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進中學課本的三元里抗英，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一般描述中，三元里是近代史上偉大的反侵略鬥爭，由羣衆自發，同仇敵愾、抵禦外敵，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的愛國精神等等。

廣州三元里，更樹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紀念碑，又有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史料陳列館，意義之重大，似不亞於後世抵抗侵略之重大戰役。

大道理沒錯，不合情理，也不合常理，它其實是一場清朝爲造勢而宣傳，到後來又走樣了的抗英神劇。

流傳甚廣的版本，在廣州郊外的小村莊三元里，竄入村中作惡的英軍在雨中被痛扁，數萬民衆自發組織起來與英軍交戰，打死打傷英軍數百人，剩餘英軍團團圍困，動彈不得，眼看有被全殲的危險。

可惜腐敗的清王朝官員奕山，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到三元里驅散民衆爲英軍解圍，侵略軍這才轉危爲安，免遭被全殲。

看到這，我幾乎以爲如果不是清朝官員腐敗賣國解救出英軍，鴉片戰爭就將以中國全勝而告終。

英軍確實作惡。

英軍作惡的行爲是確有其事，雖然英方資料裏稱之爲“徵發”，然而登陸的英軍既不願捨近求遠退回艦上搬運給養，身上也不會攜帶多餘的金錢，要想讓百姓主動給他們免費提供難度是極大的。對打了勝仗的軍隊而言這自然不是難事，所謂徵發，其實也就是劫掠的美稱。

還有“開棺暴骨”，在麥華生的《在華兩年記》中對此有記錄，這發生在廣州城北的雙山寺。

英軍不是摸金校尉，他們更不懂分金定穴，毀墓開棺求財這種事成本也有點高。

雙山寺是當地的外鄉人暫存靈柩的地方，葉落歸根是中國傳統，在當地染病身亡的外鄉人的棺槨暫存於此，很快將歸葬故土。

要取財物，這種棺梓里欠奉，麥華生記載開棺動機是好奇似可信。但就中國來說，這種行爲十惡不赦，激起公憤也就理所應當。

此外調戲婦女也確有其事，英方的報告中也有提及。

英軍登陸劫掠並作惡，這點沒有疑問，有疑問的在於其他幾點。

在最重要的戰果方面，水分大得離譜。

三元里之戰版本頗多，梳理一下，都有白紙黑字，在廣州清軍統帥靖逆將軍奕山的幾道奏摺裏，和《中西紀事》、《南海縣誌》裏都有記錄不同版本，內容大同小異。

對於英軍的損失，中方各種記錄中出入較大，《中西紀事》中說“殲敵百餘名，斬兵目二人”；奕山的奏摺中更是自相矛盾，第一次說“殺死漢奸及黑白夷匪二百餘名，內夷目二名”，第二次又成了“斬英軍先鋒霞畢及兵牟10餘人”，第三次又成了漢奸和英軍官兵一百餘人被大雨衝沒。

當地的記載也大致相似，水勇頭目林福祥說的是殲敵二百餘人，《南海縣誌》說得更加激昂：

30日，英軍大至，前來報復，民衆十餘萬人與之戰，斬其頭領，殲敵數百人。

鴉片戰爭從1840年打到1842年，英軍從廣州一路推到南京城下，根據戰後統計，陣亡在中國戰場的人數是69人，其餘都是水土不服染病身亡。

而在廣州城外的小村莊三元里，英軍就陣亡百人以上，各種版本中的最大數字竟達到了700人。如果做個橫向對比，1842年3到4月清朝全國調兵發動的最大反擊——浙東之戰中，英軍也不過陣亡4人，受傷20多人。鴉片戰爭中英軍傷亡最重的鎮江之戰數據是死傷170餘人，三元里之戰的戰績注水與否一目瞭然。

事實是義律手下第一批英軍只有4000之衆，百人以上傷亡就是傷筋動骨，真有如此戰果，英軍早就要考慮撤軍。

英軍陣亡5-7人，受傷幾十人，這是比較真實可信的數據，如實記錄下來，這也是場不小的勝利。

對抗侵略是好事，牛皮如果吹得太大就過了頭，就如抗日神劇的思維一般，英軍如此好打，大清豈不是不用派遣正規軍，地方上組織些義勇就能將他們趕下大海。

另外，還有抗英動機方面。

抗擊侵略者是事實，不過要說百姓是否出於愛國之心，那可有點難說。

從一鴉到二鴉，百姓幫助列強軍隊的事並不少見，這點無須諱言。對於大部分不識字的百姓來說，不管是英軍還是法軍，作戰對象又不是自己，只要不擾民，不劫掠，也就相當於路人，與自己又有何干。如果幫助路人能得到一些利益，於己也無損，那又何樂而不爲呢。

英軍來到定海，附近的漁民用楊梅水果交換英國士兵的壓縮餅乾，逐漸發展到與英軍做小買賣，爲英國人搬運東西、傷員。英國船隻途經沿海，都受到居民“很和藹的接待”，彷彿他們不是來打仗的士兵，只是來做生意的商人。

在當時的農民看來，生活問題遠比國家大義來得現實。

費孝通先生說：

在理智上，農民嚮往寡慾無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爲鄉村的一般心理。

實際上，當時老百姓沒有，也不可能認識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本質，甚至對這場侵略是怎麼一回事，也非常朦朧。

《三元里人民抗英史料》中記錄了一位官員的話：

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論劍一婦人起釁，雖人衆，直烏合耳。

1840年，大部分官員都搞不清楚英國到底是怎麼回事，遑論世代生活於窮山僻壤的鄉民。近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還沒有在那個時候，在鄉民身上覺醒。

如果當時百姓都有如此之高的愛國覺悟，又哪容得到幾千英軍就能縱橫南北。

所以用愛國來解釋民衆抗擊英軍，實在有點牽強，不如更實際地來說，民衆是由於利益受到侵犯，而自發組織起的一場保衛家園的戰鬥。

說到三元里抗英，必然還要提到餘保純。

餘保純之於義勇，本該是解鈴人之角色。

當時情況是英軍與義民在越秀山四方炮臺山腳下發生交戰，由於天降大雨，影響到英軍燧發槍射擊併發生肉搏戰，兩方在這回合沒有決出勝負，各自後退。

回到山上，英軍指揮官郭富（又譯臥烏古）發現有個連的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歸隊，即派遣兩個海軍連攜帶雷擊槍前往救援，這種槍是不怕雨的。

英軍援兵找到該連，發現他們被數千義民包圍，遂開槍驅散後掩護該連退回。

第二天中午，越來越多的義民聚集到了越秀山英軍陣地四周，形成包圍態勢，計有15000人左右。

英軍陣地自然是設防嚴密，有槍有炮，但糧食不多，義民要強攻必然死傷慘重，辦法是圍困英軍，把他們餓死在陣地上。

如果真這麼簡單，英軍就成了木頭人，郭富派人通知奕山，若不停止此類敵對行動，先前達成的廣州停戰協定將不被認可，並不排除英軍攻入廣州的可能。

以清軍之前表現出的指揮能力和作戰能力來看，英軍如果下定決心攻佔廣州並非難事，況且清軍已全部退入城內，城北的制高點已被清軍佔領，廣州城巡撫衙門已被炮轟。若英軍再次炮擊下去，廣州城內必不戰自亂。

義勇自然不敢貿然進攻，英軍也要考慮後果，雙方一時僵持，餘保純的出現纔是適當其時，消弭刀兵。

如果不撤怎麼辦，英軍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海面軍艦會派出援軍，陣地的英軍也可以發槍炮攻擊，很可能釀成血案，廣州也將被波及，撤退實爲明智之舉。

到了戰後宣傳裏，成了英軍已成甕中之鱉，義勇已穩操勝券，如果不是餘保純前來，英軍必不能化險爲夷，很可能就此被殲滅。於是，餘保純也就成了漢奸形象，若非餘保純的勸解，英軍將難以撤回。

避免血案，立下大功的餘保純，到頭來卻成了漢奸賣國賊。四個月後他被任命爲廣東科舉主考官，考生一致罷考，大呼“不考餘漢奸試”！清廷迫於輿論壓力，將他削職。

餘保純背了口不明不白的鍋，這種事在清末直到民國也並不罕見，而餘保純又是幸運的，免職後還能回到家鄉安度晚年。清末簽了那麼多條約，但凡談判代表，總免不了被安上賣國賊的罪責，譴責容易，又有幾人站在全局立場通盤考慮過對錯。

又想到《絕命毒師》，老白和小白人生道路本非如此，一步一步莫名其妙被裹挾，恰如三元里抗英，在後人一步步神化之下，偏離本來面目。

小院之觀

三元里抗英既沒有那麼輝煌，也沒那麼大意義，清政府如此宣傳是爲了造勢，到了清朝滅亡，三元里抗英又走了樣，被安上其他意義。

如今已過160多年，我們還是應該務實一點爲好，君不見抗日神劇現在的評價。

要說保衛祖國，反抗侵略，鴉片戰爭中並不乏悲壯英勇的例子，如四川嘉絨的2000藏族遠征軍在浙東戰役中誓死不降，全軍覆沒，無一歸鄉；乍浦之戰、鎮江之戰清軍縱然不敵，也是表現英勇。

與其拔高三元里抗英的意義，不如多介紹這些陣亡將士。在國難之際，無論民族，無關乎身份，總有爲國威武不屈，捨死忘生之英雄，他們同樣值得後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