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黃”，莖紅色，氣清香，微苦，嚼之有砂礫感，是我國中醫長期使用的一種中藥材。因其具有祛溼熱、瀉火、涼血、解毒等藥用價值，人們將其與附子、人蔘、熟地並稱爲“藥中四維”。

我國古代多部醫藥鉅著中對“大黃”皆有記載，如近代中醫泰斗張錫純先生曾說：“《神農本草經》中謂其能推陳致新，應有黃良之名”，所以大黃又有了“黃良”的別名。

《神農百草經》

一直作爲藥材的大黃，到了明清時期竟然變成了國家政府抑制外夷的祕密武器，這背後到底蘊藏着什麼祕密？關於“大黃”的傳說

作爲傳統中藥材的一種，“大黃”長期以來被中醫們用於治病救人。因其藥性良好，能夠救民於水火，故又有“將軍”、“黃良”的別名。根據民間傳說，大黃名字的由來和一個黃姓郎中有關。

相傳從前有個姓黃的郎中，他承襲祖業，擅長採挖黃連、黃耆、黃精、黃芩、黃根這五種藥材爲人治病，被譽爲“五黃先生”。每年三月，他都要進山採藥，因此經常借宿在山上農戶馬峻家，天長日久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後來馬峻家中遭遇大火，只有父子倆活着，郎中可憐他們，便讓他們隨同採藥。由於長期跟隨郎中，馬峻逐漸也懂得了一些藥理。某年夏天，一位孕婦因腹瀉前來尋醫問藥，馬峻錯把止瀉的黃連寫成了瀉火的黃根，導致了孕婦服用後大瀉不止，腹中的孩子也因此丟掉了性命。後來此事鬧到了縣衙，郎中向縣太爺求情，說是自己教導無方，甘願受罰。縣太爺敬佩二人的友誼，便讓兩人賠錢了事。五黃郎中臨走前，縣太爺對他說，你那黃根藥性猛烈，爲什麼不改個名字，省得日後出錯。從此“大黃”的名字便傳開了。

“大黃”

當然，這個故事是民間耳口相傳得來，不具備真實性，但是從此以後，大黃的獨特藥性卻被歷代中醫牢記於心。古代文獻曾記載，大黃對於疫病、急性感染病、止血都有一定效果，但考慮到古代醫療條件的不成熟，這些藥效是否準確還需要現代醫學進一步的查驗。

大黃一直都被作爲中藥材使用，爲何會外流歐洲？又是通過什麼途徑至歐洲呢？普通的中藥材讓來華的歐洲傳教士看到了商機

15世紀——17世紀，隨着新航路開闢，歐洲人發現了許多新的地區和國家，中國正是其中之一。面對地大物博的中國，歐洲人意識到了商機的到來，他們對於中國的茶葉、絲綢都有着極大的需求，因此衆多歐洲人踏上了中華尋寶的征程。

耶穌會是天主教會的重要分支，誕生於歐洲的宗教改革。信徒們在歐洲大地上到處傳播信仰，有的教士甚至隨着航隊前往海外進行傳教。在此背景下，耶穌會教士跟隨貿易船隊來到了中國。當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明清時期，資本經濟下的商業貿易蓬勃發展，雖然政府對於沿海地區有海禁政策，但對於海外貿易還是很重視的。

傳教士·利瑪竇

明清時期的泉州府、廣州港等都是對外貿易的大港，隨船而來的耶穌會傳教士，發現了產量豐富的大黃，並且在中國價格極低。而大黃在當時的歐洲卻價比黃金，十分昂貴。

來華的傳教士中比較著名的有利瑪竇、卜彌格、利國安、巴多明等，這些來自歐洲各國的傳教士將中國大黃遍地的消息傳回歐洲，讓更多的歐洲商人前來交易。就這樣，在新航路開闢的時代大背景下，大黃從原本的中醫藥材變成了可以大批量貿易的商品，通過海上貿易路線流入歐洲。大黃作爲藥材屬性的變化，背後隱含着三大原因：歐洲宗教背景、中國的醫學背景和傳教士個人原因。歐洲宗教背景

在歐洲宗教改革大背景下，人們對於理性、科學的認識更加豐富，耶穌會本來是西歐國家反對宗教改革的產物，但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都是秉承着公正、客觀、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國。耶穌會創始人曾經在《宗教法》中規定，教士在傳教過程中要記錄各地的風土人情、地理物產等，所以來華傳教士幾乎無一例外，全部和歐洲國家保持着密切聯繫。

耶穌會教堂

其中關於大黃的記錄讓衆多歐洲國家眼前一亮，此時的歐洲人對於這種來自中國的神奇植物十分感興趣，而傳教士們則通過第一手的見聞資料傳播了更多關於大黃的知識。中國醫學背景

其次，大黃自古以來便是中醫學上的常用藥材，《神農本草經》、《千金方》、《本草綱目》等醫學鉅著都對大黃的藥用價值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明朝正是我國中醫“溫病學說”的興盛時期，抗瘟疫藥性的“大黃”自然備受重視。

另一方面，各國傳教士對於大黃的研究也各不相同，這客觀上促進了西方社會對於大黃藥材的認識。

明清時期，大黃不僅是中醫藥材，也是西醫研究的重點。隨着西醫對於大黃研究的逐漸深入，它越來越受到歐洲科學家和醫學家們的喜愛。

《本草綱目》傳教士個人原因

最後，來華傳教士本身對於大黃就十分感興趣，像是卜彌格、巴多明等人，他們不僅記錄了當時的大黃貿易數目，更是將中國大黃的產地摸了個一清二楚，並通過書面記載保留了下來。

就這樣，大黃從藥材的單一屬性，逐漸演變爲具有商品屬性的貿易對象，這一演變過程生動地反映了中外貿易的變化。“大黃”演變成清政府制約海外諸國的利器

明清時期，伴隨着大黃貿易的興起，“大黃制夷”的政治觀念越來越強烈。明朝中期，時任首輔的桂萼便提出了外夷諸國需求量最大的三種商品：“茶、大黃、麝香”，說此三物是西番諸國急需之物，對於其出口貿易一定要謹慎行事。

清朝前期，大黃更是對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一直被清朝統治者控制，成爲用以制約海外各國的戰略性物資。

桂萼

從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七年，這一時期“大黃制夷”的觀念得到進一步強化，清政府曾試圖關閉恰克圖貿易，用以制裁俄羅斯。乾隆五十四年二月，軍機大臣和珅、阿桂奉命寄出諭旨，下令各內陸關卡及沿海港口嚴禁出口大黃。考慮到陸上走私大黃的猖獗，海運定然成爲走私的首選，所以纔有陸海皆禁的政策。

儘管當時恰克圖互市的關閉讓俄羅斯短期內大黃流入量下降，但大黃帶來的鉅額利益，仍然讓人爲之瘋狂，衆多商販不惜觸犯法律，也要通過各種方式走私大黃。

俄羅斯方面好像也並沒有那麼着急，始終沒有向清政府低頭，這讓乾隆很是不解。

後來，乾隆在大臣福康安的奏摺中找到了原因。福康安認爲兩廣地區的海關稅收增加，是由於俄羅斯藉着皮毛生意爲幌子，私底下走私大黃，謀取暴利。於是兩廣地區開始禁止皮毛進口，斷絕大黃流入俄羅斯，這一舉措立刻讓俄羅斯乖乖就範。

不到一年時間，俄羅斯便主動請求重開互市，進行大黃、茶葉、皮毛貿易，以緩解俄羅斯國內對於大黃的需求。

這七年時間的禁“黃”行動，讓清政府認識到大黃對於俄羅斯的重要性，乾隆更是堅定了“大黃制夷”的觀念，嘉慶、道光也延續了乾隆“大黃制俄”的做法。

後來，英美商人呼籲清政府放寬大黃交易，但清政府深受“大黃制夷”觀念的影響，對於歐洲各國呼籲拓寬大黃交易置之不理。清朝的趙翼更是將“大黃制夷”發展稱成爲“茶黃制夷論”，成爲了後來制衡列強的重要戰略。結語

大黃從最初的中醫藥材，歷經演變發展，成爲了清政府抑制西方列強的一種戰略物資。它不僅僅是一種藥材，更是對抗西方列強的一種載體，“大黃制夷”的觀念更是深深紮根在清政府的腦中，成爲清政府對抗西方列強的有效手段。

從單一的藥材屬性，演變成具有政治屬性的出口商品，大黃的演變過程是值得仔細研究的。從“大黃制夷”觀念背後所蘊含的中外貿易變化，以及文化內涵，也可以看出清朝走向衰亡的歷史必然。

參考文獻：《本草綱目》《清實錄》《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