兴修水利是件好事，但美中不足将石门淹没，未免遗憾千古。如果大坝向上游移若干距离，则既兴修了水利，又保护了宝贵的文物，岂不两全其美。虽然耗费较多也是值得的。幸有省、地领导部门关注及有识之士奋不顾身，抢救出来以十三品为主体的部分石刻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中，是不幸中之大幸。

（《何时再唱石门颂》）

名家校稿

这是何等之令人感慨，而后李辉也来到了石门水库，他跟朋友乘游艇荡漾在此湖之中，而他看到了露出水面的两块岩石。他朋友告诉他，这就是当年的山顶，而水下淹没的部分就是两千年前的石门。面对此况，以存真历史为己任的李辉，其心中之感慨可想而知，然而他却在文中有着如下的突发异想：

凝望石门山顶，我忽发奇想。如今，水下考古已经成熟。石门水库水深不过八十米，风平浪静，碧水清澈，显然非常适合水下考古。石门的岩石坚硬，淹没水中的近百块历代碑刻，想必安然无恙。即便石门里面有淤泥。以目前的技术将之清淤并非难事。如果先行派潜水员实地考察，做出考古可行性研究。如果难度不大，以电视直播石门碑刻现场考古，一定很有意义。进而，按照修建海洋公园的方法，修建一座水下石门博物馆，供人参观，这并非没有可能。

（《何时再唱石门颂》）

这段文字让我看到了李辉的另一面：他能将昨非之事进行现实的化解，不是仅仅一味地抱怨，而是想出办法来，以现实为基础弥补过往之事。这让我想到了他搜集外文中的关于中国之书而进行翻译。这个动机想来也是换一个视角，以便更能清醒地看待中国的问题。

我的贺卡

虽然李辉有着这样的变通心态，但就性格而言，他还是能够坚持己见说真话。我所了解的相关事件之一，应当就是2009年发生的“文怀沙事件”。李辉对于做这件事的动机，他到今天才告诉我，他说在八十年代时，文坛许多人都了解文怀沙的事情，也都知道他在年龄上造假，但一般人也不愿意公开写这件事。李辉觉得，文怀沙有些事越说越大，他有些问题越谈越离谱，他觉得有必要以正视听，于是写了一篇相应的文章，但李辉强调他敢这样写是因为他手里有确凿的证据。正是因为他有收藏档案的习惯，从而让他得到了一些文怀沙所添表格上面自书的年龄，而这个年龄跟他自称的百岁老人有较大的差距。同时李辉也谈到了文怀沙入狱的原因，这个原因也同样跟文怀沙的所言不一致。

李辉的这篇文章刊发之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有人夸赞、有人指责，甚至一些名人都认为李辉揭出这样的真实做事不厚道。然李辉对这些指责坦然面对，他说真实就是真实，为什么弄虚作假才是厚道？他的这个性格又让想到了敢说真话的巴金。

黄永玉签名之酒

参观完李辉的书房，他邀请我去参加一场聚会，因为今天是2018年6月6日，这正是他们微信公众号“六根”成立四周年的日子。竟然这么巧，我当然要参加这场盛会。而此前我是通过绿茶了解到，六根原本不是来自于六根清净，它只是六个人的谐音，但这六个人却脾气相投，他们每天轮流在网上发一篇文章，而第七天则是登友人的文章。这个网站经过他们共同的努力，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绿茶现场作品

能参加他们的四周年庆典，对我而言，也是很快乐之事。于是跟随他们两位来到了所定酒店，在那里得以见到从维熙、梁晓声、朱永新、梁鸿等多位大家。这餐饭吃得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通过与在座者的聊天，更加让我感受到李辉不仅是一位作家和爱书人，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位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在他的身边有那么多位敢于说真话之人，这不仅仅是物以类聚。听着这些人畅快地聊天，于我而言，真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