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漢二年，李陵兵敗後投降匈奴，消息傳到朝廷，漢武帝震怒，大臣們衆口一詞譴責李陵。漢武帝轉而詢問司馬遷的意見，司馬遷爲李陵當庭辯解，結果漢武帝龍顏大怒，將司馬遷以“誣罔”罪名下獄。

廷尉審理結果，司馬遷改判死刑。按照當時的法律，司馬遷有兩個選擇：一是接受死刑處罰，二是花錢贖罪。可是司馬遷拿不出那麼多錢，只好接受宮刑。

這個故事不新鮮，廣爲人知，但是由於史料記載和個人立場的問題，依然有很多人對這件事採取偏激的態度看待，甚至聯想到背後是否存在政治陰謀。我們對幾個焦點問題，以理性的態度，做一次“執中”的分析。

第一個問題：如何正確看待李陵投降事件

說到李陵投降事件，自古爭議就很大，對立雙方往往形成措辭激烈的爭辯。其實這些評判，大多因爲歷史視角問題，帶有強烈的個人情感色彩，缺乏客觀性。看待歷史事件，我們既不能脫離歷史環境，也不能光站在古人的狹隘歷史觀角度，簡單附和。

1.值得肯定的部分

①謀求主力的態度

天漢二年對匈用兵，漢武帝的安排，讓李陵給李廣利做後勤供應。李陵不願意，表示想打主力，以自己的五千人直搗匈奴王庭。漢武帝表示沒有馬匹給他，李陵依然態度堅決。漢武帝被李陵的雄心壯志所感染，“壯而許之”。

武將謀求沙場建功，不甘居人後，這個志向應該值得讚許，連漢武帝都深受感動，改變了主意。將軍百戰死壯士，李陵繼承了李廣的遺風，這一點值得肯定。

②血戰匈奴的成就

李陵回軍途中，遭遇匈奴主力，單于親自坐鎮指揮。從兵力上說，李陵五千步兵，對匈奴十一萬大軍，這個仗誰來都沒法打，李陵且戰且退，創造了殺敵五六千（有說一萬多）的奇蹟。若不是叛徒出賣，匈奴人都準備撤軍了。

在兵力懸殊的狀況下，李陵能夠臨危不亂，斬殺遠超過己方傷亡數字的敵人，他的軍事才華和勇氣應該值得肯定和讚許。

2.該受譴責的部分

①缺少殺身成仁的勇氣

在無法突圍的狀況下，李陵陷入痛苦之中。他一會兒說“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別跟着我，我一個人去殺掉單于），逛遊一圈又自己回來；一會兒又表示：“兵敗，死矣！”“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真正到了生死關頭，他卻說“無面目報陛下！”然後器械投降。

可見，李陵在很長一段時間，一直糾結於殺身成仁，還是投降，他的心已經亂了。所以，本質上李陵是缺少捐軀疆場的心理準備的，更沒有爲國殺身成仁的勇氣。當部下拿趙破奴降而復歸的事勸他，他立刻給自己找到了投降的理由。

②好大喜功的浮躁

從史料記載看，李陵具備了軍事上獨當一面的能力，但是在心理成熟度上卻相當脆弱，表現爲缺少通盤考慮，好大喜功，遇到困難缺少強大的心理支撐。

當初自願以五千步兵直搗匈奴王廷，就是一個浮誇的表現。別說五千步兵，就是五萬騎兵，你也未必能做到。漠北之戰時李廣就說過，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就沒碰到過匈奴單于。像霍去病那種天才，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彈盡糧絕後，李陵方寸大亂的表現，也體現了他年輕的浮躁。

所以，客觀說，從態度上，以及個人軍事才能上，李陵值得表揚和肯定。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及浮躁的個性上，李陵要受到批評，甚至嚴厲的譴責！

第二個問題：如何看待司馬遷爲李陵的辯解

司馬遷對李陵的辯解着重於以下三點：

• 1.李陵有國士之風，求寬恕度；
• 2.李陵已經盡力了，求同情分；
• 3.李陵可能是詐降，求期望值。

應該說，司馬遷爲了替李陵辯解，發揮了最大限度的才智。說李陵國士之風，就暗示漢武帝和朝臣，對這樣的人才，我們要看到他更大的價值，不能糾纏於小節。說李陵戰場上的表現，就暗示李陵投降的被動性，他做了自己該做的一切，不該對他有過分要求。說李陵詐降，就等於替李陵給漢武帝開了一張遠期支票。

表面上講，司馬遷的這些說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仔細一分析，其實問題不小：

• 1.投降不是小節，在這個大是大非面前談“國士之風”，其實很荒唐；
• 2.投降沒有被動的，已經盡力不能作爲投降的理由；
• 3.遠期支票可信度不高，如果人人都拿這個做理由，民族精神在哪裏？
• 4.司馬遷與李家的私交深厚，別人誰都可以爲李陵辯解，唯獨司馬遷不行，他是無私也有私。事實上司馬遷確實存在很大的私心，《史記》過度美化李廣、李陵等人就是一個明證；
• 5.拿李廣利對照說事很不明智。司馬遷的罪名有兩個：一是替李陵遊說，二是“誣罔”貳師將軍。替李陵辯解其實並不是司馬遷獲罪的主因，導致司馬遷悲劇的，重點就在這個“誣罔”罪。

可惜的是，史書對此記載很含糊，沒有司馬遷的原話：

也就是說，司馬遷除了爲李陵辯解外，口無遮攔，說到了貳師將軍的功勞，還不如李陵。那麼，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功是不是不如李陵呢？司馬遷又爲何這麼說呢？

主力軍李廣三萬人出擊，雖然斬殺匈奴一萬多人，但是自己也折損了近二萬人，若不是趙充國救援，很可能就被敵人反吞了。對比李陵，五千人雖然幾乎全軍覆沒，但是匈奴的折損遠大於漢軍。如此看來，司馬遷也算不上“誣罔”李廣利。

不過，歷來對匈作戰，漢軍傷亡一直都非常大，即便常勝將軍衛青亦是如此。比如漠北大戰，漢軍光戰馬就折損十幾萬匹。不過，從漢武帝的風格看，他不大看重自己損失有多大，更注重對方的損失，以及我方的“亮劍精神”。

事實上，漢武帝也並沒有在意李陵的折損，心病僅僅是“投降”二字。這就是漢武帝不滿司馬遷的原因之一，兩人關注點不一樣，在漢武帝看來，司馬遷是拿無關痛癢的事，混淆大是大非。

另外，司馬遷反外戚的態度，也是漢武帝所不滿意的。司馬遷連衛青霍去病這樣的人都看不起，何況李廣利？可以想象，司馬遷一定出於本能，把李廣利揪出來跟李陵對比。

對漢武帝來說，李廣利不光是外戚，也是他着重培養的第二個“衛青”。司馬遷的態度，與其說是“誣罔”李廣利，倒不如說是直接冒犯了漢武帝。

所以，客觀地說，司馬遷爲李陵辯解有相當大私心成分，同時場合和方法也不恰當，硬是拖李廣利下水，導致漢武帝情緒失控。

第三個問題：如何看待漢武帝處置李陵和司馬遷的方法

李陵兵敗投降後，漢武帝對李陵的態度經歷了幾次反轉：

• 1.初次聽到李陵兵敗，以爲李陵殉國，他撫卹了李家；
• 2.得知李陵投降，勃然大怒，認爲受到了愚弄；

• 3.冷靜下來，漢武帝又選擇了體諒李陵，優待嘉獎了逃回的李陵部將，並讓公孫賀去接應李陵回國；
• 4.當得知李陵幫匈奴人訓練士兵，對付漢軍時，漢武帝立刻誅了李陵全族。

這個過程可見，漢武帝其實對李陵還是充滿幻想的，也並不是不能原諒李陵，更不想失去一位希望之星。所以，首先我們不能因爲漢武帝給李陵帶來傷害，就否認了漢武帝的初衷。

漢武帝不妥當的地方有兩個：一是皇權震怒之下不冷靜；二是偏聽偏信的草率決定。

漢武帝是個大獨裁者，極度自信，也從來不在乎別人的感受，得知李陵叛變，肯定會產生深深的刺傷感，進而導致不冷靜的舉動。尤其是最後誅殺李陵全族，讓悲劇不可挽回，而事實上這是一次錯誤的情報。

對於司馬遷的處置，漢武帝同樣存在不冷靜的成分，明顯量刑過重。客觀來講，司馬遷的辯解，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被判刑不足爲奇，只是死刑的量刑，顯然是廷尉看漢武帝臉色行事的結果。

第四個問題：宮刑背後到底有沒有政治陰謀

司馬遷的《史記》，截止到巫蠱之禍前，對漢武帝后期的很多人物，《史記》沒有傳記，相關事件也因此出現了斷檔，所以，造成很多事件顯得很撲朔迷離。

漢武帝晚年最大的政治謎團，集中在接班人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衛氏集團、李氏（李廣利）集團，與皇權之間的矛盾衝突。由此民間產生一堆離奇的猜測，比如漢武帝想更立太子，漢武帝刻意打壓衛氏集團，霍去病被漢武帝謀殺，巫蠱之禍是漢武帝挑起，等等光怪陸離的說法。

司馬遷宮刑背後所謂的陰謀，也是其中非主流“哥德巴赫猜想”。

宮刑，是中國最古老的刑法之一，兩漢時期非常盛行，漢武帝時期尤爲突出，它針對的不是司馬遷一個人。比如漢武帝時期，至少有李延年（李夫人的哥哥）、許廣漢（漢宣帝的岳父）、張賀（漢宣帝的恩人）、黃門官趙氏（鉤弋夫人的父親），都受到過宮刑處罰。

漢武帝時期的刑罰很重，跟漢武帝個人的殘暴有關係，也跟他的斂財手段有關，用重刑罰敲詐官員財富。當時的名將，幾乎都受到過死刑判決，全部以金錢贖買。

按漢律，死刑可以五十萬錢贖罪一等。即五十斤黃金可以減死罪，但不是全部免責。作爲中央官員，一般情況下，拿出五十萬斤黃金不成問題。司馬遷應該是交足了這個數，但是僅能減罪一等，還得接受宮刑，除非他再拿出更多的錢！

再多的錢，司馬遷無能爲力了，所以他只能接受宮刑。按司馬遷的剛烈，他應該接受去死，但《史記》尚未完成，他還得忍辱負重，承擔比生命還要重要的重負。

司馬遷本來在朝中，除了對外戚勢力很鄙視，並無明顯的政治勢力偏向性，他本人也沒有參與到任何一派政治勢力的角逐中。所以，司馬遷受宮刑跟政治陰謀靠不上邊。

其實朝中的利益關係很複雜，涇渭分明的派系鬥爭，很多時候並不存在。比如有人說衛青與李家關係不好，刻意打擊李家。可是李家很多人，跟衛氏集團的關係非常緊密，比如被霍去病殺掉的李敢（李陵的叔叔），他有一個兒子是衛太子劉據的心腹，還有一個女兒，是衛太子的家人子。

《漢武大帝》上說，漢武帝看了司馬遷的《史記》勃然大怒，可事實上，漢武帝從未看過這本書，也不存在報復的嫌疑。

所以，從蛛絲馬跡中發現問題值得讚賞，可是對問題嚴密論證，而不是捕風捉影，才更可貴。

司馬遷遭宮刑，並不是漢武帝刻意爲之，也看出有什麼政治目的或陰謀。如果我們想編寫一個文學作品，儘可以憑想象搭建種種設定的邏輯關係，跟歷史真實要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