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區在中國財富版圖上的分量，取決於它能否抓住歷史賦予的機遇，實現經濟結構的更新。2020年新財富500富人榜，廣東、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繼續領先，共計上榜318人，以全國3.2％的面積創造了63.6％的上榜富人。

　　一線梯隊中亦有分化。浙江曾依靠製造業優勢力壓廣東，連續蟬聯鉅富最多省份的寶座，但2008年之後，廣東富人抓住了房地產、互聯網等新的產業機遇，反超浙江並持續擴大優勢。而高科技創新者輩出的政治中心北京，連續11年上榜人數力壓經濟中心上海，凸顯上海新經濟雖已發力，但民營經濟活力仍有提升空間。

　　上榜人數寥寥的東北與中西部地區，也並非註定徘徊在科創時代門外，如何將科研優勢轉化爲創富動能，值得各地深思。

　　中國有多少地區的首富來自科技產業？在上榜富人最多的5省份中，4個省份的首富均誕生於TMT或醫藥行業。在經歷了製造業與房地產兩輪財富機遇之後，步入新經濟時代的中國，已然迎來科技創富時代。技術的迭代、商業模式的更新，正在深刻地改寫中國的經濟地理學，而一個地區在中國的財富版圖上的分量，就取決於它能否抓住歷史賦予的財富機遇，實現經濟結構的更新。

　　從2020新財富地區創富榜可以看出，區域不平衡的財富格局仍在延續。全國31個省區市中，由廣東、北京、上海、浙江四省市組成的創富第一梯隊繼續遙遙領先，四省市共計上榜318人，以全國3.2％的面積創造了63.6％的上榜富人，是中國財富最爲集中的地區。

　　第一梯隊的省市並非鐵板一塊，它們之間的不同點更值得比較研究。廣東和浙江均爲民營經濟最爲發達的省份，在新財富發佈地區創富榜的最初數年，浙江曾經依靠製造業優勢力壓廣東，連續蟬聯鉅富最多省份的寶座，但隨着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廣東的富人抓住了新的財富機遇，實現了上榜人數的反超，並將優勢保持至今。北京和上海同爲超一線城市，經濟與人口總量旗鼓相當，然而2010年至今，政治中心北京連續11年上榜人數力壓經濟中心上海，上海民營經濟活力欠佳可見一斑（表1）。

　　廣東vs浙江：造富的時代機遇

　　今年的地區創富榜，廣東共計114人上榜，較2019年上升4人，連續12年蟬聯地區創富榜榜首。上榜富人的人均財富由2019年的211.9億元上升至今年的270.8億元，增幅高達27.8％。

　　同爲民營經濟大省的浙江，共有57人上榜，較2019年下降1人，在31個省區市中排名第四；人均財富210億元，較2019年上升23.1％。

　　自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已然經歷了三種發展動能：製造業、房地產和科技創新。浙江和廣東上榜人數的此消彼長，正是動能切換的最佳體現。

　　2003年新財富首次發佈地區創富榜之時，浙江是全國上榜富人最多的省份。2003-2007年，浙江連續五年上榜人數全國第一，這與當時中國製造業主導的產業結構緊密相關。彼時，中國尚處於加入世貿組織鉅額紅利釋放的時期。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有條件承接來自全球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製造業成爲造富的熱土。浙江在地區創富榜上領先，是傳統制造業繁榮的真實寫照。

　　2003年浙江上榜的62位富人，除綠城集團的宋衛平等5人外，其餘57人均來自制造業，例如萬向集團的魯冠球從事汽車零部件，德力西集團的胡成中從事工業電器，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從事飲料和服裝。這一榜單直接反映了浙江乃至整個長三角地區在機械電器、化工製藥、食品飲料、紡織服裝等傳統制造行業的領先優勢。得益於輻射整個長江流域的廣闊腹地、總量過億的人口規模優勢和良好的工業基礎，尤其是深厚的營商傳統、冒險鑽研兼具的鄉土文化，長三角於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一躍成爲中國最大的民營經濟引擎。

　　相比之下，在地區創富榜屈居第二的廣東，腹地人口較爲有限，在對外開放的起步階段依靠“三來一補”的外向型經濟起家，製造業的崛起有境外資本尤其港資的巨大助力。“前店後廠”的模式下，衆多進行產業轉移的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等地投資者分享頭啖湯，尤其是今天創富動力澎湃的深圳、東莞等珠江東岸，南下創業的民營企業家尚未壯大，廣東本土民企尚是佛山、中山等珠江西岸一枝獨秀。儘管“可怕的順德人”與“可怕的溫州人”旗鼓相當，但廣東的製造業鉅富仍較浙江爲少。

　　此後數年，浙江一直保持着對廣東的領先優勢，2005年更是有多達105人上榜，上榜人除少數房地產商外均來自制造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家層面的寬鬆貨幣政策和鉅額基礎設施投資，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邏輯一拍即合，爲房地產市場注入一劑猛藥，房地產行業具有優勢的廣東迎來了一輪前所未有的財富機遇。廣東在地區創富榜超越浙江，正始於2008年。

　　這一年，廣東共有89位富人登上新財富500富人榜，其中有29位來自房地產行業，佔比高達1/3。而此年的浙江，73位上榜富人中，只有8名來自房地產業，佔比僅1成，其他依然幾乎全部來自制造業。由於沒有搭上“四萬億”時代的便車，浙江創富人數被房地產強勢的廣東反超。廣東地產富人的異軍突起，與廣州、深圳等珠三角核心城市外來建設者積聚所帶來的巨大需求不無關係。“來了就是深圳人”的低門檻，讓有人就有活力的地方經濟發展邏輯充分體現。

　　前期刺激政策的退出、調控政策的收緊讓房地產鍍金時代褪色，TMT和醫藥所代表的科技創富時代已然降臨。2020年，房地產行業僅有61位富人上榜，較2019年的65人縮水。TMT行業則以96位富人上榜的成績高居各行業榜首，穩坐第一大行業寶座。

　　在科創時代的區域競爭中，廣東尤其是深圳以強大的科技力量領跑全國。透視廣東省內的財富格局，深圳貢獻多達57位上榜富人，獨攬半壁江山。包括騰訊控股的馬化騰、張志東等老牌巨頭和柔宇科技的劉自鴻等新興獨角獸駕馭者在內，深圳共計18位TMT富人上榜，“中國硅谷”稱號實至名歸。在醫藥生物行業，深圳看似不如藥企雲集的長三角優勢明顯，但也有邁瑞醫療的李西廷和徐航、康泰生物的杜偉民、華大基因的汪建等細分領域龍頭的富人上榜。TMT和醫藥生物，是驅動深圳科創造富的兩具引擎。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IT軟硬件實力不俗的深圳，不僅吸引空中客車、ABB等世界500強企業的研發中心落戶，還導入了波士頓諮詢亞太數字中心、埃森哲全球研發中心安家。亞太數字中心爲波士頓諮詢全球最大的數字中心，旨在爲客戶提供包括工業4.0、數字化供應鏈、大數據分析在內的數字化解決方案，體現了戰略諮詢巨頭擁抱科創時代的決心。立於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4.0潮頭的深圳，其強大的科技磁場成爲吸引高端服務企業佈局的絕佳優勢，科創與諮詢的聯袂爲深圳孕育了新的增長點。從草根企業蓬勃生長，將科技創新標籤牢牢貼在深圳身上，到高端服務企業落戶，創新生態的完善，人才與企業的聚合，意味着新一輪科技革命中，勢能充足的深圳可望進一步爆發。

　　房地產行業雖然受到政策調控因素影響，造富能力不及往日，但仍不失爲廣東財富版圖上的重鎮。包括恒大集團的許家印、碧桂園控股的楊惠妍、龍光地產的紀凱婷家族在內，廣東共有19位地產富人上榜，占房地產行業上榜總人數近1/3，地產底氣十足。

　　浙江上榜人數今年僅爲廣東的一半，上榜者總財富達1萬億元，只有廣東的1/3，兩者體量相差懸殊。浙江雖擁有TMT巨頭阿里巴巴，但細觀其產業結構，製造業仍佔大頭，57位上榜富人中40位主業爲製造業，佔比高達70％。浙江進入富人榜前100的富人共有5人，僅有阿里巴巴的馬雲一人來自TMT，其餘4人均從事製造業。在老牌電商巨頭之外，浙江亟需培育新的增長點。

　　綠城集團折戟後，國資背景的中交集團入主，宋衛平退居小股東，也退出富人榜，浙江房地產行業上榜富人更顯寥寥，今年僅有新湖集團的黃偉夫婦等3人上榜，其直接原因就在於浙江地產商錯失全國大舉圈地、槓桿擴張的機遇。

　　時代潮流創造財富機遇，在房地產和科創兩輪機遇中，廣東均佔得先機，寫就經濟第一大省的創富神話。當然，廣東的人口與經濟總量遠遠大於浙江，簡單對比絕對人數顯然不利於體量較小的浙江。浙江擁有紮實的實體經濟基礎，在強調回歸實業的當下頗顯難能可貴。2019年，由ACCA評選的中國企業未來100強榜單發佈，廣東和浙江平分秋色，並列榜首。兩大民營經濟強省的競爭，值得未來持續觀察（表2）。

　　北京vs上海：誰是中國的科創中心

　　今年，北京共計83位富人登上新財富500富人榜，儘管較2019年小幅下滑5人，但仍然爲中國上榜人數最多的城市；上榜富人人均財富224.4億元，較2019年大幅上升22.8％。

　　2019年，上海共有2428萬人口，高於北京的2154萬；GDP總量3.8萬億元，同樣高於北京的3.5萬億元。同北京相較，上海貴爲中國的經濟中心，坐擁中國城市中最多的人口、最大的經濟體量，上榜人數卻不及北京。2020年，上海上榜64人，較2019年小幅增加2人；上榜富人人均財富196.8億元，較2019年下滑12.8％。就上榜富人的財富總額而論，上海僅爲北京的2/3，與經濟中心地位難以匹配。

　　上海在財富密度上落後北京，並非偶然。回顧往年數據，可以清晰看出，2010年之前，上海和北京在上榜名單的競爭中互有勝負，難分高下；但自2010年至今，上海已經連續11年上榜人數跑輸北京。上海始終保持着領先北京的經濟體量，但其在富人榜上的劣勢清晰投射出經濟的結構問題。

　　新財富地區創富榜體現的地區創富能力，追根溯源是一個地區的民營經濟活力。一個地區若能製造出金字塔頂端的鉅富，必然共生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民營企業作爲金字塔基石。上海在地區創富榜上表現不佳，直接原因即爲缺少具有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在2019年由全國工商聯發佈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上，上海僅有15家企業上榜，多年以來上榜企業寥落的窘境仍在延續。

　　上海民營經濟的乏力，根源就在於長期以來“國強民弱”的結構性困境。從2010年至今，上海龐大的經濟體量中，非公有制經濟所佔的比重始終在50％上下徘徊，而民營經濟高度集中的浙江，非公有制經濟佔比已經達到80％以上。且在上海經濟總量中佔比達一半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又有相當一部分由外資企業貢獻，民營經濟的羸弱可見一斑。上海的經濟中心地位，無論是作爲國資重鎮，還是金融中心、外資門戶，很大程度在於政策佈局與歷史傳統，而非市場邏輯造就。

　　人們曾經拷問“爲什麼上海出不了BAT”，拼多多的橫空出世似乎終結了這一討論。不過就總體來看，上海9位TMT上榜富人的數量，只有北京的1/4，且尤其缺少“硬科技”企業。誠然，張江園區的通用電氣、IBM等外企以及中芯國際、中國商飛等國企，代表了上海的尖端科技，但民營科技企業的缺乏，是上海不得不直面的短板。上海擁有復旦、上海交大、同濟等傳統名校和新體制下的上海科技大學，在科研成果轉化、科技企業孵化等方面本應大有可爲。

　　科創是上海的短板，也是北京的長板。央企總部雲集的北京看似因循，卻從不缺乏創新求變的動力。人才向來是科技創新的核心要素，北京坐擁清華、北大和中科院等高校院所，人才優勢得天獨厚。今年，北京共有36位來自TMT行業的富人登上新財富500富人榜，包括深圳、上海在內的其他城市皆難以企及。北京上榜富人數量之所以凌駕於深圳、上海之上，創新能力功不可沒。

　　一個常見的看法是，北京的TMT企業都是“做媒體的”。從2020年上榜的北京地區富人來看，今日頭條的張一鳴、京東的劉強東/章澤天夫婦、美團點評的王興、百度的李彥宏等頭部富人都可歸入此類。不過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北京的“硬科技”企業正悄然崛起。

　　今年首次上榜的北京富人，大部分都來自“硬科技”企業。爲AI芯片研發投入巨資的獨角獸寒武紀，近3年實現超過50倍的營收增長，並已計劃登陸科創板，其創始人陳天石於今年首次晉級富人榜。曾經的“大學生編程傳奇”樓天城創立的小馬智行，經過B輪融資後估值已升至30億美元，成爲中國無人駕駛領域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AI引發的技術革命，使得一批科技新貴相繼崛起，北京的財富結構正發生深刻轉變。

　　北京集中了全國的科技力量，33所“雙一流”高校、79個國家重點實驗室、39.7萬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扎堆”北京，“硬科技”企業的崛起是北京對科技創新中心這一定位的迴歸。北京的科研沃土適合“硬科技”企業生長，未來或會有更多“陳天石”步入財富的快車道。

　　地區首富榜：“越富越穩定”的經濟學

　　今年上榜的29位地區首富（吉林、廣西無人上榜）中，只有10位是新面孔，中國財富結構呈穩定態勢（表3）。

　　地區首富榜凸顯“越富越穩定”的經濟學：位居總榜單上游的地區首富，均蟬聯第一，而出現變動的地區首富，都集中在榜單的中後部。

　　孫廣信曾經連續17年蟬聯新疆首富，被認爲是最難挑戰的地區首富，但今年，華凌集團的米恩華以120億元的身家超越孫廣信，新疆首富寶座首度易主。

　　公職類考試培訓機構中公教育創始人魯忠芳、李永新母子今年首次上榜，便登頂安徽首富寶座。2019年，中公教育營收大幅增長47.12％，股價同樣再創新高。在經濟下行壓力陡增、就業市場蕭瑟的今天，曾經受到冷落的公職類“鐵飯碗”如今上升爲避險資產，成爲衆多高校應屆畢業生的求職首選。

　　憑藉A股IPO的東風，同樣首次上榜的寶豐能源實控人黨彥寶一舉超越“錳王”賈天將，登頂寧夏首富，財富在總榜單上高居第36名，爲2019年A股IPO的頭號贏家。“你離首富只差一個IPO”，資本市場永遠是製造鉅富的最佳工具。大舉擴張的寶豐能源近年來陸續投產多個化工項目，但在上市後股價卻持續下跌，爲其蒙上疑雲。

　　安踏體育的丁世忠兄弟超越達利食品的許世輝家族，成爲福建首富。低端球鞋起家的安踏，憑藉一路收購高端運動品牌FILA、號稱“戶外服裝裏的愛馬仕”的始祖鳥母公司Amer Sports，正努力打開一線城市高端市場。雖然網友戲謔“愛馬仕被賣給了江南皮革廠”，但2019年FILA貢獻了安踏整體收益的43.5％，而安踏也實現過百億的營收增長。視運動爲生活方式的新中產階級日漸龐大，體育產業前景看漲。

　　去年首次登頂上海首富的黃崢，今年成功蟬聯。2019年下半年，拼多多的股價大幅拉昇，一舉超越京東、網易，躋身中國上市互聯網公司市值前4名。看多與看空的巨大爭議聲中，拼多多的GMV（成交總額）和活躍用戶數已超越京東，直逼阿里。

　　頭部富人地位穩固，浙江的馬雲、廣東的馬化騰、江蘇的孫飄揚、北京的王健林/王思聰父子均穩坐首富，發達省市首富沒有變動。這一看似尋常的現象背後，蘊含着一條重要的經濟學原理。

　　1912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發表轟動學界的成名作《經濟發展理論》，其中關於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影響至深。在熊彼特看來，創新的本質就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這樣的新組合既包括技術革新，也包括組織結構創新、開闢新市場等非技術變革，而所謂企業家，便是實現創新的人。熊彼特進一步指出，創新帶來的競爭優勢讓企業家得以在市場上享有壟斷優勢，高額壟斷利潤是激勵企業家創新的源動力。馬雲、馬化騰們通過商業模式創新贏得市場壟斷優勢，並以持續的技術創新拓寬護城河，想打破這一穩態當然不易。

　　東北和中西部：破局科創

　　吉林和廣西兩省區今年皆未有富人上榜，尤其吉林已連續3年淪爲富人榜的“局外人”，側面反映出東北和中西部地區步入新經濟時代後的困局。傳統動能已然衰竭，新的動能尚未培育，後發地區出現青黃不接的尷尬。

　　2019年，黑吉遼三省GDP分別增長4.2％、3.5％、5.8％，均未達到年初設定的增長目標，東北經濟仍在轉型泥沼中艱難跋涉。在新財富地區創富榜上，除吉林無人上榜外，黑龍江亦只有2人上榜。GDP數據稍好的遼寧則以12人上榜的成績名列第二梯隊，不過遼寧上榜的富人多從事石化、汽車、冶金、電力等傳統重工業，新的增長動能欠缺。

　　廣大中西部地區發展模式各異，卻也都面臨着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中西部18個省市區共有68位上榜富人，其中僅有8人從事TMT行業。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儘管經濟體量不小，但上榜富人多來自農業、飼料等傳統行業，產業結構亟待優化。而寧夏、內蒙古等西部省份上榜富人則全部從事資源型行業，經濟結構依賴於附加值較低的初級產品。中西部地區科技創新能力的薄弱，已成爲制約轉型升級的瓶頸。

　　誠然，創新具有一定的“路徑依賴”效應。仙童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晶體管時代爲硅谷播下創新的種子，雖然它日後走向衰落，但由仙童培養的大批人才奠定了硅谷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石，此後一批批科技企業立足硅谷，提供的產品席捲全球。廣東、北京、上海等省市作爲中國經濟的增長極，富集了最優質的人才與資本，是創業者必然的首選之地。但這決不意味着東北與中西部地區註定徘徊在科創時代門外。

　　今年無人上榜的吉林，就擁有吉林大學、中科院長春分院等優勢創新資源，在航空航天、裝備製造、汽車製造等產業具有充分的比較優勢。中科院長春光機所在遙感衛星領域實力雄厚，創立的長光衛星爲中國商業遙感衛星領域的領頭羊。陝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駐紮着大批部屬重點高校和國家科研院所，在人才培養、科研成果轉化等方面潛力巨大。

　　行政邏輯下的高校與科研院所，其科研能力要想變現爲產品和盈利，仍必須跨越學術與市場之間的鴻溝。

　　2017年，新任西安市委書記的王永康曾經提出被認爲“振聾發聵”的十問，其中就包括對產學研一體化成效不彰的追問：“爲什麼我們科研院所林立，大專院校衆多，重大科研成果層出不窮，但在我市轉化能力不足，牆內開花牆外香？”如今，王永康已遠赴東北任職，西安的科技轉型似已初見成效，西部超導、鉑力特兩家位於西安的企業登陸科創板，其中西部超導爲西北有色金屬研究院超導所創立，體現了西安基礎科研的轉化潛力。再加地處延安的三達膜，陝西共有3家企業實現科創板IPO，科創板上市企業數量領跑中西部。遼寧、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也各有企業登陸科創板。

　　資本市場深化改革暢通了金融血脈，後發地區在科創領域正迎來重大機遇，但要將科創的想象轉爲現實，依然任重道遠。

　　本文源自新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