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建築和紀念碑是形成有關德國曆史的新解釋的最明顯形式。德國所擁有的“民族”傳統通過三個名字得以象徵化：俾斯麥、威廉一世和色當。

《傳統的發明》

埃裏克·霍布斯鮑姆/ 特倫斯·蘭傑 編著

顧杭/龐冠羣 譯

譯林出版社 2020年2月版

德意志第二帝國提供了一個饒有趣味的對照，尤其是因爲法蘭西共和國發明傳統中的一些一般性主題在它那裏也能發現。它的主要政治問題是兩方面的：怎樣爲從未有過的俾斯麥式的統一提供歷史合法性；如何對待支持另一種統一方式的爲數衆多的民主派選民。

俾斯麥本人似乎對象徵主義並不很關心，除了親自設計了一面三色旗，將普魯士的黑-白兩色與他想包含的民族主義和自由派的黑-紅-金三色結合到一起。帝國的黑-白-紅三色國旗是沒有任何歷史先例的。俾斯麥實現政治穩定的訣竅相當簡單：通過執行不會危害普魯士君主制、軍隊和貴族的統治地位的計劃，來贏得資產階級的支持，利用各種反對派中潛在的分裂，將政治民主儘可能地排除出政府決策過程。那些不能被分裂的明顯對立的集團，特別是天主教徒與後拉薩爾派的社會民主黨人，使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事實上，他正是由於與這兩派的正面衝突而失敗的。人們有這樣的印象，即這位老派保守的理性主義者，無論怎樣擅長政治策略藝術，卻從未令人滿意地解決與貴族政治不同的政治民主制的各種難題。

德意志帝國首任宰相俾斯麥

因此，德意志帝國中的傳統發明首先是和威廉二世時代相連的。它的目標主要是兩方面：建立第二帝國與第一帝國之間的連續性，或更廣泛地，將新帝國確立爲德意志人民的世俗民族願望的實現；強調在1871年新帝國建立過程中，將普魯士與德國其他部分聯繫在一起的那些特殊歷史經歷。兩者反過來都要求將普魯士和德意志歷史合併，而那些愛國的帝國曆史學家已然致力於此項事業。

完成這些目標的主要困難首先在於，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曆史難以與任何19世紀民族主義模式相調和，其次是神聖羅馬帝國曆史並不表明1871年的結果是歷史必然的，或甚至是可能的。它只有通過兩種方式來與現代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一個是世俗的民族敵人的觀念，通過反對這一敵人，德意志人民確定了自己的認同，並努力實現國家統一；另一個是征服或文化、政治和軍事霸權的觀念，藉此，分散於衆多其他國家中，其中主要是在中東歐的德意志民族，就能宣稱有權統一成一個更大的德意志國家。第二種觀念並不是“小德意志”的俾斯麥帝國所願意強調的，儘管普魯士本身，就像這一名字所暗含的，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向斯拉夫、波羅的海這樣的神聖羅馬帝國以外地區擴張而在歷史上逐漸建立的。

建築和紀念碑是形成有關德國曆史的新解釋的最明顯形式，或更確切地說，是將1848年以前的舊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德國民族主義的“發明傳統”與新政權結合起來：最強有力的象徵是那些已完成這種結合的。因此，德國體操運動、直至19世紀60年代的自由派和大德意志運動、1866年以後的俾斯麥以及最終的泛德意志和反猶運動，都關注三個其創意基本上並非來自官方的紀念碑：在條頓堡森林的徹路西人的阿米尼烏斯紀念碑；萊茵河上的幼林紀念碑，紀念1871年德國統一；萊比錫戰役一百週年紀念碑，它於1894年由“爲萊比錫各民族大會戰樹立紀念碑之德意志愛國者同盟”發起，1913年正式落成。

幼林紀念碑

另一方面，人們似乎對將基夫霍伊澤山上的威廉一世紀念碑變成一個民族象徵的建議沒有任何熱情，而且對在萊茵河與摩澤爾河交匯處建造威廉一世和德國紀念碑以反對法國有關萊茵河左岸的領土要求也沒有特別的反應。

拋開這些差異，這一時期德國興建的磚石建築與雕像的體量是非常大的，這使得足夠順從和能幹的建築師與雕刻家們名利雙收。僅在19世紀90年代建造或是設計的建築中，就有正面上有精心製作的歷史塑像的新帝國國會大廈，已經提到過的基夫霍伊澤山紀念碑，威廉一世的國家紀念碑——顯然他被看作官方認可的國家之父，威斯特法里亞港的威廉一世紀念碑，德意志角的威廉一世紀念碑，柏林“勝利大道”上的霍亨索倫王朝君主們的巨大殿堂，德國城市中的各種威廉一世雕像，以及不久以後大量出現的俾斯麥紀念碑，它們在民族主義者中贏得了更爲真心的支持。其中一個紀念碑的正式落成，則成爲在帝國郵票中首次使用歷史題材的起因。

德意志角的威廉一世紀念碑

對磚石建築與雕像的這種不斷積累可以做出兩點評論。第一點有關民族象徵的選擇。有兩種是現成的：含糊不清但在軍事上足以勝任的“日耳曼尼亞”，儘管在雕塑上沒有什麼顯著地位，但是從一開始就廣泛出現於郵票上，因爲還沒有一個能象徵作爲整體的德國的單一王朝形象；“德意志米歇爾”形象，它實際上在俾斯麥紀念碑中具有次要地位。它屬於民族的奇特的代表，不是作爲國家，而是作爲“人民”的民族，它賦予19世紀漫畫家的通俗政治語言以活力，並被認爲表現了民族特性，就像民族本身的成員所看到的那樣。儘管與國歌一樣，它們的起源和早期歷史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幾乎可以肯定它們首先在18世紀的英國出現。“德意志米歇爾”的核心在於，這一形象既強調易被狡猾的外國人輕易利用的幼稚與頭腦簡單，也強調當最終被激怒時他能運用來挫敗他們的狡詐騙局與征服的身體力量。“米歇爾”似乎從根本上說已成爲一種反對外國人的形象。

第二點有關俾斯麥式的德國統一作爲新帝國的公民們所共同擁有的唯一國家歷史經歷的至關重要的意義，即使在此之前的德國與德國統一的所有觀念都是“大德意志”的。而且在這一經歷中，法德戰爭是核心。德國所擁有的“民族”傳統通過三個名字得以象徵化：俾斯麥、威廉一世和色當。這在發明出來的典禮與儀式中得到清楚體現。因此，在一所中學的年鑑中，記載了1895年8月至1896年3月期間舉行的不下十次紀念普法戰爭二十五週年的儀式，其中包括對戰爭中的各場戰鬥的大量紀念活動、慶祝皇帝的生日、官方轉交一位帝國親王的肖像，以及各種圖飾和公開演說，有關1870年至1871年戰爭、戰爭中皇帝觀念的發展、霍亨索倫王朝的特性等。

有關此種儀式的更詳細的描述可以闡明它們的特點。在父母與朋友們的注視下，男孩子們唱着《守衛萊茵河》，行進至校園中。他們列隊，面對着高舉飾有橡樹葉的旗幟的每個班的代表，這些旗幟是由每個班集資購買的。爲首的男孩將這些旗幟交給校長，後者隨即在集會上講話，讚美已故的威廉一世皇帝的輝煌歲月，並要求爲現任皇帝及其皇后歡呼三次。然後孩子們在自己旗幟的引導下開始行進。隨即校長再一次講話，之後在合唱伴奏下種一棵“帝國橡樹”。整個一天以遠足至綠色森林爲結束。

所有這些活動僅僅是兩天以後的色當紀念日紀念活動的準備，而且一個學年不時被宗教和世俗性的儀式集會所打斷。同年，一道帝國命令宣佈建造勝利大道，將之與普法戰爭二十五週年紀念聯繫在一起，這一戰爭被稱爲德意志民族“作爲一個整體”的興起，儘管是“遵循它的王公們的號召”，但“在輝煌的勝利中擊退了外國入侵，實現了祖國的統一與帝國的光復”。人們回憶中的勝利大道，完全意味着霍亨索倫王朝的王公們回到了勃蘭登堡的侯爵們的時代。

色當會戰後掛着燈飾的勃蘭登堡門，橫額上寫着“在神的帶領下的一個新轉變”。

將法國與德國的創新進行比較是有益的。兩者都強調新政權的奠基行爲——處於尚不明確和最少爭論時期的法國大革命與普法戰爭。除這一歷史參照點外，法蘭西共和國避免做歷史性的回溯，而德意志帝國則非常顯著地沉浸其中。由於大革命已經確立了法蘭西民族和愛國主義的業績、特性和界限，因此共和國可以將自己的行爲限定在利用一些明顯的象徵，如瑪利亞娜、三色旗、《馬賽曲》等，並輔之以一種意識形態解釋，詳細闡述自由、平等、博愛的顯而易見但有時又有些理論性的益處，從而使自己的公民們回想起這些。

由於1871年以前的“德意志民族”並沒有政治定義或是統一，而且它與新帝國的關係也是含糊、象徵或意識形態的，因此認同不得不是更復雜和更不明確的，不過霍亨索倫王朝、軍隊和國家的地位則是例外。由此，參照物是多樣的，從神話和民間文化，到利用它的敵人來界定民族的簡略的漫畫模式。像很多被解放的“民族”一樣，“德國”更容易通過它所反對的東西來界定，而不是通過任何其他方式來界定。

這可以解釋德意志帝國“發明傳統”中最明顯的缺陷：未能贏得社會民主黨的諒解。確實，威廉二世起初喜歡稱自己是“社會皇帝”，而且與俾斯麥禁止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有着明顯區別。然而，稱社會主義運動是反民族的這一誘惑是如此強烈以致無法抗拒，由此，與以往如哈布斯堡帝國相比，社會主義者們被更系統地排除出政府。

毫無疑問，帝國感到頭痛的政治問題中，有兩項已得到明顯緩解。軍事輝煌與力量，以及有關德國偉大的華麗辭藻，消除了“大德意志者”或泛德意志者的反對，逐漸使他們與自由派甚至是民主派的起源相脫離。如果他們想要最終實現自己的目標，那麼現在就必須通過新帝國，否則就不可能。天主教徒並不帶來嚴重問題，這一點在俾斯麥反對天主教徒的運動被廢棄以後變得明顯。只有在帝國中正明顯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數派地位的社會民主黨構成了一種政治力量，如果以這一時期其他國家的情況爲指導的話，那麼這種政治力量應該已使德國政府轉向一種更靈活的態度。

然而，在一個其自我界定在如此大程度上依賴於它的內、外部敵人的國家中，這並不是完全意想不到的；而且由於明確反民主的軍事精英形成了一個如此強大的機制，以將中產階級吸收進統治階級，那麼就更是如此了。不過，選擇社會民主黨以及猶太人爲國內敵人還有其額外好處，儘管帝國的民族主義思想並不能充分利用它。它爲同時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頗具煽動性的請求，這能在“民族”的旗幟下動員爲數衆多的下層中產階級、手工業者和農民，他們感覺受到前面兩種思想的威脅。

埃裏克·霍布斯鮑姆，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享譽國際的近代史大師，“巴爾贊獎”得主，不列顛學院成員、皇家文學學會成員，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榮譽成員，曾任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爲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主要著作有“年代四部曲”、《民族與民族主義》等。

顧杭，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研究方向爲法國近現代史。

龐冠羣，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研究方向爲法國史。

許多我們認爲由來已久的傳統，實際上都是相當晚近的發明。本書探索分析了這一發明過程的諸多案例，包括蘇格蘭和威爾士“民族文化”的形成、19和20世紀英國皇家儀式的演進、殖民時期印度和非洲參與帝國儀式的起源，以及歐洲大陸試圖發展人民自己的反傳統的努力。本書涉及的內容廣泛，深入研究儀式和符號，展現了過去與現在的複雜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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