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真要點：

網傳520這天男方發100、1000、10000元的“普通金額”，備註“這是你要的錢”，今後就可能把錢給要回來。這想得有些簡單，法官不僅只看字面的聊天記錄，還會考察雙方的“真實意思”。並且，紅包的性質跟發紅包、收紅包人的各自經濟狀況，身份地位，乃至關係進展、關係的正當性，都有關。所謂的“妙招”影響有限。

查證者： 郭剛 法律工作者

今天是520，在這個“愛人之間用微信紅包傳遞愛意”已成慣例的日子，一大早就有一個“律師妙招”刷屏了。

截屏裏的用詞比較謹慎，只是“可能”，“可主張”，這說法沒有問題，的確像是律師手筆。但對於觀者來說，人們很想知道，用了“妙招”後，“返還”的可能性究竟有幾成？

1 、法官會認可真實的聊天記錄，但法官更要看雙方的“真實意思”

男方發100、1000、10000元的“普通金額”，備註“這是你要的錢”，女方則留言“謝謝親愛的，節日紅包好喜歡”來“鎖定紅包贈與性質”，這種技術會影響法官的判斷嗎?

首先可以確認的是，微信聊天記錄是可以成爲呈堂證供的。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已經開始施行，它規定了，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羣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等電子數據都是可以作爲證據提交的。

並且，法官將從數據的形成、保存、傳輸，提取完整、無損等多角度進行考察其真實性，做出推定。對證據存在異議的反對方需要提出相反證據。

但是，即使可以確保聊天記錄的真實性，法官還會超越聊天記錄裏的文字，考察雙方的“真實意思”。

發紅包一方來法院主張紅包是借款要求對方返還，但微信紅包並不能直接反映借貸關係一般有的借條、償還利息、償還期限等約定信息，那麼法院就需要延伸調查，通過雙方的更多聊天記錄，來看待雙方的的真實意思。

也就是說，法官也一般不會只看這一兩句話，而會結合聊天記錄的具體背景，甚至要求更多的雙方交流、往來記錄，從更長期的交往性質來綜合判斷。

2 、紅包的性質由雙方收入、地位、具體關係等多方面因素決定，“妙招”能起的作用有限

舉個例子，司法實踐中，法官會考慮男女雙方的具體工作收入的情況。如果說男方和女方本身工作收入比較高，是社會中堅甚至精英，相比之下紅包數額又不是特別大，這時候紅包性質明顯，在戀愛狀況下，尤其在這種特殊含義的日子裏，極可能會被認定爲戀愛期間的贈與。

比如後廠村互聯網工程師阿大，專門設了鬧鐘提醒，給相戀中的國貿白領瑪麗在這個美好的日子裏發了紅包，無論是520，還是1314，乃至5200，這都是和雙方經濟收入狀況相匹配的。回過頭有一天發紅包的阿大後悔了，再來主張紅包是借款什麼有的沒的，法官一般就不會支持了。

這種情況下，即使阿大搞小動作——用所謂的妙招“不發與520有關的數字”， 備註“這是你要的錢”（且不談瑪麗會如何反應） ——即使瑪麗沒看出門道，也不用擔心錢被要回去，因爲是520這天發的，其真實意思將被理解爲社會公認的意思。前提是雙方近期沒有其他約定的借貸往來——如果瑪麗貿然回個“收到”，那可能真就扯不清了。

另一種情況，如果發紅包的人本身收入很低，比如自稱導演實際網紅末流的阿難，追逐日進斗金的直播紅人阿婭，給對方發了一個如1314520，打算一舉博得芳心。

這種明顯超出日常生活合理開銷和正常贈與範圍的紅包，結合雙方懸殊的經濟地位，即使不使用所謂妙招，也很有可能被法官判決返還。

反過來，有錢人的生活你想象不到。出門私人飛機買菜，在家魚子醬養狗的商界鉅子阿衝又給新女友發了個1314520的紅包，轉天吵架了，賭氣試試能不能要回來。這種超過常人想象的數額，對於阿衝來說實際是九牛一毛，具備紅包的實質，就可能被法官認定爲贈與。即使阿衝有個心眼，使用了“妙招”發了100萬元，不使用“贈與”相關的字眼，法官依然不太可能將此認定爲借貸。

此外，如果520這天發的紅包性質屬於彩禮、或戀愛雙方的共同消費、或是有婦之夫發的紅包，其能否返還都有不同的結果，法官是要是基於公平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來進行考慮的。網傳的“律師妙招”都只佔比較小的考量。

真實生活是千差萬別的，每個人，每一個具體的法律行爲背後，都有一定特殊的情景，法庭不會無視這些差別，而會全面考察。具體而言，法官怎麼判，跟發紅包的性質有關，跟發紅包、收紅包人的各自經濟狀況，身份地位，乃至關係進展、關係的正當性，都有關。

所以這種律師“一句話妙招”，一般是不能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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