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帝国衰落的一个标志就是控制力的下降，这种下降，空间是一方面，边远地区开始失控；深度是另一方面，原本长年平安无事的核心地区也开始出现问题。

大唐帝国已经如深秋的荒原，只等一点火星就会有燎原烈火。而王式就是一个救火队员，四处奔走，让唐末农民起义大潮和帝国灭亡推迟了几年出现。

王式家世显赫，他的父亲王播、叔叔王起在先后担任过宰相职务，王播尤其“长于吏术”，是个处理政务的好手，唐宪宗时期王播兼任盐铁转运使，为元和中兴国家财政做出过贡献；

王起以文学著名，有“当代仲尼”之称，多次担任国家科举主考官，门生弟子遍天下。二人去世后追赠的官位都是太尉，兄弟二人同为三公，当年袁绍也不过“四世三公”，王家已经成为新兴的世家。

王式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所以仕途顺畅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先是依靠家庭的门荫出仕，走的是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的路线，这条线路显示度高、视野开阔，升官容易。对于王式的这段经历，史书评价是“少节俭，巧于宦”，不追求享受，善于与上下处好关系，会做官。

唐文宗时期，二十多岁的王式通过郑注搭上了掌权宦官王守澄的线，但又被其他人排挤外放到了地方。这样也不错，躲过了郑注等人诛杀宦官失败的“甘露之变”，否则死在乱军之中也是寻常。

一晃十来年过去，唐宣宗在位时期，年近四十的王式被任命为晋州刺史，这里临近唐王朝的北都晋阳，是唐王朝的起家之地，也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区域。另外山西有河东盐池，开发程度一直很高，是个既重要又富裕的好地方。

王式主政晋州时北方回鹘汗国已经灭亡，取代回鹘的黠戛斯与唐王朝相对友善，虽然仍然有小股游牧民族骚扰，但总体上整个北方防线比较安稳。

《新唐书》记载，王式在晋州“饰邮传，器用毕给”，修缮驿站、补充人员设施，加强了晋州境内及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当时河曲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人民逃荒到了山西，大多州县不敢收留，只有王式慰劳抚恤，“活数千人”。

同时，自然灾害不但影响了汉人，部分以游牧为生的牧民也准备入山西劫掠，王式加强地区守备，这些胡人不敢进入王式辖区，“晋州刺史当避之！”

这也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而且王式明显不是书呆子，是个有办法的地方官。

唐宣宗末期，唐王朝开始战乱不断，最初就是发生在安南的十年蛮乱。当时由于地方官压榨当地“黎人”，又有南诏在背后搞鬼，安南当地“黎人”开始叛乱。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唐宣宗任命王式为安南都护，王式一个北方人，又常年在北方为官，到了南方竟然同样如鱼得水。

安南的城市建设远远不如北方，只是木栅环绕，而且年年修、年年修不好。王式到任后，集中了当年的税赋，修建了周边十二里的木城，疏浚护城河，用竹子削尖立在城外，提高了城池的防御力。木头城池虽然不如砖石城墙坚固，但这也是南方热带丛林地区的唯一选择，而且王式的木城建设极为牢固，“可支数十年”，于是，“寇不可冒”。

对于蛮人当中的极端势力，王式军事政治手段并用，有个叫杜守澄的蛮人，长期在林深险要之处聚众作乱，王式“离间其亲党”，杜守澄逃走后被杀。

当时安南城中军队和汉族移民也有不少问题人物，有的军官依仗老资格不服管束，成了王式立威的出头鸟，“式至，杖其背，黜于边徼”。一次，城中兵变，局势危机，有人劝王式出城逃避。王式说：“吾足一动，则城溃矣。”然后大模大样的吃完饭，披甲率亲兵登城，竖起了自己的大旗，叛兵被吓走。之后，王式毫不手软，“尽捕斩之”。

王式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军队待遇提高，“大犒宴军中”。军队是维持地方安定的基石，唐代很多兵变都是当官的喝兵血造成的。同时，免去其他苛捐杂税以缓和与“黎人”和各路商贾的关系，这种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政策效果显著，安南有了几年的安定。

安南本来就是岭南仅次于广州的海上贸易城市，一旦周边安定，仅凭海上贸易税收就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如果地方官再搞一些地方政策，比如特许经营之类，很容易就能让国家不亏、地方盈利、商人暴富，以前那些给普通黎人加税激起民变的官员纯粹是笨蛋。

王式是不是这么操作的不清楚，不过局面大为改观。之前安南由于自然灾害和蛮乱不断，已经六年没有向朝廷交税了，自王式起重新恢复。安南从需要唐王朝投入大量军队、财富才能维持的问题地区，变成上缴赋税的安定地区。

王式在任期间，名声远播周边的占城、真腊等小国，他们原来劫掠的安南百姓被放还，还重新恢复了对唐王朝的朝贡。

又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里的难度高过晋州。

王式离任安南后，蛮乱又起，南诏两次攻陷了安南治所交趾，唐懿宗派遣了名将高骈才重新收复安南。

没有王式和高骈，安南之地早就成为地方割据势力或南诏的地盘了，不得不说，一个好的地方官对地方安定的作用非常关键。

王式镇守安南两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浙东私盐贩子裘甫起义，当地地方官没能把问题消弭于萌芽状态，裘甫连下数城，“声震中原”。

当时已经是唐懿宗在位，朝廷在讨论平叛人选时，有人就建议让王式负责，“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得到了其他宰相的一致认可。

于是，王式在大中十四年三月离开安南到长安面圣。

唐懿宗询问王式破贼的想法，王式回答很简单，“但得兵，贼必可破”，只要有兵就能消灭叛贼。其他人顾虑发兵平叛靡费太多，意思应该是依靠周边地方官为平叛主力。

王式回答到，兵越多平叛越快，如果不能尽快平叛，一旦江淮之地有人响应，就会隔绝江南赋税之地与关中的联系，那时花的钱就更多了。

唐懿宗被说服了，“当与之兵。”

实际上这次王式能够掌控的兵力数量并不是很多，都是来自周边忠于唐王朝的各路节度使，总数应该不超过万人。

而裘甫农民军战斗力不强，又没有充分运动以裹挟民众，所以虽然占据了一些城市，但很多地方仍在唐王朝地方官控制当中。

听说王式被任命为平叛主帅，正在饮酒作乐的裘甫“闻之不乐”，有人劝说裘甫应该在唐军主力到达前占据钱塘江天险固守，争取形成僵持局面，然后就可以趁机西进，或者北上掳掠淮南扬州，并以石头城为根基，南取福建，完全占据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如此至少可以保证割据一方。

这是当年三国东吴的建国之策，从战略角度有一定可行性，虽然未必绝对成功，但局面肯定会比固守浙东一小块区域要好得多。

但裘甫这个私盐贩子哪里懂得战略，说了一句“醉矣，明日议之！”失去了唯一的发展机会。

四月，王式大军进入浙江，裘甫派人来请降。

王式很清醒，说裘甫此次并非真的想投降，而是要骄怠我军。于是，就让使者传话，“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丝毫没给裘甫机会。

当时王式虽然统帅多路唐军，但这些唐军良莠不齐，军纪也很成问题，还有一些打仗前要饷银、要官位、装病之类的惯例陋习。

王式整肃军纪，“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都没话说了。同时，王式封锁了唐军驻地越州城，原来地方官和裘甫有勾结的，包括裘甫的探子，又是“悉捕索，斩之”，加强城池守卫，裘甫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唐军的详细情报了。

同时，王式让周边各州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有人劝阻说怕军粮不足，王式说你不懂，“非汝所知。”战后王式解释，老百姓有粮食了就不会轻易投贼，而且各县城兵力薄弱，有粮食也守不住，反而资敌。

之前回鹘灭亡后，有些投靠唐王朝的回鹘人被安置到了浙江。当时王式手头骑兵很少，就把这些人征召起来，大加赏赐，还安置家人，“皆泣拜欢呼，愿效死”，组织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骑兵部队。

在逐渐与裘甫接战过程中，王式安排的侦察兵都是“懦卒健马”，马匹很好，但士兵战斗力不强。王式的理由是如果选择精兵侦查，一旦遇敌士兵就会勇于战斗，而一旦战死就失去了对战场情况的侦查。

同时，王式让各地不用见贼燃烽火，理由是城中无兵，一旦烽火起，反而惊扰百姓。

可以说，王式这些准备工作与明代王明阳几次平叛的手法类似，王式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王式下达了最后的动员令，“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募降之。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命令唐军遵从号令、严肃军纪、不得扰民。

虽然王式兵少，但经过军纪整肃的唐军战斗力远远比裘甫农民起义军要强，王式大胆分兵，挑选悍将率领三、四百唐军就为一路，镇守各处要点，把裘甫彻底封锁在浙东地区。

效果非常好，“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

裘甫军内部矛盾也开始出现，原本有一批读书人甚至有进士投靠裘甫，被裘甫封了官职，穿上了绿袍，对应唐王朝的六七品官。这次被裘甫部下全体斩杀，“乱我谋者，此青虫也！”把这些读书人比作青虫子。

王式见大局初定，知道裘甫下一步肯定会出逃入海，就安排唐军守住各海港，并让唐军水军沿海巡逻。裘甫没料到唐军会有水军参战，船只大部分被唐军焚烧，断绝了最后一条逃生之路。

唐军步步紧逼，裘甫不断失败，只得在浙东唐军包围圈内各地流窜。为了减缓唐军追击速度，裘甫把抢来的金银财宝丢在路上，而唐军将领严令士卒，“敢顾者斩！”看一眼就砍脑袋！果然唐军没有人敢违抗军令。

六月，裘甫逃到了剡县固守，王式说，“贼来就擒耳！”于是各路唐军合围，猛攻城池不下。

唐军准备采取断绝城中水源的方式，裘甫被迫出城交战。“三日，凡八十三战，贼虽败，官军亦疲。”困兽犹斗，这时裘甫已经插翅难逃，唐军也没有必要用人命去填。

裘甫请降，又被王式拒绝，并告知各路唐军，这是裘甫的缓兵之计，最后一哆嗦了，大家马上要成功，千万别大意。裘甫果然派兵出战，又是几次战斗仍然占不到便宜。

这次裘甫真的没办法了，于是带着百余将领亲兵出城投降，双方在城外隔着一段距离喊话，商量投降条件。

但王式丝毫没有给裘甫机会，趁机派人断了裘甫回城的后路，把裘甫等人全部擒拿。城中的裘甫军五百人突围，想要进山打游击，却被地方官分化瓦解全部擒获。

之后裘甫被送往长安处死于东市。要说农民起义首领和其他人待遇就是不一样，以前朝廷杀人大都是长安西南角独柳树下，这次是东市，估计是为了让更多的长安官员百姓看到。

王式四月份到浙江，七月完成平叛，仅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这也是唐军正规军和农民起义军战斗力差别的明显表现。

王式在浙江没多久，唐懿宗咸通三年，离浙江不远的徐州发生银刀军兵变，当初随王式出兵平叛的几路唐军仍然还在，于是唐懿宗就下令让王式带兵平叛。

当时王式已经声名远播，徐州兵听说王式要来，“甚惧”。怕也没办法，王式到哪里都是快刀斩乱麻，“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后来有人把徐州发生的庞勋之乱责任推到了王式头上，说王式在徐州杀戮太重，银刀军残部加入了庞勋之乱，才弄得糜烂十余州。

但实事求是讲，银刀军本来就是一支不服管束的部队，有过多次驱逐主帅叛乱的前科，不用雷霆手段不足以彻底解决。徐州是连通关中地区和江南赋税重地的交通要道，这里如果变成割据势力，唐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会损失不少。

可惜王式不久之后被调回长安任职，并在唐僖宗初期去世，如果王式再在徐州任职几年，咸通九年发生庞勋之乱估计能在第一时间被解决。

王式虽然是文人出身，但取得了镇晋州、平安南、灭裘甫、安徐州的功绩，既有外敌也有内乱，胜得都是干净利索，可以算得上一时名将。尤其平裘甫一战，是王朝正规军镇压农民起义的标准教科书。

每逢王朝末世，总有一些智勇兼备的王朝忠臣，或者如李鸿章一样的大清裱糊匠，或者如王式这样的救火队员。

但可惜的是，一次两次的战争胜利无法扭转战略失败，唐王朝气数已尽，无论是谁都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