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賈雷德·戴蒙德

編者按

賈雷德·戴蒙德有時被稱爲“環境史學家”，以其《槍炮、病菌與鋼鐵》、《崩潰》等著作聞名於世。這些作品事實上早已超越環境史範疇，更多從環境等因素出發，考察社會與文明的演進邏輯。

也有人將戴蒙德最近的三部著作並稱“人類大歷史三部曲”，這樣的評說頗有其合理之處。所謂“大歷史”觀一般看重高屋建瓴，通過對社會和經濟結構進行長線條觀察，以從總體上把握一種文明或一個社會的演進脈絡。

從《槍炮、病菌與鋼鐵》到《崩潰》，戴蒙德筆下呈現的種種文明興替，確實符合“大歷史”的某些標準。只不過他的研究既能大開大合，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又能見微知著，析世事、察興衰。

新書《劇變》出版後，人們發現其寫作風格大不同於往日。戴蒙德之妻多年前便精於心理學研究，或因受此影響，他在《劇變》中拋卻前幾部書中使用純熟的環境地理等變量，轉而將心理學視角引入對一個國家和社會如何因應危機的研究。儘管老話說“家國一理”，但從個人應對創傷的心理過程抽繹出若干變量，再將其施用於分析一個國家如何應對危機，這一獨闢蹊徑的研究理路仍然引來一些爭議。

不考慮全書寫作風格的爭論，而擷取其中部分來看，此書依然展現出戴蒙德深邃的歷史洞察力。我們特精選《劇變》第九章部分內容，追問美國社會爲何日益走向政治極化。

比爾·蓋茨採訪戴蒙德時也問到這一現象，戴蒙德將其部分歸咎於青年一代沉迷手機等電子產品。這與本文中“定製信息”小標題下的內容大致同調——戴蒙德認爲，正是因爲傳統紙媒衰落，新興社交媒體的特徵導致普通民衆自主地沉浸於特定信息漩流，從而部分導致美國社會在政治領域日益極化，任何“第三條道路”的意見都失去了市場。

截至我寫作本書時，美國並沒有經歷過1853年7月8日佩裏叩關之後日本所經歷的突發式危機。不過，大部分美國人都認爲，美國確實正面臨一些嚴峻問題。在許多人看來，目前的美國和二戰後的德國或者澳大利亞類似，正在經歷一場漸進式危機。美國面臨的問題既包括社會層面和政治層面的內部問題，也包括國際關係等外部問題。

在我的有生之年，幾乎在每個10年間，美國都會經歷一些問題，使美國人堅信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艱難的10年。例如，20世紀40年代，美國與日本及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對峙；20 世紀50年代，美國和蘇聯之間上演了冷戰；20世紀60年代，古巴導彈危機和越南戰爭撕裂了美國社會。以上每個10年在當時似乎都會被人們認爲是美國曆史上形勢最嚴峻的時期，這使我們的直覺似乎變得不那麼可信。即使這樣，我還是不得不承認：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當真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令人焦慮的10年。

我要提出在我看來美國目前面臨的根本性困境——不是即將到來的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這種迫在眉睫的問題，而是在下一個10年間美國依然會面臨的那些最爲重要的議題。

政治妥協加速崩潰

美國享有巨大的優勢。然而，一個國家也可能將自己的優勢揮霍殆盡。如今，美國已經出現一些徵兆，警示我們這個國家可能正在揮霍自己的優勢。在這些徵兆中，比較突出的是4個層面的問題，作爲我們的歷史優勢之一的美國民主很可能會因爲這些問題而走向潰敗。

當今能夠威脅美國民主的基礎性問題中，排在首位並且在我看來最可怕的一個挑戰，是政治妥協的加速崩潰。美國聯邦憲法通過設立分權制衡的體制來形成政治妥協的壓力。舉例來說，我們的總統負責制定政府政策，但國會控制着政府預算，且衆議院（國會中的下議院）議長負責制定衆議院的議程，就總統提案進行討論。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我們選出的國會代表各持己見、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觀點都未能獲得足夠多的支持者，因而都無法獲得通過。在這種情況下，各方必須達成某種妥協，政府才能採取實際行動。

自然地，在美國曆史上激烈政治鬥爭時常發生。但是，除了引發1861年—1865年美國內戰的那次明顯的政治妥協崩潰之外，我們通常都能夠達成政治妥協。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是共和黨總統羅納德·里根和作爲衆議院議長的民主黨人托馬斯·奧尼爾兩人在1981年-1986年的關係。

兩位都是老練的政治家，個性都很強，擁有對立的政治理念，而且在許多甚至是大部分政治問題上意見相左。儘管如此，兩人都很尊重對方，承認憲法賦予對方的權利，並且遵守行事規則。雖然奧尼爾不喜歡里根提出的經濟議程，但他承認憲法賦予總統提案的權利，並就該提案發起了衆議院投票，而且按照擬定的日程行事。在里根和奧尼爾的帶領下，聯邦政府保持正常運轉：各項議程按時完成，政府預算得到通過，政府從沒有停擺，程序性阻撓議事的現象也不常發生。

里根和奧尼爾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在減稅、聯邦稅改、移民政策、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改革、非軍用支出削減以及軍費增加等方面意見相左，但最後還是成功達成妥協。儘管里根提名的聯邦法官人選通常不合民主黨人胃口，民主黨還因此否決了某些提名人選，但里根還是如願任命了超過半數的聯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美國，政治妥協的形勢不斷惡化，尤其大概從2005年開始。不光美國的兩大主要政黨之間，就連各政黨內部的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也出現了妥協崩潰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共和黨內部尤爲嚴重，與民主黨達成妥協的溫和派共和黨候選人，在競選連任時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共和黨內的激進派——茶黨。這樣做的後果是，2014年-2016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的數量是近期美國曆史上最少的，致使預算的通過時間也落後於原定計劃，這爲政府停擺埋下隱患，或者說實際上加速了政府停擺。

在美國，政治妥協崩潰的表現包括程序性阻撓議事和阻止任命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程序性阻撓議事是美國參議院議事規則所容許（但在憲法中沒有被明確提及）的一種策略，指的是反對某項提案的少數參議員（甚至是一名參議員）通過發表冗長的反對意見（或是威脅要這麼做），以達到強行使對方做出妥協或撤回此項提案的目的。程序性阻撓議事的最高紀錄發生在1967年，有參議員進行了超過24小時的連續演講。根據參議院的議事規則，只要參議員中的絕對多數人（100名參議員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對提案“終結討論”，從而終止程序性阻撓議事。在實際操作中，那些原本會被多數派擊敗卻意志堅定的少數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強行與多數派達成妥協，而那些心志堅定的絕對多數派可通過“終結討論”拒絕與少數派達成妥協。

儘管明顯存在權力濫用的可能性——即少數派通過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使政府癱瘓，或多數派通過“終結討論”達到目的，這一體系在美國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還是管用的。少數派鮮少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多數派也鮮少發起“終結討論”的投票。在美國憲政的前220年間，在43位總統帶領之下，我們的參議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反對總統提名的68位政府職位候選人。

然而，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時，共和黨領導者宣佈，他們將反對奧巴馬的所有提案。共和黨人僅僅在4年間就通過程序性阻撓議事策略否決了奧巴馬提名的79名政府職位候選人，比過去整整220年間的總數還要多。民主黨的回應是，針對除最高法院法官之外的總統提名候選人，廢除參議院確認投票環節所適用的絕對多數規則，如此一來，便可在總統提名的政府職位候選人獲得批准的同時，降低心懷不滿的少數派的安全閾值。

原因何在

爲什麼美國的政治妥協在近20年間出現加速潰敗的趨勢？除了會造成其他傷害，這也是一個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因爲它使人們不再願意作爲民選代表在政府供職，當然那些毫不妥協的空想家除外。我有兩位朋友曾是聲譽極高的美國資深參議員，而且只要他們願意，連任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們都決定從這個職位上退下來，因爲國會的政治氛圍實在令他們感到沮喪。我曾問及民選代表和那些對國會事務經驗豐富的人，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趨勢，他們提供了以下三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競選活動成本的不斷攀升使捐資人變得更加重要。儘管部分重要職位的候選人能通過籌集許多小額捐款來資助自己的競選活動，許多或者說大部分其他職位的候選人不得不依靠幾筆大額捐款。毫無疑問，大額捐款背後的捐資人對特定的政策目標有強烈意願，他們只會把錢捐給支持這些目標的候選人，而不會捐給願意妥協、保持中立的候選人。

一位朋友在結束很長一段時間的政治生涯之後，心灰意冷地寫信給我說:“在我們面臨的所有問題當中，我認爲到目前爲止，聽命於金錢是我們政治體制和個人生活中最大的敗筆。用錢財收買政治家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情況愈演愈烈……對政治資金的爭奪消耗了大量時間、金錢和政治熱情……政治議程向金錢低頭，政治話語越發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選區和華盛頓之間飛來飛去，他們互相之間根本就不認識。”

我這位朋友提到的最後一點恰恰是政治妥協崩潰的第二種解釋：隨着國內航班增加，華盛頓和美國各州之間的通行變得更爲頻繁，也更爲迅速。從前，我們的國會議員平時在華盛頓上班，到了週末他們依然留在華盛頓，因爲區區一個週末的時間不足以讓他們在華盛頓和家鄉之間往返。他們的家人也住在華盛頓，孩子在華盛頓上學。一到週末，這些國會議員往往會攜各自的伴侶和孩子參與社交活動，在這樣的相處之下，國會議員之間除了存在對手關係或同盟關係之外，還存在朋友關係。

如今競選活動的高昂成本給了國會議員很大壓力，爲了籌款，他們經常要回到自己家鄉，國內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長了這種趨勢。許多國會議員的家人選擇留在家鄉，他們的孩子也在家鄉上學。這樣一來，議員們的孩子沒有機會一起玩耍，議員們也沒有機會認識彼此的家屬，他們在對方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當下，在國會的535名成員中，大約有80人甚至未在華盛頓購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時候他們就在辦公室的牀上過夜，週末便飛回家鄉。

我聽到關於政治妥協潰敗的第三種解釋與一種被稱作“格里蠑螈”（即不公正的選區劃分）的行爲有關。這一行爲具體是指，爲了確保某個黨派的成員在一個州當選議員的概率高於該黨派在該州獲得的選民支持率，重新劃分該州選區的行爲。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這並非新鮮事。事實上，這個概念的靈感便來源於馬薩諸塞州昔日的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 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對州內選區進行了重新劃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黨派成員當選議員的數量。這導致重新劃分的選區呈現出怪異的地理形狀，其中一個選區的形狀特別像一條蠑螈，“格里蠑螈”一詞便由此而來。

今時今日，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並根據普查結果對各州在衆議院中的席位進行重新分配，之後每個州的立法機構可以對州內衆議院選區的界線進行重新劃分。越來越多的州立法機構開始重新劃定選區界線，尤其是在被共和黨控制的州，這些州的立法機構將盡可能多的民主黨選民集中到儘可能少的選區裏（通常是位於城市的選區），在這些選區，民主黨佔絕對優勢。這樣一來，該州餘下的民主黨選民便分散在儘可能多的其他選區裏（通常是位於郊區的選區）。在這些選區，共和黨的優勢通常都能得到保障。美國最高法院近日駁回了由共和黨控制的北卡羅來納州立法機構提出的選區重劃方案，指出該方案中的選區界線毫無地理意義，顯然這種“如外科手術般精準”的選區劃分，目的就是犧牲民主黨在衆議院中的席位，換取共和黨議員數量增加。

不公正的選區重新劃分對政治妥協造成的影響是，各個選區的多數選民大概率會支持哪個黨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預知的。因此，如果候選人選取了同時討好兩黨的做法，則他很可能會落敗。所以，候選人知道，自己應該選取一種極端化的立場，只吸引那些預計在自己的選區能獲勝的政黨。不過，儘管看上去是選區的不公正劃分導致了目前的政治極化現象，但這並不是全部事實。原因如下：不公正的選區劃分無法解釋參議院層面的極化現象（因爲各州劃分的是衆議院選區，這跟參議員的選舉沒有關係，而如今的參議員正變得像衆議員般不肯妥協）；不公正的選區劃分也無法解釋未被重新劃分的選區裏出現的極化現象；況且，即使是在被重新劃分的選區當中，有很多早在被重新劃分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極化跡象。

然而，上述三種關於美國政治極化趨勢的解釋——競選成本攀升帶來的籌款壓力、國內航空旅行便利，還有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僅僅試圖解釋政治人物的極化趨勢，可他們只是美國人當中的很小一部分。實際問題的範圍要廣泛得多：美國人整體上正變得越來越極化，在政治上越來越不願妥協。你只需看看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分佈圖，將共和黨和民主黨拿下的州分別以紅色和藍色標識，便可以發現，我們的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黨的大本營，而內陸地區和鄉村則是共和黨的天下。

各黨派內部正日益走向同質化，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極端：共和黨人愈加趨向保守，民主黨人愈加趨向自由主義，而兩黨中溫和派的身影逐漸消失。調查顯示，不少支持其中一黨的美國人對另外一黨越來越不能容忍，將其視爲美國福祉的真正威脅，不願意成爲對方黨派支持者的親屬或伴侶，而且期望生活在一個人人都與自己持相同政治觀點的社區裏。如果你是一名美國讀者，你可以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驗證美國的極化現象：在你認識的人和你的朋友當中，有多少人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和你支持的是不同黨派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說，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不是爲什麼政治家日益不願妥協。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爲什麼美國的選民變得越來越不願讓步，在政治上越來越不肯妥協。政治家不過是順從了選民的意願。

定製信息

關於美國社會的整體政治極化現象，一個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製信息”。在我少年時代，有線電視還沒有出現；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頓纔開始有了第一套電視節目；自那以後的很多年裏，我們美國人主要從三大電視網、三份主要的新聞雜誌週刊以及報紙中獲得新聞信息。那時候，大部分美國人接收信息的來源是一致的，這些來源沒有明顯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立場，也沒有任何一方費力地去捏造事實。隨着有線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服務網站臉書的興起，還有面向大衆市場的紙質新聞雜誌和週刊的衰落，現在的美國人根據自己先入爲主的觀點來選擇接收信息的來源。我的月度有線電視賬單顯示，我有477 個電視頻道可以選擇：不僅可以根據我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傾向在（政治立場偏右的）福克斯新聞頻道和（政治立場偏左的）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的節目中做取捨，而且可以通過各種頻道關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聯盟競技、烹飪、犯罪、珠寶、猶太人的生活，以及衆多其他具體的主題和觀點。所以，我可以選擇只關注自己目前感興趣和認同的觀點。這樣的結果是：我把自己封鎖在一個爲自己量身定製的政治壁龕中，我只承認自己認同的那一套“事實”，我繼續爲我一直支持的黨派投票，我不瞭解對方黨派的支持者爲什麼會做出跟我不同的選擇，當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選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見不同的代表達成妥協。

大部分美國人現在都使用社交媒體，例如臉書和推特。我有兩位朋友，他們相互不認識，剛好一位是民主黨人，另一位是共和黨人，兩人都曾向我談及，他們的臉書賬號已經成爲他們主要的信息過濾器。我的這位民主黨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輕人）在臉書上發佈新的消息，給自己的網絡好友進行評論，他的那些好友也會在自己的主頁上發佈自己的看法，我這位朋友之所以會和那些人成爲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們的立場一致。當他的好友中有人發佈了支持共和黨的觀點，他便會和那個人“解除好友關係”，也就是從自己的臉書好友名單中刪除這個人。

被他“解除好友關係”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爲他們支持共和黨，我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訪他們。他會一整天不斷地用手機刷新自己的臉書主頁，用這個軟件來識別和瀏覽與自己觀點一致的網絡新聞，但他不會去訂閱任何紙質新聞報紙，也不看電視。而我的那位共和黨人朋友跟我說了差不多的話，只有一點不同：她在臉書上解除好友關係的熟人是支持民主黨的人。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我的這兩位朋友分別只接觸自己的定製信息。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美）賈雷德·戴蒙德著，曾楚媛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本文摘自該書第九章，略有刪改，標題爲編者所加。 本文編輯：臧博（《財經》文化編輯、《財經》讀書會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