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有人撮合杨宝森与我父亲黄桂秋合作，其时，父亲想宴请杨宝森先生，就让我穿上一件西服改的列宁装，做个前站，先行去拜谒一下。杨先生下榻在徐家汇友人家里，当里面传话请我进去时，杨先生穿着一件料子的长夹袍，打横靠在床上，见我进门才坐了起来，略呈笑意说了句：“哦，黄府少君。”当时我想起八个字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杨先生说：“我想了想戏码儿，对儿戏，大的一出一台，小的两出一台，单挑的，两人轮着上，还有冷门戏，也可试着上，像《战蒲关》《南天门》《审头》《芦花河》《戏凤》。你父亲1947年灌的《春秋配》，北京常放，有时遛弯儿碰上熟人问我：‘这是不是当年陪过孙菊仙、余叔岩的黄老五？……啊，太见出息啦！三大件儿也好，过瘾！’我住的胡同里有家油盐店，放无线电，尤其一到金风送爽的晚上，皓月当空，此时、此景、此音、此人——黄桂秋诗意很浓啊。”

大概杨先生看我这个晚生下辈还不讨厌，问了问我工什么行当，我说：“给爸配小生。”可万没想到杨先生却把昨天跟一位票友谈“杨派”的事儿倒给我听。我估计在我没进门之前，他一定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俞伯牙既无钟子期在座，对牛自然也可弹琴。可现在写出来，掷地却出金石声。他说：“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徐小香留下的画像，王楞仙留下照片，可余叔岩先生给后学者留下了唱片，张张精品。他的音域通天入地，膛音蜜甜，低音泉涌，行腔多变，有时锤凿斧砍，故意在激昂处摆点颜色，有时似有若无故意在抒情时放出洒脱，一种无所谓的大派。如果说中国社会中士大夫阶层代表中国的知识中坚，道貌岸然虽不完全表达他们的外形，那么来自谭派的余派唱腔，却把中国的须眉男儿表现得淋漓尽致了。王佐唱出了一位谋士的正义，杨继业唱出了百战老将忠奸分明的凛然，伍员唱出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守将的清醒，莫成唱出了忠义之士火中取栗的襟怀，宋江唱出衙中忙后关心收留孤女的闲情，孔明唱出了临战不惊运筹帷幄的军师风貌，秦琼唱出了落魄英雄初见转机的激情，花云唱出了大战在前视死如归的胆略，唐太宗唱出一心向善为唐定基的理想，陈伯愚唱出了长者恨铁不成钢的愤怒。余叔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音乐形象，真是个光彩照人，美不胜收。”杨先生接着说：“‘灭高人有罪。’余三爷有传统，有探讨，把毕生精力都拿出来了。余叔岩只知力追老谭，使其更完美，更超脱。人生有限，亦无限，至今仍没有人超过余大贤，他的生命力仍存在，仍在领导老生行。余先生说，用音要像吊桶汲水，四不着边儿。擦墙、碰桶、磨绳，都是在虐待声带！他开的是好方法，可是我音域窄，低下有余，逢高不起。吃了这碗饭，又遇高师同世，却没余先生的本钱，这可把我难住了。但学余锐志不减，慢慢有了自知之明。自己中音似有特色，我们大爷（指杨宝忠）说我‘老三你的中音很耐听，像面京锣，响、亮、厚、润，共鸣、水音儿都是受听的，奔着余先生的目标，找着自己的落劲，年纪又在这啦，是骡子是马都得出去遛遛啦。’京戏这个东西很怪，只要是好东西入耳难拔，想忘也忘不了。开始搭程四爷的班儿，真有点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劲儿，观众认为我是余学谭的路数，虽高处不够，但中区富足，观众也就这么迁就地听下来了。后来由于上座成数的上升，自己心中有了点儿底，于是就挑班儿了。我有张底牌，细心人会察觉得出。我唱《武家坡》，先上《赶三关》；唱《伍子胥》，先上《战樊城》，千方百计先把嗓子唱热。把嗓子唱热的目的，是为了爬上余先生创下的高峰。心有余力不足。观众明知我的‘力不足’，但大家欣赏我这‘心有余’。我力争做到尺寸不减。劲头不缩；有时笔不到，但意一定要到，甚至宁让音破，力争腔圆。其实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天天交换着心气儿，一天又一天，一场又一场，我摸到了观众的心理，他们爱听的就是我这点奔头儿。在高腔高音的地方，我看到观众在为我使劲儿；当我闯过了险，过了门，他们好像又得到了‘射门儿’成功似的满足。所以我说我的演出下的是险棋，打的是风口浪尖上的仗，也像运动员的撑杆跳，竞技的心理非好不可。观众感到虽不直上青云，但磁实可喜，这就是我的开卖点。昨天的一位恭维我半天，并给我戴上‘杨派’桂冠。说杨派是余派的普及派，还说他就是杨门本派，并唱了一段，我一听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的音色应该叫横宽，并以宽为荣，拼命放宽音儿，逢高砍平，逢腔锯少，尺寸越拖越慢，尾巴越拉越长，如果拿它当催眠曲都有点恐怖。我告诉他‘我生不立派，以免谬种流传’。”

那天我回家把杨先生谈流派的话讲给父亲听。父亲说：“为派而派，其派必败。”

（摘自 黄正勤 原《梨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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