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導讀——

沒想到我們所熟悉的岳廟裏藏着如此精彩的故事，徐駿用他的文字，把我們帶入到了這千年一瞬之地，而其中，在這熟悉的人文景點裏有很多我們所陌生之處，我們大抵都以爲自己是瞭然的。

徐駿筆下的岳廟，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故事，我們可以聽到歷史的風在裏面迴盪，在沉重之餘也有戲謔，在悲憤之中也能看到希望，個人以爲，這樣的歷史觀纔是完整的。

熟悉之地的陌生，對於我們是一次發現，我們找到了新的泉源。（李鬱蔥）

正文從這裏開始——

杭州隱祕地圖之：岳墳與岳廟的故事

徐駿/文

岳墳，這座建於八百多年前的西湖第一大墓，歷經多個朝代，已成爲一種精神象徵，爲柔美西湖增添了悲壯色彩。岳墳與岳廟背後的歷史故事，也隨着時代風雲變幻，撲朔迷離，過化存神，意味深遠。

1.岳飛之死

當年岳飛被冤殺於大理寺風波亭，那麼他到底是怎麼死的？是被砍頭、絞殺、毒死還是杖斃？至今還是個謎。

《宋史·岳飛傳》對“岳飛之死”的記載：“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寥寥幾字，沒有細節。意思是說到了年底，岳飛的罪名還沒坐實，秦檜就寫了個小紙條傳給大理寺，隨即得報岳飛已死，時年三十九歲。

南宋禮部尚書章穎對此的記載稍微詳細一點：“會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即報飛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飛既死於獄矣，具獄乃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於市。”

岳飛當時雖被罷了兵權，但許多忠於他的岳家軍部將仍手握重兵，況且作爲一名聲譽極高、官居一品的名將，要徹底扳倒他，不是件易事。秦檜、張俊、万俟卨等人雖編織了種種罪名，試圖走“法律程序”將其置於死地，可沒想碰到大理寺李若樸、薛仁輔、何彥猷、週三畏等具有正義感的法官多次抵制，讓秦檜傷透了腦筋，“東窗事發”這句成語，也由此而來。

那日年關將近，秦檜坐在書房東面的一扇窗戶下，思慮重重地剝着橘子、掐着橘皮，猶豫不決。其妻王氏見了，說：“老漢一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秦檜聽了當即下決心，寫紙條至獄中，將岳飛害死。

野史載，後來秦檜有一天遊西湖，在船上突然得病，見湖中一人披頭散髮，指着他厲聲大喝：“禍國殃民奸賊！我已起訴上天懲罰於你！”秦檜隨即暴斃。沒幾天，兒子秦熺也死了。秦檜妻子王氏請了道士來做法事，那道士在陰間見到套着鐵枷的秦熺，問：“你父親呢？”秦熺說：“他在豐都（鬼城）。”道士至豐都，果然看到秦檜與万俟卨均戴着鐵枷，被小鬼押着上刀山下油鍋，秦檜對道士說：“請轉告夫人，東窗事發矣！”這就是“東窗事發”一詞的來歷。那王氏也因“擒虎易，縱虎難”這句話，在岳飛墓前袒胸露背跪了五百多年。

岳飛真的是死於秦檜的一張小紙條嗎？不大可能，因爲岳飛案是高宗親自督辦的“詔獄”。據李心傳（南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大理寺最終迫於壓力，換掉了一批法官，並以秦檜、万俟卨等給岳飛羅織的“莫須有”罪狀定案，量刑上報，“今奉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可見，岳飛被害，是有“正規程序”和“最高指示”的，秦檜就算再囂張，也沒膽子和權力擅殺一名一品大員。

還有一種可能，秦檜打了個時間差，先斬後奏，省的夜長夢多。反正“上意已決”，可邊申請“正式授權”，邊除之。等聖旨到時，岳飛已經被害，而張憲、岳雲則奉旨押赴鬧市口處斬。所以，影響力最大的岳飛是祕密處決的。高宗的“特賜死”，是知道岳飛已死，再裝模作樣下旨的呢，還是爲了保留這位曾立下汗馬功勞的“愛將”之臉面，就不得而知了。

紹興十一年（1142）除夕的前一天，岳飛在大理寺內的風波亭被“內部處決”，用什麼方式處決的？正史上均無具體記載。大理寺上報的量刑建議是“勘證得岳飛合依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

按《宋刑統》規定，死刑有三種法定的執行方法：斬、絞和重杖處死。“十惡”中的前四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用斬首和絞刑，其他的均“決重杖一頓處死”。當然，在極個別“性質極其嚴重”的案件中，還用到法定之外的死刑，如腰斬、凌遲、梟首、和磔（分裂肢體），其中，梟首是一種懸首示衆的死刑，童貫就是被梟首的，“苗劉兵變”之苗傅、劉正彥則是被韓世忠“磔於建康”。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之後，法定的三種死刑方式中，“斬”，除了明確指明要“處斬訖奏者”，一般都不斬首，改用重杖處死；“絞”，即便是判“惡逆”以上的絞刑，也不“絞死”，也改用“決重杖處死”。

大理寺對岳飛、張憲的量刑分別爲“斬”和“絞”，最後卻都“合決重杖處死”。可見，“決重杖死”是宋代死刑的一種法定常用執行方式，大理寺作爲“最高法院”，以這種方式處死岳飛的可能性很大。如用斬首或腰斬等肢體分離的方式，之後隗順就很難將其屍體偷運出去埋葬。

前面講過，“絞殺”一般也已廢棄不用，而《嶽侯傳》稱岳飛“中毒而死”，則更不靠譜，完全有違律法，那是“宮廷劇”裏的情節，不能看到“特賜死”的“賜”字，就想到毒藥，那可能只是“留全屍”之意。二十年後，孝宗爲岳飛平反，將其屍體挖出改葬時“屍尚如生”，如是“斬”、“絞”或“毒”的話，其狀不應如此。

《朝野遺記》（宋）中講到岳飛之死，有極簡短几字：“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殂”，說岳飛在獄中沐浴後，被“拉脅”而死。“拉脅”是古代的一種酷刑，指用重物猛擊胸肋而死，這也比較符合大理寺以“重杖處死”的做法。

岳飛被殘害時，離大理寺（今小車橋附近）很近的嶽府正被嚴密監控，隨即就進行抄家及將家屬流放嶺南，家人根本無法爲岳飛父子收屍。按規定，無人認領的死刑犯屍體，皆在義冢掩埋。大理寺獄卒隗順出於對岳飛的崇敬，不願將其埋於亂墳堆中，就偷偷將屍體背出大理寺，埋葬在九曲叢祠。

隗順負屍尋葬線路圖

掩埋時，隗順將岳飛隨身佩戴的一枚玉環，放在屍體腰下，邊上放置一隻刻有“大理寺”字樣的鉛桶，裏面有當日揭下的枷鎖封皮，還在墳前種了兩株橘樹，以便以後辨認，並外稱這是“賈宜人”墓。這九曲叢祠就是岳飛的祕密初葬地，當時只有隗順一人知道。

隗順直到臨死前，纔對兒子說：“嶽元帥盡忠報國，必有昭雪其冤之日。我已等不到這一天了，你記住，將來朝廷如要找尋嶽元帥的屍體，你可上報：九曲叢祠有兩株橘樹的‘賈宜人’墓便是。嶽元帥腰下有玉環，可請其家人來辨識，旁邊鉛桶內的枷鎖封皮也可佐證。”

岳飛被害二十年後，高宗退位，繼位的孝宗終於下詔爲岳飛平反，並訪尋其屍體予以禮葬。隗順兒子將父親的遺言上報，官府據其所述果然找到並確認了岳飛的屍體，居然“屍色如生”，還可更換入殮的禮服。隨後朝廷以孤儀禮（一品官之禮）將岳飛改葬於西湖劍門嶺履泰山之陽，即今棲霞嶺南麓的岳墳。

這一切看起來似乎都順理成章，可當初隗順祕密埋葬岳飛的“九曲叢祠”到底在哪裏？幾百年後卻成了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由此杭州還出現了兩個岳墳與岳廟。

《朝野遺記》、《金佗祠事錄》等史料中記載，當年隗順揹着岳飛屍體是“踰城”到了“北山之漘”後，偷偷埋於九曲叢祠的。據浙大歷史系倪士毅教授考證，“踰城”就是出了錢塘門，“北山之漘”就是寶石山腳下的小河邊。《鹹淳臨安志》載，錢塘門以北有九曲城，得名於城牆沿着彎彎曲曲的小河而築，“九曲叢祠”並非某一具體祠院，而是那一帶九曲昭慶橋、九曲法濟院、九曲寶嚴院的統稱，即現在市少年宮以東這個方位。

而到了清朝中後期，岳飛初葬地之九曲叢祠變成了位於衆安橋下的螺螄山扁擔嶺。

1892年省城圖中衆安橋岳廟

2.衆安橋岳廟

清道光年間，學使吳廷康爲岳廟監刻一塊乾隆御書的“偉烈純忠”牌匾，該字爲管理岳廟的岳飛後裔嶽秀乾所珍藏，吳廷康從嶽秀乾口中得知，嶽王初瘞（埋葬）在螺螄山扁擔嶺，即以前的九曲叢祠，在衆安橋畔扁擔巷，或稱下瓦巷，被平反後才改葬至棲霞嶺。這嶽秀乾不知根據什麼認定九曲叢祠在衆安橋，反正吳廷康聽了馬上前去查看，發現這個地方有家開了有一百多年的，名爲“倪大有”的紅紙染坊。

吳廷康細看發現，染坊的院牆外側有一座長二丈、寬丈餘、高六尺的高坡，有一堵矮牆兩面圍護着。他走訪了附近的紳耆父老，均稱此長塚爲嶽王初葬地，裏面用螺螄殼澆築而成，堅不可開，此地“忠跡昭然”，歷年來出現過種種靈異之事，故至今無人敢動這方土坡。吳廷康在這裏瞻仰徘徊良久，決定設法買下這塊地方。

咸豐九年（1859）三月，吳廷康任浙江按察使司司獄，其監獄就在當年岳飛被害的大理寺，冥冥中吳廷康在此做了長官。他與錢塘、仁和兩縣令共籌銀三百餘兩，購下衆安橋“嶽王初瘞”這塊地，準備就地修建嶽王墓廟，定廟名爲“忠顯廟”。浙江巡撫胡興仁聽說此事，親自倡議捐款，並帶頭捐銀百兩，還書“尚有精誠留瓦巷，更移忠骨鎮棲霞”楹聯及“盡忠報國”匾額。

於是，衆安橋原“倪大有”染坊這塊地方便開始動土、築牆、立碑，並將長塚改爲圓墓。可不久，太平軍入杭，建廟工程不得不暫停。太平軍所到之處，見文廟（孔廟）必毀，連武廟（關帝廟）也不放過，因爲洪秀全考了三四次秀才都末考中，恨極了孔夫子，棲霞嶺的岳廟也難逃厄運。

直到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攻復杭州後，親自下令繼續募捐修復衆安橋岳飛初瘞處的墓廟，巡撫蔣薌泉也撥銀千兩，並訪得岳飛二十七世孫，聘其爲奉祀生，給兩頭耕牛、四十番洋，作爲守墓之資。

吳廷康又聯合多位杭州縉紳賢達，籌措銀兩，建造忠顯廟大門。大門朝北，取岳飛“北復中原”之意，門前引旗營水門之水開河而過，上有精忠橋，河對面有一面大照壁，由四塊每塊高九尺、寬四尺的巨石排成，刻有彭玉麟朱書“盡忠報國”及乾隆御書“偉烈純忠”八個大字，這些巨石是花了五十番洋，從江干運過來的。當時地處杭城鬧市區的這個忠顯廟門庭，應是十分莊嚴醒目的。後來到了民國時期，廟前小河被填成馬路，其對面建起了東南日報社大樓。

據李漢魂（民國）《嶽武穆年譜》記載，忠顯廟廟門內爲兩廡及殿庭，中間立一大鐵鼎，上有“老岳廟”三字。按說此廟的建造遠在棲霞嶺岳廟之後，理應爲“新岳廟”，爲什麼反稱之“老岳廟”呢？因爲此地杭人認定這裏是嶽王的初葬地，之後才遷葬至棲霞嶺的，所以從來歷上講應爲“老岳廟”。

前殿爲五楹的精忠殿，由前學使徐壽蘅題寫殿額。殿前還有自永康運來的松化石，稱之爲“精忠柏”。殿內中間是高大的嶽王塑像，岳雲、張憲立侍兩旁，左右塑岳飛十四位部將及義士施全、隗順。前殿之後是墓亭，內有圓墓，碑題：“宋嶽忠武王父子初瘞處”，爲同治五年（1866）仁和沈祖懋所書。岳飛父子當年分別被害，應該不在同一初葬地，不知爲何這裏將他們合葬一處。

墓亭之後也是五楹的後殿，即啓忠祠，中間塑嶽王父母、夫人及五子、五媳、一孫一女像，格局與式樣均仿照棲霞嶺岳廟。啓忠祠後面是彭玉麟題寫匾額的教忠孝堂。

廟西爲墓道大門，門內有靖魔殿，旁有石碑，上面的題刻巨長：“宋贈太師封鄂王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院副使晉少保賜諡忠武加封靖魔大帝嶽武王之神道”，概括了岳飛生前身後的官銜，明萬曆還將其封神爲“三界靖魔大帝”。該碑後藏棲霞嶺岳廟。

衆安橋岳廟（忠顯廟）的建造，從吳廷康動念建廟的道光十三年（1833）開始，到全部竣工的光緒二年（1876），中間因經費籌措的艱難及太平天國的戰亂等，前後斷斷續續竟用了四十多年。

建成後，由地方官籌資每年撥銀五十兩，按春秋兩季給廟裏主持作爲香火費。其地界北至竹竿巷井字樓邊，南至資福廟，東臨小河，西靠旗營城牆，在鬧市區與資福廟（祀張憲、岳雲）、施全刺殺秦檜之衆安橋及鄰近的孝女井、岳飛故宅等，形成一個“忠魂不朽，彪炳千秋”的忠烈之氣輻射圈，其大致方位在現在浣紗路與慶春路交界的娃哈哈美食城周圍。

1916年，忠顯廟內設衆安橋小學，靖魔殿、精忠殿及兩廡側室均改爲禮堂和教室，但廟裏的墓園、神像及許多石碑都還保留，有些用木柵欄圍住，不讓小孩攀爬。利用廟宇的場地開設學校，這在清朝末年廢除科舉後的杭州，相當普遍。一是因爲辦學經費緊張，二是大多數廟宇的房屋比較牢固且寬敞。許多時候，廟與校共存，一邊和尚在唸經，一邊學生在唸書。

解放後忠顯廟內的衆安橋小學還在，據當年在老浙江日報社（在原東南日報社大樓）工作的傅伯星先生回憶，那時廟裏的像設已基本毀廢，但墓與許多碑刻還一直保留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後來廟宇建築毀於文革時期，僅殘留廟門前的一些遺蹟。九十年代慶春路改造及娃哈哈美食城建成後，忠顯廟所有印跡已徹底消失，只有近旁的“嶽王路”這個路名，還留下一點蹤影（現有了小小的“嶽王公園”）。

忠顯廟立廟之本是確定該處爲原九曲叢祠，也就是當初隗順偷埋岳飛的初葬之地，那麼隗順當年揹着岳飛屍體到底是來到這裏，還是到了錢塘門外呢？據《鹹淳臨安志》的南宋京城圖，從大理寺出發，錢塘門外的九曲城是西面，而衆安橋是東南方，方向相反，相對距離衆安橋要稍近些。

清代後期，杭州地方官與社會賢達大多認定衆安橋河下十七號（下瓦巷）是嶽王初瘞處，而明代與現代學者基本都考證其位於錢塘門外。據倪士毅教授所述，南宋的衆安橋是商業繁華之處，鋪面林立，橋南有北瓦子（也稱下瓦子）等娛樂場所，又是御街所經之地，隗順不可能將岳飛在此埋葬。不過，在清代，錢塘門外的九曲叢祠已無跡可尋，而衆安橋下卻還留有“實物”。

不管怎麼說，當年隗順揹負王屍出大理寺，向左拐，要經過被嚴密監控的嶽府，向右拐，要通過錢塘城門，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無論朝哪走，他不畏風險做出的這個舉動，一直讓後人敬佩。

棲霞嶺岳墳圖（清）

岳飛初葬地，不論在衆安橋下還是錢塘門外，之後遷葬於棲霞嶺，是無可爭議的。衆安橋的忠顯廟存在不到百年，但因創廟人吳廷康本身是一位金石家，廟裏的石刻精品非常多，這些珍貴石刻後來大部分也移至棲霞嶺岳廟收藏陳列。

如根據岳飛手書真跡摹刻的《登黃鶴樓》、《滿江紅》兩塊碑石，還有據嘉興岳飛後裔家藏真跡刻的《謝講和赦表》三塊、《南京上皇帝書》附題跋二十塊、岳飛手書唐李華《弔古戰場文》連題跋十塊等，這些石碑（或復刻版）現均列於棲霞嶺岳廟的北碑廊內，還有九塊石碑據傳也是岳飛手書的《洗馬歌》則移至西泠印社。

更值得一提的是，現在棲霞嶺岳廟碑廊中，僅有的兩塊刻有岳飛畫像的石碑，也是從衆安橋忠顯廟移來。一塊是北碑廊東端的《石刻嶽鄂王像》，上面幾乎如真人大小的嶽王正襟危坐，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儀態威嚴，鬍鬚、箭矢、衣上花飾等均刻畫得十分細膩精美，這是吳廷康當年請人據棲霞嶺岳廟原流芳亭內的明代石刻岳飛像摹刻的。

另一塊是西端的《宋封少保武昌公嶽鄂忠武王遺像》，此像較小，但更具權威性，因其源自嘉興金陀坊岳飛後裔的舊藏遺像，岳飛微側身而坐，雙手持書展讀，儒雅端莊，由汪柳溪摹刻。碑上還有吳廷康親撰的刻像緣起。

可惜的是，原來忠顯廟內共有三塊石刻岳飛大小坐像，另兩塊不知去了哪裏，還有一塊岳雲手持雙錘的立像，英氣勃勃，尤爲珍貴，也不知落於何處。

原衆安橋忠顯廟門外，由四塊巨石排成一面照壁，上有彭玉麟書的“盡忠報國”四個大字，其中刻有“報”字的這塊巨石，如今也正躺在棲霞嶺岳廟內啓忠祠後面的草叢中，字原爲紅色，經風吹雨打，色已褪盡，但仍遒勁有力。

3.棲霞嶺岳廟

歷史上，杭州有過八處與岳飛有關的祠廟和遺蹟，其中規模與名氣最大，受到歷代多位最高統治者賜額或加封，並一直延續至今的，只有棲霞嶺的岳墳與岳廟。

不過，最初岳飛遷葬於棲霞嶺，墓建成後，朝廷賜廟時，還出過一樁烏龍。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禮葬岳飛後，其孫嶽甫（岳雲長子）在附近的虎頭巖下找到一座寺院，名爲顯明寺，這是一座別無田產的律院，離岳飛墓又近。嶽甫立即上報朝廷，請求將顯明寺賜爲祭祀岳飛的功德寺。孝宗下旨批准，並賜額“褒忠衍福寺”。

本來一切順利，可沒想到有位活着的“少保”不答應了，他就是安慶軍節度使趙士籛。因爲顯明寺的懺堂內擺放着他父親儀王趙仲湜的靈位，寺旁還有墓園，這裏早已是儀王的墓廟。趙仲湜是宋太祖的玄孫，靖康之難時，衆將要擁他爲帝，趙仲湜堅拒，說：“自有真主。”後康王在南京稱帝，他率衆前往拜謁，得到了趙構的高度信任和敬重，死後追封儀王。如果顯明寺成了岳飛的功德寺，那每到祭祀時節，讓儀王后人上哪去拜祭？可聖旨已下，只能向朝廷申述，請岳家另選寺院。

於是聖旨又下，令岳家再選功德寺。此後岳家好長時間沒能完成此事，直到岳飛另一位孫子岳珂（嶽霖之子）出馬，就在岳飛墓旁，勘定了一座無門堂僧舍，只有地基和幾間破屋的下智果寺。

“復官改葬並賜諡告詞碑”碑額

需要說明的是，這個“下智果寺”與葛嶺的“上智果寺”，原在孤山，當年與蘇東坡還有一段淵源，後因高宗造四聖延祥觀，將智果寺分爲“上下”兩個，下智果寺遷至棲霞嶺南，上智果寺遷至葛嶺南。岳飛遷葬幾十年後，葛嶺的智果寺旁也葬了一位民族英雄，那就是抗元名將陳文龍。

岳珂上報朝廷，請求將下智果寺賜額爲功德寺，並願自行買田修建和請僧供祭。可未料到這次又遇到了波折，禮部吸取了教訓，仔細審覈後，發現大觀三年（1109）時有條規定，即不得將有額（官方認定）寺院充當墳寺或功德院，如有違反，都將受到彈劾，而下智果寺是有額寺院。

好在當年禮部有位官員頭腦靈活，查到之前聖旨批准顯明寺爲岳飛功德寺時，那顯明寺也是有額寺院，皇上會錯嗎？那是特批！於是“系奉聖旨，特依所乞”。終於在岳飛遷葬棲霞嶺的五十多年後，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敕：“奉聖旨，智果寺特充故少保岳飛功德院，仍以‘褒忠衍福禪寺’爲額。”這就是如今西湖岳廟的緣起。

此後，岳廟便由岳飛後裔維持打理，並陸續擴建和修葺。隨着朝代的更替，歲月的流逝，或因守業不善，或因戰火之災，廟宇曾多次毀廢，但在岳氏後人及各朝地方官紳的不斷努力下，岳廟屢廢屢建。而無論風雲變幻，至清代，岳廟中還珍藏着三樣寶貝：嶽王父子畫像、宋高宗紹興敕和精忠銅爵。

岳廟所藏岳飛畫像，長五尺多，像中嶽飛頭裹軟巾，長臉有短鬚，束帶方袍，坐着看書，氣象儒雅，此像在明崇禎年間曾石刻立於墓前。岳雲畫像長二尺多，像上岳雲頭戴戰盔，身披戰甲，手持兩銅椎，英氣勃勃，那銅椎形狀特別，呈橢圓形且頭上尖銳。這兩幅畫像原衆安橋忠顯廟均有石刻版，岳飛像現在岳廟北碑廊，岳雲像已不知所蹤。

“復官改葬並賜諡告詞碑”碑體

岳飛究竟長什麼樣？據傅伯星先生考證，可信度最高的是南宋畫家劉松年的《中興四將圖》，圖中有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及各自衛士共八人，其中嶽飛頭裹軟巾，身穿便服，廣額圓臉，小眼，大鼻，小嘴，沒有鬍鬚，身高中等較壯碩，肚微凸。此畫應作於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該年岳飛被追封爲鄂王，離其被害六十多年，從時間上看，相隔不遠，而且當時“四將”的子孫都還在朝中爲官，他們不會容許畫家筆下的先人形象與事實不符。

岳廟中的岳飛坐像可能源自明代，其袍上有花紋，而宋代官員無論朝服還是常服，均爲單色，袍上沒有任何圖案，只是按品級高低分爲紫、紅、綠、藍四種。那麼岳飛後人爲何不以南宋的《中興四將圖》作爲嶽王像珍藏呢？可能因爲不想與其中陷害岳飛的張俊“同框”吧。

據史料記載，岳飛的相貌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畫像中沒有體現，就是因患過眼疾，眼睛有大小，當時有“大小眼將軍”之稱。被金人擄去的韋太后（趙構生母）放歸時，還未進宮，就問左右：“大小眼將軍在哪裏？”左右回答岳飛已死於獄中，韋太后嘆曰：“沒有此人，我怎能回到這裏。”此後便常年穿道服、喫素食以報岳飛。因爲韋太后知道，沒有當初“大小眼將軍”岳飛的勇猛善戰，使金人有所忌憚，她可能就沒有機會回來做太后了。

岳廟珍藏的另一樣寶貝，就是宋高宗紹興敕（也稱“起復詔”），即紹興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宋高宗給岳飛的親筆信，內容是勸說正在廬山爲母守孝的岳飛，在國難當頭之際，諸將都在爲國效力，請他舍小家而顧大家，別拘泥於守孝三年的古禮，儘快歸隊，以償其收復中原之志。

這封皇帝手敕是岳飛家人祕藏起來的，當年秦檜爲坐實岳飛“淮西逗留”（延誤軍機）的罪名，派万俟卨去嶽府抄家，將宋高宗給岳飛的詔書全都抄走，使岳飛失去自辯的物證，唯獨這封手敕被藏了下來，成爲岳氏後人不輕易示人的傳家之寶。

第三件寶貝爲精忠銅爵，高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二寸三分，重一斤六兩左右，三足二柱，腹容四合，中刻“精忠報國”四字，左側豎耳上有小印爲“岳珂建造”字樣，上爲兩翅文，形狀古樸。

相傳該銅爵爲岳珂於嘉泰四年（1204），也就是劉松年畫《中興四將圖》那一年鑄造的，是奉祀嶽王的祭器。後南宋滅亡，岳廟被毀時被埋入土中，在明萬曆年間又出現在諸暨的山裏，被人歸還至嘉興金陀坊岳珂後人手裏，後來不知怎麼又被一位姓汪的官員所收藏。

清乾隆年間，該銅爵被一位名叫金德輿的桐鄉人購得，並送還給西湖岳廟的岳氏後人，至此，精忠爵兜了一大圈，終於在五百多年後回了家。而據志載，岳珂當年爲岳廟打造的祭器是一整套的，還有古銅爵杯、古銅籩豆、酒樽等均已無存，只留下了這尊精忠銅爵。

岳廟除了這三件寶貝，其實歷朝歷代立於廟內的碑石都是無價之寶，刻在每塊石頭上的文字不僅見證了歷史，更是一種情懷的展現。

清嘉慶六年（1801）浙江巡撫阮元修葺岳廟時，在墓西流芳亭廢址土中挖出數塊舊碑，這些舊碑埋在土裏已有一二百年，此一拔出土壤，與湖山相照耀，其魂靈便有了不可磨滅之勢。

其中有塊斷裂的石碑，是明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看了宋高宗的“紹興敕”而題的《滿江紅》，最早指明宋高宗纔是害死岳飛的真兇：“豈不念，中原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該碑現列於南碑廊。

岳廟中的樹木也很有特色和故事。一般樹木的枝葉都是向四周伸展的，而據傳嶽王墓旁的松柏樹枝均是朝南生長的，元代貝瓊有詩云：“那是鄂王墳上樹，枝枝葉葉盡南迴。”

按理說岳飛素有北復中原之志，樹枝應北向纔對，爲什麼會南向呢？據說有一天，宋孝宗遊西湖，正享受美景時，突然湖面上狂風大作、烏雲密佈，他抬頭向棲霞嶺望去，只見岳飛領着衆將士立於雲中，向他怒目而視，孝宗嚇得魂不附體，陪同的官員連忙安慰說，那只是岳墳周圍的松柏枝條，孝宗連連搖頭說：“不是樹枝，那是嶽元帥在指責我只顧尋歡作樂，而忘了中原父老啊！”原來墓樹朝南，是指向南面鳳凰山的皇宮，提醒皇帝別忘了收復故土。

還有兩棵最有名的樹，就是精忠柏和分屍檜。精忠柏的來歷，也與籌建衆安橋岳廟（忠顯廟）的吳廷康有關。據說當年大理寺風波亭旁有一古柏，在岳飛被害之時突然枯死，但枯而不倒，堅如鐵石，老百姓認爲這是岳飛忠烈氣節的象徵，稱之爲“精忠柏”，後毀於太平軍兵火，斷成九節，變成了樹化石，有一節被鄉民取走，說是能避瘟疫和治療瘧疾。

同治十三年（1874）司獄吳廷康在原南宋大理寺舊址附近挖出了幾段精忠柏，他在原風波亭的位置造了一個土臺，將精忠柏放在上面，稱爲“精忠柏臺”，前立一石碑，上面根據範正庸所繪的《精忠柏圖》，摹刻了一棵古樸蒼勁的枯柏。1922年，浙江交涉使王豐鎬僱人將這八段精忠柏化石與石碑抬至棲霞嶺岳廟，並圍上鐵欄，加以保存。

分屍檜

另一棵“名樹”分屍檜，是明朝杭州府同知（知府副職）馬偉所創。明天順元年（1457）馬偉完成了岳廟入明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修建，廟宇建築增擴了不少。接着，馬偉奏請朝廷賜額“忠烈”，自此，棲霞嶺岳廟從“（保義）褒忠衍福寺”變爲“忠烈廟”。

加額這天，馬偉召集文武官員和杭城百姓來到岳飛墓前祭拜岳飛，禮畢後令人將一棵檜柏栽於墓前陵園中，再用一把大鋸，在根以上將其從中鋸成兩半，中間用木條隔開，象徵將陷害忠良的奸臣秦檜分屍，這棵被鋸成兩半的檜柏就稱爲“分屍檜”。這棵“分屍檜”後來在明隆慶五年（1571）被雷電擊毀，後人又在原處栽種檜柏代之，且所栽檜柏永遠是向南歪斜的。

從上可以知道，雖然“精忠柏”資格很老（南宋時見證岳飛被害，從古生物角度已有一億多歲），但“分屍檜”要比“精忠柏”先到岳廟（分別是明朝和民國）。一個是墓園門外的幾塊樹化石，一個是甬道正中的一棵歪脖樹，有人居然還會搞錯，把幾塊石頭說成“分屍檜”，把一棵歪脖樹叫成“精忠柏”，要知道，它倆可是天差地別，正可謂：流芳百世“精忠柏”，遺臭萬年“分屍檜”。

4.鐵跪像

岳廟中“遺臭萬年”的還不止是“分屍檜”，還有四個跪在岳飛墓前的鐵像。這些鐵人從開始時的三個，後增至四個，再到五個，最後又回到四個，並屢毀屢鑄，一直跪了五百多年。

鐵像最早始於明正德八年（1513），浙江都指揮李隆，鑄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個赤身雙手反縛的銅跪像，置於岳飛墓前，後被遊人打碎。

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浙江按察副使範淶認爲銅不夠堅硬，改用鐵鑄，並加張俊的跪像，每個鐵像胸口都刻上名字，四個鐵跪像便由此而來。當時民衆來此拜謁岳飛墓後，都會向四個鐵像投擲石瓦，甚至朝其頭上撒尿，王氏的兩個鐵乳也被摸得精光可鑑。

沒多久，浙江巡撫王汝訓覺得這樣有傷風化，便將張俊、王氏兩像沉入西湖，把秦檜、万俟卨的跪像移至祠前。萬曆三十年（1602）範淶又捐錢重鑄張、王二像，這樣，又湊齊了四跪像。

之後，嘉興一位名叫項德禎的官員，僱人抬了一個羅汝楫的鐵跪像置於岳飛墓前，羅汝楫是當年受秦檜指使，配合万俟卨陷害岳飛的審判官。如此就有了五個跪像。

文徵明《滿江紅》碑

這些鐵像跪在那裏，幾乎天天遭人擊打，毀損嚴重，王氏的鐵頭還被人用棍子敲了下來。雍正九年（1731），浙江總督李衛重修岳廟時，令錢塘知縣李惺又重鑄了四個鐵像，把羅汝楫給“赦免”了，而且說所用之鐵不應被奸臣玷污，專用收繳來的叛軍盜寇用過的“污鐵”來鑄四奸像。所以後來有位松江女士所言：“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這後半句也不一定準確，白鐵也有所謂“不無辜”的。

清乾隆三十年（1765），鐵像又身首破裂，錢塘令向巡撫熊學鵬報告，準備再次重鑄。熊說：“嶽王的浩然正氣已千古不滅，那奸臣秦檜死了那麼久，還知道什麼，鐵鑄其身，無非是發泄一下後人的憤慨而已，沒多大意義，任其自滅吧。”

當晚，熊就夢見秦檜夫婦戴着鐵鏈枷鎖，蓬頭垢面地跪在他面前磕頭謝恩：“岳飛之死，那是應得，而世人卻把我們糟踐得苦不堪言，要不是恩公一句話，一旦再鑄鐵像，我們不知又要遭罪多少年啊！”第二天熊巡撫把這個夢告訴了錢塘令，並立即下令，馬上開鑄鐵像，而且要用精鐵來鑄，可以更經久“耐打”。

嘉慶六年（1801），浙江巡撫阮元重修岳廟，用平定海盜蔡牽時繳獲的兵器，又一次鎔鑄了秦檜夫婦跪於嶽王墓前的鐵像。有次阮巡撫去岳廟拜謁，見到有人做了兩塊小牌，分別系在秦檜和王氏的脖子上，秦檜的牌子上寫：“咳，僕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王氏的牌子上寫：“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阮元看了哈哈大笑。

淪陷時岳墳旁的日軍

五百多年來，跪在嶽王墓前的鐵像，鑄了砸，砸了鑄，前後起碼重鑄過十多次。有人說岳王的像倒是泥塑的，奸臣卻用鐵鑄，可不想想，嶽王爺端坐在廟堂裏受人敬拜，這幾個鐵人跪在露天日曬雨淋，遭人啐打，不做得牢固點，能行嗎？後來鐵像被石欄圍起，不讓人隨便擊打了，可一走近就尿騷臭刺鼻，那王氏的兩隻鐵乳，還被摸得鋥亮，據說摸了可以使養蠶人的蠶花茂盛。

岳廟裏的鐵像，在杭州淪陷的日據時期，還起到了對漢奸的羞臊與諷刺作用。岳廟因名氣大，在日僞期間，日本要人來杭，都會慕名而去。當時杭州的僞市長孫祖基，每次都要陪同日本人去岳廟參觀，以盡地主之誼。

當日本人見到秦檜等跪着的鐵像，總會好奇地問東問西，孫祖基每到此時，想到跪在這裏的就是漢奸投降派的祖宗，便面紅耳赤，喃喃地不知如何作答，故視參觀岳廟爲畏途，只要有這種“接待任務”，就儘量藉故推脫。後來索性一度將四個鐵像搬到僻靜之地，以免相見尷尬。

民國時期的鐵跪像

孫祖基有位名叫秋翁的朋友，是名上海報社的記者，他來杭州時孫也熱情招待。秋翁回上海後，在報上寫了篇名爲《湖上心影》的文章，其中寫道：“岳墳的嶽忠武王，依然靜靜地躺着，但墳前幾尊鐵像都站了起來——立直了。”孫祖基看到了認爲是在諷刺自己，便寫信質問，秋翁回信說：“假如足下也有鑄像的資格，那麼白鐵的市價準會同黃金一樣飛漲。”把孫祖基氣得從此與秋翁絕交。

日僞時期，有份名爲《現世報》的報紙，專門刊登嘲諷當時漢奸政府的文章，有篇題爲《代西湖岳墳秦氏鐵像呈滑稽政府請求昭雪文》的諷刺文章，鍼砭時弊，寫得十分勁爆。

文中以秦檜的口吻，說如果沒有他秦檜的“忠心謀求和平”，哪來南宋偏安一百多年，這是爲後世“禮讓爲國”作出標榜，是有大功的。但後世這些偏執愚昧之人，顛倒功罪，視秦檜爲奸賊，並施各種侮辱，如“油炸檜”、鐵跪像等，真是冤枉啊！

今恰逢時代變遷，現“親善和諧”的諸公，皆爲秦檜同志，如要避免後世再有鑄漢奸鐵像之事發生，特請求政府三件事：第一，立即將岳廟內秦檜等鐵像銷燬，另立一秦檜銅像於政府大禮堂前，以示景仰。第二，通令全國，禁止製作“油炸檜”，並不準上演“罵曹、掃秦”等荒謬戲劇，尤須禁止使用舊式膏藥（似日本國旗），以示親善。第三，將全國所有關岳廟，改爲俊傑祠，專祀歷代被列入“貳臣傳”的“俊傑”，取“識時務者爲俊傑”之意也。

歷史上，從官方到民間對岳廟都是崇敬有加的，但後來在一些國民眼裏，它卻變成一個純粹遊玩的景點。

起復詔碑

清朝大員彭玉麟有次去岳墳，見廟庭內繫着一匹馬，就問是誰的馬，旁人告之是某八旗領佐的馬，彭令人叫他過來，那領佐不敢來，於是彭玉麟就將此馬交給旗營將軍，並追究該領佐的不敬之罪。彭說先皇帝都賜詩於岳廟，而八旗子弟竟敢繫馬於廟庭，不但褻瀆神明，還敢騎馬經過御碑之旁，實爲大不敬。將軍只得將該領佐貶爲驍騎校，並棍責百下，從此旗人不敢騎馬過岳廟了。

1936年的《新聞報》上有篇《岳墳所見》中寫道：岳廟門口有塊市政府貼的寫有“脫帽”二字的搪瓷牌，所有人必須脫帽而進，但好多戴帽子的，都看着牌子不屑地笑笑，進去並不脫下帽子。嶽王墳前也有一塊牌子，上寫“敬禮”二字，可除了童子軍外，大部分人也不曾敬禮。有些人還將腰靠在墳邊蹭來蹭去，說是“墳邊靠一靠，一生不酸腰”。還有些人甚至把銅元扔到圓墳的頂上，稱銅元停在上面，不滑下來的話，就會發財。

棲霞嶺岳廟圖（清）

這時，有幾個日本人走到嶽王墳前肅立片刻，然後畢恭畢敬地三鞠躬。當他們走開時，一位中國同胞說：“嶽老爺是中國人，要他們來敬什麼禮！”然後就與同伴到邊上賣古玩的攤子裏討價還價，完了坐在墳前石桌上喫起梨來。

阮毅成在《三句不離本杭》中講到，1937年10月初，杭州淪陷前，浙江省政府官員到岳廟去參拜，大家知道杭州必將淪陷，但沒辦法將岳墳遷走，也不能將岳廟拆毀，大家站在岳墳前，行了三鞠躬，表示向嶽王辭行，並默禱嶽王英靈呵護，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行禮之後，大家又走到牆邊，對刻在牆上的“盡忠報國”與“還我河山”八個大字，看了許久，纔在黑暗中，分別離去。

1945年10月中旬，抗戰勝利後，阮毅成與杭州市長周象賢又一次來到岳廟，先到嶽王像前行禮，再到墓前參拜。意思是告訴嶽王，河山已經還我了！黃龍也痛飲了！我們也回來了！周象賢是基督徒，一向不拜偶像，但他也一同行禮，說：“這是崇拜愛國的英雄，上帝是可以允許的。”他們還更換了岳廟中許多日本人及漢奸留下的匾額和對聯，並恢復了官方的春秋兩祭。

盧永祥重修嶽陵圖（民國）

5.盧永祥重修岳廟

對岳飛的敬仰或者說崇拜，還強烈地體現在民國初期的一批“軍閥”身上。從民國七年至民國十年（1918-1921），開展了一次由浙江督軍發起，全國“軍閥”紛紛捐款的，規模巨大的岳廟重建工程。

關於這次重修岳廟的緣起，還有一個傳說，說是安徽督軍倪嗣沖有一晚做夢，夢見一頭戴平天冠的神仙，手指着一間破屋，愁眉不語。倪醒來對副官講起此事，副官說：“照大帥所見神祇的狀貌，應是嶽王爺。”原來這位副官是個岳飛迷，他說現今杭州西湖岳廟已破敗不堪，嶽王爺手指破屋，是希望大帥重修岳廟的意思。倪大帥一想不錯，就先派副官到西湖岳廟致祭，並將廟況拍照寄回，果與夢中一樣破敗，倪就下了重修岳廟的決心。他與浙江都督楊善德函電商議，然後向各省督軍籌款共修西湖岳廟。

這個傳說有點不大靠譜，因爲後來岳廟修建完成後，主持者盧永祥在碑記中根本沒有提到這位倪大帥，而真正的發起者應是當時的浙江督軍楊善德。

裏西湖邊的“關岳廟”牌坊

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割據，軍人當政，而那時軍人崇拜的偶像就是關羽和岳飛。民國七年（1918）楊善德（皖系）任浙江督軍，見西湖岳廟歲久不修，破損嚴重，就倡議興修，首先發出一道全國通電給各省督軍：

“嶽武穆忠節勳猷，與關聖同炳千秋，允爲軍人模範。其墳墓祠宇及全家忠跡，均在西湖，年久失修，漸就頹圮。觥觥遺烈，坐令湮沉，甚非我軍人崇拜英雄之意。鄙人恭領此邦，責無旁貸，經營誠不敢辭。惟擴張之規畫，預計非六七萬元，不克藏事。獨力固屬難勝，專美尤所不敢，用特敬告緣起，乞賜提衡。我公崇賢尚義，中外同傾。如蒙鼎助，早得玉成，將來書名豐碣，定與湖山同垂不朽。同氣之求，伏候明教。楊善德東印。”

楊善德這道通電寫得很有號召力，首先指出岳飛是我們軍人共同的精神偶像，我們能看着他的廟宇毀敗而不管嗎？其次說我獨自維修有困難，希望大家能共同承擔。最後說如能相助，都將刻名於碑上，與西湖山水共存永久。

通電發出後，大總統徐世昌、總理靳雲鵬、督辦段祺瑞、總司令段芝貴、籌邊使徐樹錚；直係軍閥曹錕、王佔元、李純、田中玉、李厚基、陳光遠、王廷禎、蔡成勳、齊夑元；皖系軍閥倪嗣沖、張樹元、張敬堯、趙倜、陳樹藩、張廣建、何豐林；奉系軍閥張作霖、鮑貴卿、張景惠等，均紛紛回電並捐款，甚至連摳得要命的閻錫山都來電響應。

這些軍閥派別分明，多年來相互爭鬥，拼搶地盤，誰也不買誰的賬，但在捐款修建西湖岳廟上，全國的大帥們卻出奇地一致，一下子募得八萬餘元。

移至寶石山腰的“關岳廟”牌坊

不久楊善德去世，由盧永祥接任浙江督軍，繼續主持修廟工程。可按新的修建規畫，需費用十三萬元，缺口還很大，於是盧永祥也發起了一次全國通電，再次向各大帥募捐，並繼續承諾將刻名留存於岳廟。各省督軍又一次匯來捐款，這次連浙江省內各地公署也都捐了款，共募得大洋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三元七角零二釐，其中，捐款最多的是徐樹錚，爲一萬元，楊善德和盧永祥自己也各捐一萬元，最少的是泰順縣警察所，捐洋二元。

盧永祥專門成立了“重修嶽陵事務所”，由督軍署直管，軍、警、政、商、學各界派員組成，並制定辦事規則。所有工程進行招投標、簽訂合同契約，包括樣式、尺寸、用料等，做事相當規範細緻，並有非常詳盡的收支賬目，大到拆運旗營城牆磚石費用，小到購置一隻牛皮大鼓的價格，全都歷歷在目。

整個工程從頭門、正殿、神龕到後祠、碑廊、墓道等，幾乎修了個遍。當時新塑的嶽王神像，高一丈四尺，頭戴平天冠，日月雲頭，三縷長鬚，手捧碧玉圭，身着繡金龍蟒朝服，金線水腳，真金描畫，上五彩。

除了廟內，還將廟門外至“碧血丹心”牌坊周圍地界的房屋拆遷，新建商業用房，而且拆遷賠償方案公平合理，連移一株桑樹都給予補償。當時有位名叫李廣升的警隊巡長，在查勘被拆遷民房時，漏報了幾個房間，被岳墳街的拆遷戶告到重修嶽陵事務所，事務所覈查後，報省會警察廳對李巡長“從嚴懲處”，並補全了拆遷戶的補償費。

秋水山莊後面的關公石像

這次重修岳廟時，還將岳廟西側的花神廟移至左公祠西首，並在花神廟原址上創辦了精忠國民小學，辦學資金由岳墳街新建商業用房所收租金支付。精忠小學的開學訓詞中說道：“本校以精忠標名，欲諸生模範嶽王，居家孝順父母，如嶽王涅背故事，後來身膺國事，自能盡忠。凡人立身行己，須本‘忠孝’兩字，舍此就不算學問。諸生質多優美，孟晉可期。”

由楊善德、盧永祥兩任督軍先後主持的重修岳廟工程，共歷時四年，耗資十五萬大洋，規模浩大，是岳廟歷史上最大、最徹底的一次修繕，整個墓廟與庭院都煥然一新。

其中，最壯觀醒目的是正殿月臺的東西兩邊，新立了兩塊巨大的石碑，西邊這塊是“復官改葬並賜諡告詞碑”，碑文爲南宋歷朝給岳飛平反追封的敕告，碑陰爲朝廷賜智果寺爲岳飛功德寺，及《賜褒忠衍福寺額敕》，後附盧永祥題跋；東邊這塊是“重修宋嶽忠武王祠墓碑”，碑文爲盧永祥所寫岳飛功績及這次重修嶽王墓廟的經過，由杭縣吳士鑑書，後附監修者和承造人姓名，碑陰則兌現當初楊善德與盧永祥對“大帥們”的承諾，將捐款者姓名與捐助金額一一刻上，使之在岳廟與湖山“永存”。

這兩塊同樣尺寸的巨碑是岳廟內最大的石碑，光是中間黑色大理石的碑體，就高238釐米，寬116釐米，再加上上面浮雕羣龍紋的漢白玉碑額和下面的石贔屓（龜形碑座，讀壁細），總高達3米多。

這也是當時岳廟內僅有的兩塊帶龜形碑座（石贔屓）的石碑，其中一具贔屓是岳廟舊物，另一具是在桃源嶺一座錢氏古墳前找到的，找到時上面的碑石已經毀壞，但其石料、樣式、大小等，恰好與岳廟的那具贔屓相配，於是事務所人員徵得錢氏墳主同意，以十五大洋買下。但這具石贔屓重約七千餘斤，桃源嶺與岳墳相距有五里之遙，運輸相當不易，最後用盤車逐段盤運，大費周折，才運到岳廟，運費竟花了四十大洋。

忠烈祠前的兩塊巨碑

兩塊巨碑當年一左一右立在忠烈祠兩旁，黑的碑體，白的碑額，下面兩隻巨龜，莊嚴威武，像兩位巨靈神護衛着嶽王爺，可惜現在看不到了。這兩塊巨碑不知毀於何時，現在還剩兩座碩大的漢白玉碑額，蹲在啓忠祠東北角的草叢中，以及“復官改葬並賜諡告詞碑”的黑大理石碑體，立在南碑廊的西端，外面罩着玻璃，儘管已被掐頭去尾，但它還是碑廊中身形最大的石碑。

兩具各七千多斤重的石巨龜（贔屓）也不知所蹤。而那塊刻有衆“軍閥”捐款姓名，說要“與湖山永存”的“重修宋嶽忠武王祠墓碑”碑體，已被砸毀，如果“大帥們”地下有知，恐怕要問：“孃的，誰砸的？”

重修岳廟工程完成後沒幾年（1924），“齊盧之戰”爆發，盧永祥撤出杭州，與其爭戰的就是當初爲修建岳廟捐過一千大洋的直係軍閥齊燮元。據說盧永祥部隊撤出杭州前，還到以前記過賬的各家商鋪、飯館，逐一把欠賬還清，真的有點當年岳家軍“秋毫不犯”的風範。

接着直係軍閥孫傳芳，以“援齊討盧”爲名，進了杭州。孫傳芳一進杭州，雷峯塔就倒了，這“不祥之兆”一直使孫大帥耿耿於懷，於是借關、嶽二“武聖”之威以鎮“風水”，在保俶塔下建造了一座“關岳廟昭忠祠”，合祀關羽和岳飛。

“關岳廟”的形式源於袁世凱，1914年11月21日，袁世凱爲加強對軍隊的控制，以大元帥名義頒令，“以關(羽)嶽(飛)爲武聖”由全國軍人供奉，隨即將北京地安門外西皇城根之白馬關帝廟改建爲全國第一座“關岳廟”， 此後各地軍閥紛紛仿建。

棲霞嶺岳廟東側，跨虹橋之北，在明朝萬曆年間就建有關帝廟，所以在北山之陽，嶽王爺和關帝爺早就是鄰居了。寫過《小窗幽記》的明朝文學家陳繼儒，在這座關帝廟裏還留有一副柱聯：“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分漢室君臣。”

清朝中期，現北山街秋水山莊方位也有過一座關帝廟，至今秋水山莊後面還留有一尊關老爺的石像，被人供奉着。因此，北山沿湖這一帶，當年充滿了“忠義”之氣，並非都是達官貴人的豪宅，孫傳芳在北山上建“關岳廟”也是有道理的。

除了保俶塔下的“關岳廟”，孫傳芳還造了一座額爲“關岳廟昭忠祠”的石牌坊，這座高大的牌坊一開始立在裏西湖邊，杭州人稱之爲“孫傳芳牌樓”，後來因開西博會擴建環湖馬路（北山路），將此牌坊移到了寶石山半山腰。

當“關岳廟”牌坊立在西湖邊時，它與岳廟正好連成一線，這彷彿是一條歷史之線，中間串起了無數幕歷史景象。在翻閱岳廟史料過程中，我腦海中不由也浮現出一個景象：

在那至暗時刻，大理寺獄卒隗順揹着岳飛的屍體，一手拎着一隻鉛桶，在大雪紛飛的寒夜裏，踽踽而行，爲心中的英雄尋找一塊安息之地。他雖是歷史上的一個小人物，但那一腔熱血，當與湖山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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