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過往，皆爲序章”。這是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中的一句話，其中文翻譯似乎更具有一種深邃和簡約的平衡之美，所以，被高頻率地用在大時代交替之際和大敘事更迭之時，傳播在未知中積極應變並不斷進步的正能量。

中國在變，中國經濟也在變，在穩定中實現高質量發展是變化的主基調，而製造業如何應變甚至主動求變關乎經濟轉型能否成功，因此，須科學地總結“過往”並正確地開幕“序章”。

中國的製造業之“大”已然成爲事實，發展軌跡與GDP全球佔比變化基本一致（圖1），速度和比例均長期保持高位，印證了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所獲的裨益和所做的貢獻，特別是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經濟全球化是基於比較優勢理論的全球分工體系再造，中國以人口紅利、開放效應、改革動能、環境成本以及勤勞與效率兼具的國民性，實現了國民經濟長期高速增長，製造業是其中的主力軍。

圖1：主要經濟體全球GDP佔比（以美元計價）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經歷若干經濟週期，中國製造業逐漸呈現出以下主要特徵：

第一，在國民經濟構成中佔比高、作用大。與主要製造業大國相比，中國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較高，並長期處在較高的比值水平（圖2和圖5，圖5在更長時間維度數據源基礎上估算）。美國、日本和德國的製造業佔比從上世紀後期開始進入下降通道，美國下降曲線的坡度更陡，日德佔比較穩定，而中國則一直維持較高比值。德國工業4.0和美國製造業迴歸雖一定程度上緩釋甚至改變了單邊下降的軌跡，但趨勢的根本逆轉尚未出現，從而使中國製造業的相對指標更像是一個異常值，並且是唯一的異常值。

數字直接體現經濟模式的表觀特徵，本質上是中國融入世界經濟循環的切入點選擇了出口導向爲主和進口替代爲輔的組合，立足資源稟賦條件和國際分工需求，合理甄別國內經濟的基礎產業和國際競爭的優勢產業，以生產促進增長爲實現路徑，顯然製造業規模和速度的同步高速增長符合該基本邏輯。

圖2：主要經濟體制造業佔GDP比重

數據來源：CEIC

第二，三產結構變化與“世界工廠”地位相呼應。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路徑類似，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主線是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比重穩定以及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上升（圖3），一、三產業之間的喇叭口越來越大。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國處於工業化初級階段，第二產業比重超過第一產業，第一產業比重仍然高於第三產業；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一產業並加速上行，第一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額直線下降，第三產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步提升；2012年至2013年第三產業接近並超過第二產業佔比，成爲經濟增長的主驅動力。這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服務業的作用愈來愈顯著，但佔國民經濟相當比例的第二產業特別是其中主體部分的製造業，纔是經濟趕超這盤棋的“眼”，製造業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和價值鏈是“中國製造”“世界工廠”的實踐起點，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源於製造業的做大和做強。

圖3：製造業佔比和三產的佔比變化

數據來源：CEIC

第三，製造業體系完整，全產業鏈具有體量上和系統性上的一體化優勢。中國第二產業門類齊全，基本實現供應鏈的全鏈覆蓋（圖4）。其中，作爲第一大類的機械設備製造業主導地位不斷強化，電子通信設備、電氣機械、交通運輸設備等子行業佔有較大比重，且佔比升幅較大；消費品加工業比重先升後降，與消費者的消費結構變化相關，由開始的服裝、食品向汽車和房地產轉移；基礎金屬和金屬製品相關行業的快速增長來自消費升級和城市化的拉動效應，同時亦對國內能源消費形成一定壓力。

全譜系的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強化了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不可替代性，即便在貿易摩擦等極端情境下，部分供應鏈節點或許可以實現轉移和遷徙，但整條供應鏈的轉移和遷徙不是沒有可能，而是重置成本和替代成本之高使之幾乎不可能完成，中國製造業的成色恰恰在於“大而全”。

圖4：製造業組成及結構變化示意圖

數據來源：Conference Board

第四，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的支點逐步由量向質轉變。工業化早、中期的競爭基於土地、人力、資本要素的投入和產出，作爲後發者，中國以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爲榜樣“蕭規曹隨”，再賦予必要的存量優化和增量創新，“拿來主義”加取捨出新，結果是實現了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全要素生產率成爲生產力的核心，科技創新成爲決定性生產要素，並且賦能或使能幾乎一切產業。中國製造業的科技含量提升明顯，據統計，2019年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研發費用總規模達到7110.87億元，研發強度2.14%，實現“三連漲”，與美日德法的國家平均數接近。高鐵、通訊設備、工程機械、無人機等行業無論是研發還是製造均具有國際領先的競爭力，相關技術專利的增加不僅體現在量上而且反映在質上。

第五，製造業發展瓶頸凸顯。近年來，中國製造業持續承壓，製造業企業盈利能力整體下降，經濟向高質量轉型無形中更加劇了這一趨勢。與德國和日本相比，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國民經濟佔比有所下降（圖5），經濟“脫實向虛”傾向未有實質性扭轉。具體表現在，成本優勢不再，勞動力、環境等邊際成本趨升，如服裝加工業向東南亞的外遷等；關鍵技術短板“卡脖子”，“缺芯少魂”制約產業突破，如集成電路和操作系統以及精密製造“工業母機”受制於人等；相當比例的企業主業利潤率向盈虧平衡點趨近，非主業多元化甚至依賴類金融業務維持盈利的現象並不鮮見，如製造業涉足房地產和理財並對二者的收益產生“依賴症”等；高端有效供給尚不充足，對需求變化的適應和對接能力有限，如小到吹風機大到礦山重型運輸車的國外品牌崇拜等；對數字化和綠色轉型準備和投入不足，製造業的數字化含量和綠色指標不理想，如工業互聯網應用案例雖有增長但絕對量仍然匱乏和單位能耗有所下降但相比發達經濟體仍然較高等；更重要的是，對於大數據、人工智能（AI）兩大創新的科技方向、核心技術和規則標準尚缺乏清晰認識和可操作方案，偏重應用的舊模式未必適用於依託原創的新經濟。

圖5：主要經濟體制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

數據來源：Conference Board, IMF

中國製造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革故鼎新之前，至少有三大謎題需先行釋義。

其一，製造業的價值創造對新經濟還那麼重要嗎？產品生命週期的哪個環節創造最多的價值歷來存在爭議，兩大麴線更是分庭抗禮（圖6）。

臺灣企業家施振榮的“微笑曲線”認爲，曲線左右兩側的研發和品牌營銷工序附加值高，利潤空間大，而曲線中間弧底位置的加工、組裝、製造等工序技術含量不高，價值低；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中村末廣的“武藏曲線”認爲，最豐厚的利潤源在“製造”環節而非其他，與“微笑曲線”相反的拱形曲線是及時且必要的勘誤。

孰是孰非沒有一刀切的標準答案，但顯而易見，任何一個明顯的短板均導致價值創造能力的弱化甚至喪失，製造環節至少不應成爲短板。以芯片爲例，中國在封裝環節有一定優勢，設計上的缺項正在補齊，而製造環節相對落後，導致芯片行業成爲經濟的一大痛點。因此，即便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雙輪驅動”模式下，製造業的價值依然存在並且不可或缺。

圖6：微笑曲線（左）和武藏曲線（右）

其二，製造業比重下降是一個全球趨勢，但到底是統計方法對新經濟分類的滯後覈算使然還是真的製造業式微？現在，產業幾無邊界，生產性服務業或服務性製造業均雙向甚至多向進入原不屬於自己的領域，既定方法生成的統計數字存疑難以完全避免，其中兩個維度的深刻變化使統計問題尤甚。

一是生產消費活動中的工作承擔出現轉換甚至倒置。Astra Taylor提出“人造自動化”（fauxtomation）的概念，即科技引發的自動化實質上並未減少工作總量，而是變換了工作承擔主體，甚至工作總量在增加。但由於對工作穩定性的擔憂，使諸多環節的工作被生產者和服務者轉換成無報酬工作或被消費者主動承擔，前者如無償加班，後者如無需銀行櫃員介入的網上支付。該自動化不像工業時代是一種絕對意義上對勞動力的物理替代，而是把生產和服務流程在供給者和消費者之間進行了工作量的再分配，消費者承擔更多的工作，且無法貨幣化，統計數字亦無法全部準確捕捉。

如Diane Coyle的“自住型數字媒介”（do-it-yourself digital intermediation）所描述，中介環節如保險經紀、房地產經紀等活動，由消費者藉助網上平臺和數字化應用完成，智能移動終端使得工作和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製造業貫穿經濟活動始終，自然受到該趨勢的影響。生產者和消費者角色重疊隱性化部分製造業產值，製造業和服務業交叉領域的吸納度更深，對相關統計數字的扭曲更強。

二是無形資產化的製造業比例顯著增加。即便是產出物理產品的製造業領域，無形資產比例的上升亦是不爭的事實。據相關研究，2015年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上市公司無形資產價值佔比超過80%，價值的來源和體現與傳統經濟模式迥然不同。共享經濟和數字經濟使產品和服務的實體部分和虛擬部分難以區分，如特斯拉的電子中控系統與電動汽車以及3D打印的控制程序與成品製造等，前者是數字化流程，後者是物理化流程，前者的價值高於後者。

因此，現代的生產和製造越來越柔性化、虛擬化、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生產效率的提高也越來越向非實體的部分傾斜，部分非實體的製造業數據或者無法反映在最終統計數字中，或者包含在電商等面向終端服務的平臺數據裏，製造業數據一定程度被低估。

其三，在長期高速的增長之後，中國製造業是否有再上新臺階的潛力？從製造業勞均實際增加值所反映的自身生產效率來看，主要製造業大國中美德日的製造業效率都經歷了較快增長，其中中國的增長趨勢最爲強勁（圖7）；與其他國家橫向比較來看，中國製造業生產效率仍處低位（圖8），與德日的差距四倍左右，與美國的差距八倍左右，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巨大，繼續成爲經濟主要動力的基礎仍然堅實。

另外，電商的發展對製造業的正向作用大於反向作用，一則是電商滲透率依然很低，2015年至今，工業品類B2B電商線上交易量年複合增長率30%左右，但與工業品產業增加值28萬億相比，滲透率僅2%上下，隨着規模效應、精準營銷、鏈式服務、金融內嵌、數字化賦能等發揮作用，滲透率高速增長的潛力巨大；二則是電商激活數量衆多的中小企業，工業品類B2B電商快速發展，2019年上線交易達7000億規模，阿里巴巴1688平臺吸引上線的採購企業達2800萬家，相較2016年實現兩倍以上增長。

中國目前網上零售的規模全球第一，比隨後的10個市場總和還大，遠超第二位的美國（圖9）。生產者與電商的結合是一種雙向循環機制，極大地拓展了產品交付的廣度和深度，最大生產國合併最大消費國的角色必然推升中國的消費，並以更快速度推升電商銷售額並惠及製造業。

圖7：製造業勞均實際增加值趨勢比較

數據來源：Conference Board

圖8：製造業勞均實際增加值跨國比較

數據來源：Conference Board

圖9：中美網上零售額

數據來源：CEIC

在以數字化爲主要特徵的新經濟中，對製造業地位作用和發展潛力的質疑正反兩面均指向一個本質問題，即如何通過科技創新賦能或使能製造業實現核心競爭力的重構並繼續發揮國民經濟主引擎的功能。以下三大主題基本勾勒出大致方向：

其一是科技的第一性和全面性。科技不再僅是生產要素之一，而是發揮決定作用的要素，科技企業立於科技，其他企業也須立於科技，或者說所有企業都一定意義上是科技企業，“無科技，毋寧死”，科技成爲第一性的要素投入，同時也是全面影響所有產業和產業所有方面的第一要素，製造業更是如此。

其二是與虛擬經濟融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要囿於“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約翰﹒希克斯語）的爭論，不要陷入金融過度發展對實體經濟不利的抱怨，不要拘泥於對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苛責，製造業需要換位思考，主動與金融等虛擬經濟部門加速融合，在製造思維上嫁接金融思維，不是轉行做金融，而是聯動資金流、風險定價等金融因素以反哺主業並實現主業的高質量發展。

其三是ESG（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等非財務指標的“內化於心，外化於行”。製造業的盈利能力仍然是主要考量，但ESG等社會性、治理性指標已不再是可有可無或者錦上添花，而是企業價值的有機組成部分。製造業產成品的價格中，既有傳統生產要素的成本，也有碳排放等的外部性成本；製造業企業的市場價值中，既有財務價值，也有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結構等對應的價值因子。製造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兼顧內化的競爭力和外化的影響力的進程，也是展示科技驅動下更好“經濟人”和更好“社會人”的進程。

最爲重要的是，在數字經濟時代，在“一切皆互聯”、“一切可共享”和“一切可租用”的語境下，任何生產能力、計算能力、運輸能力、設計能力等都可外包，任何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辦公場所等均能分享，所以，核心競爭力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生產和製造，而是系統集成能力。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範圍效應（economies of scope）和生產率（productivity）須植根於系統集成能力，並加入信息效應（economies of information）和數據效應（economies of data），使之迭代衍進，形成數字化的動態系統集成能力體系。唯此，中國製造業的“序章”方能成爲新的華彩。

（作者系CF40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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