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化土壤裏，謀略思想是長期歷史發展中結成的非常重要的理論成果，衆所周知，中國古代有着極爲豐富的謀略資源，謀略學研究是歷朝歷代政治家和學者最重視的話題之一，中國古典謀略思想十分發達，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文化現象，但是，關於古典謀略在當代的價值，一直存在着爭議，古典謀略對於促進現代管理理論的發展是有益的還是不利的？古典謀略能否古爲今用，在當代是否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古典謀略對於發展中國式管理的意義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這些問題在推進中國當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同時也伴隨着熱烈的爭論，有必要深入地進行分析和探討。

第一，中國古代具有豐富的謀略文化資源，而這種資源在當代是可以轉化爲管理智慧的。

中國謀略文化源遠流長，三代之際就已萌發了謀略思想，進入了謀略文化早期的發展階段。《尚書》記載了治國理政的事例，孔子在整理《尚書》的資料時總結說：“文武之道，不在方策。”（陳戍國.周禮儀禮禮記[M].長沙：嶽麓書社，1989:497）他看到了古代的治國謀略對於治國的重要性。其實，從孔子收集史書來看，《尚書》所記載的是早就有的治國實錄，這說明中國很早就有治政的謀略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謀略思想的發展逐漸進入理論體系的形成期，當時，湧現出了儒家（如仁政策略）、道家（如無爲而治）、兵家（如奇正之道）、縱橫家（如縱橫捭闔）、法家（如法、術、勢）等謀略流派，出現了豐富的謀略思想。這一時期的謀略理論已經比較成熟，各家謀略不僅有鮮明的思想特色，而且對以後中國謀略文化發展影響十分深遠。

到了漢唐時期，謀略思想通過對政治軍事實踐的總結和檢驗，得到進一步發展，一方面是對把前代的謀略思想結合於實踐並進行理論總結，另一方面又對前代許多謀略範疇和理論進行補充、修正和提升，在謀略理論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

宋代以降，謀略學的發展有了新的變化，一方面是不那麼重視謀略理論的研究而更重謀略的實際運用，把原來的謀略理論應用於實際活動中；另一方面是把謀略理論緊密結合於各種職能活動中，形成實用性的軍事策略、帝王權謀、治政方略，以及宮廷爭鬥謀術等方面。

在古代謀略思想的發展歷程中，中國謀略思想和謀略學說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特性，並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管理和治理方式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管理謀略智慧。可以說，中國古代王朝政治結構具有長時間的相對穩定性，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結構整合一體的時間長，而分裂離碎的時間短，這與富有文化特色的謀略智慧的影響是有密切關係的。古典謀略的理論資源是很值得當代中國的管理者認真思考、探索和借鑑的。

第二，當代中國式管理的發展要重視管理中的人文因素，重視管理活動中“人性”“人心”的影響。

中國式管理的發展必須使管理方式的發展具有兩個關鍵特性，一是科學性，因爲只有科學化的管理才能使管理更有實效，才能使管理獲得成功，可以說，科學性是管理成功的保證；二是人文性，管理所涉及的主要對象是人，是企業、經濟和社會中活動着的人，而人是有能動性和創造性的，人的智慧、情感、創意等因素是精確的科學所難以完全把握的，所以，管理中有人性，有文化，有人文因素，在現當代，就連西方的管理學界也開始關注東方古代管理中的人文因素。經濟崛起時期的日本，之後的亞洲“四小龍”等，曾經創造了與西方發達國家不一樣的管理理論，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重視管理中人的因素，注意管理的人文色彩。

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學更重視管理的科學原則，更重視對市場調查的準確性，更重視定量管理方式，更重視“量化”的管理因素，從而也對人的情感、體驗、頓悟等因素有所忽略的話，那麼，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卻一直把管理看成與人文因素是緊密相連的，十分重視人性對管理的影響，十分重視情感、體悟等對於管理的意義。

中國古代的治理學說從來都是把人作爲管理的主體和管理對象的第一要素，重視結合精神層面去尋找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比如，古代儒家非常重視修心養性對於治理的意義，強調“內聖外王”等“德政”管理方式，重視通過“治心”去“治人”；就連推崇法治的法家也很講究管理中的“術”，即針對不同人的心理，採用不同的策略、方法，重視智謀、心術對於推行法制的重要性。

可見，管理需考慮人性因素，管理學離不開人文因素。中國古人認爲“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與“修心養性”是有關的。在中國古代管理者看來，管理者首先自己要“修心養性”，然後纔能有資格有能力去勸導、教育和約束被管理者遵守“德政”規範。欲“治人”，先“治心”，欲治他人，先治自己。

當前，要發展中國式管理，就要十分重視古代謀略中重視人文因素的理論特點，以彌補西方重“量化”而輕“人心”，重科學分析而忽略人文因素的理論傾向，爲管理學注入更多的人文精神，使中國當代管理學更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第三，中國當代需要有自己的管理學，需要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管理”。

首先，中國現階段正處於百年不遇的發展機會，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國際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對外交流與合作活動的不斷增加，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步伐的健康邁進等，迫切需要中國在管理學方面發出自信的聲音，需要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學說。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開始重視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理論和方法，在管理方面，非常欣賞西方國家在管理學方面的優勢，比如，企業戰略計劃制訂的科學性，對企業發展前景預測的相對準確性，企業市場調研的量化統計分析，以及對財務發展狀況的精確把握等，分析很具體，計劃很詳細，管理流程很有程序性，管理結構很有科層性等，其定量分析方法和明確的結論令人信服，管理似乎是另一門的“自然科學。

當時，中國很多企業管理者以學生的身份認真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學說，花大錢請美、英等國的企業管理專家來傳授管理經驗和管理方法。

學習使人進步，中國確實學到了不少的西方管理方法，後來，中國經濟保持較長時間的快速發展，中國逐漸強大起來，這不能不說與當時虛心學習西方管理思想是有一定關係的。可是，隨着中國經濟持續地快速發展，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摸索和總結管理經驗，並積極探索適合中國企業發展的管理方法，現階段，中國已經不能滿足於只是學習西方的管理經驗和理論了，中國必須有自己富有特色的管理理論。

而且，競爭局勢的改變也促使中國人必須有自己的管理理論。中國的逐漸強大引起了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嫉妒、警惕和害怕，而美國爲了保住其霸主地位，不顧國際準則，毫無底線地對中國採取了限制、圍堵、制裁等措施，甚至非常無賴地動用政府的各種手段來圍堵華爲這一家中國科技龍頭企業。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競爭局勢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更復雜，競爭領域更廣，競爭更激烈，因而，中國需要有更高的智慧來應對未來的發展局勢的變化，需要有卓有成效的競爭方略，應對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採用的各種競爭手段。中國只有加快發展自己的管理理論，掌握競爭的主動權，才能佔據競爭優勢，才能贏得競爭的最終勝利。

此外，競爭新方式新態勢的出現也促使中國必須加快發展有特色的管理理論。在當代，網絡化、信息化發展越來越快，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範圍越來越廣泛，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顯示出嶄新的態勢，市場競爭、國際競爭等比以往更具立體性、多樣性和全面性，競爭的方式更微妙，競爭手段更多樣，競爭更激烈，這既是對中國發展管理理論的挑戰，又是爲我們發展中國式管理帶來十分難得的機遇，中國需要有更豐富、深刻的管理智慧，只是學習西方的管理是不夠的，必須積極總結和借鑑中國古典謀略中的競爭智慧，發展中國式的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增加競爭方略，才能在國際競爭中佔有優勢。

其次，中國的社會歷史發展有自己的獨特道路，有自己的傳統管理優勢，有古代管理謀略的豐富資源可以挖掘，所以，中國有條件創立和發展自己的管理學說。

中國古代有豐富、發達的謀略文化，有各種各樣的管理謀略學說，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各學派都有值得借鑑的的謀略理論資源。中國有資源、有底氣、有條件創立和發展中國式的管理理論體系。

中國迎來了發展管理學的難得機遇，中國當然不應該放棄。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歐洲創立和發展了管理理論，形成了歐洲特色的管理思想；後來，美國取代英國成了經濟超級大國之後，美國繼承和發展了歐洲的管理學說，把管理學推進到後工業時代，因而，美國管理學說就成了世界各國管理學界學習的先進的管理思想；而日本經濟崛起之後，日本也創立和發展了日本式管理，創造了有別於西方管理學的管理思想；再後來，亞洲“四小龍”也各有自己有特色的管理觀點，現在，該輪到中國大力發展中國式管理的大好時機了。中國一定能創造出不同於歐洲，有別於美國，也與日本有重大區別的管理學說和理論。

第四，中國式管理應該從中國古人的謀略思想中去吸取優秀的管理理論的精華。

其一，中國古代謀略文化蘊含着深刻的管理理念，是發展中國式管理很值得挖掘的理論資源。

比如，中國古人把治理不僅僅看成是一種管理，而是提升至哲理境界的高度。中國古人把治理活動看成不只是管理技巧、管理經驗，而提高到是“道”的體現，是對“道的追求。

從《周易》開始，在討論管理謀略時就非常重視對“道”的探索，《周易》的“道論”成了後世管理思想的根本理論原則，譬如，《繫辭》有關於“道”各層次含義的闡述：強調“一陰一陽之謂道”，把道看成是陰陽的對立統一體，以陰陽互動來解釋萬物；認爲“道”乃“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將“道”“善”“性”三者作爲核心主題來探索，主張人生在世，就必須懂“道”理，行“善”事，修“性”情；認爲“道”主要表現爲“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認爲生長萬物的富有叫大業，每天有新的變化叫盛德，生化萬物是一種偉業，每日有變化更新，就是盛大德性，此爲“道”之表現；指出“道”的變化特徵，認爲：“生生之爲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佔，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還有，中國特別重視“天時、地利、人和”，主張“順天時，應地利，求人和”，將其視爲是謀略管理的基本策略。在軍事謀略中，中國古人把 “不戰而屈人之兵”看成比剿滅敵人、碾壓對手更高的兵學追求，這是一種管理的哲理境界。

在商道方面，中國古人講“大商謀道，小商謀利”，認爲有追求、有境界的商家一定是深諳管理哲理的經營者，而不是停留在“唯利是圖”層面上的“生意人”。本來，逐利獲金是商人的本色，但真正有大作爲的商家，在逐利求財的同時，還必須講誠信、重仁義、有擔當，能有比“謀利”有更高的追求。

再如，中國兵家是古代競爭理論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現，而兵家理論是完全可以借鑑到“商戰”中的。歷來有“兵學”即“商學”之說，認爲“兵法”可借鑑爲“商道”。俗話說“商場如戰場”，當然，兵學自然也可以運用商界。《孫子兵法》強調“道、天、地、戰、法”，把 “道”（道義、道理）排在第一位，把它看得比“天”（自然、天時）、“地”（地理、環境）、“戰”（戰略、決策）、“法”（規則、方法、陣法）更重要，這就是說，軍事謀略是與道義、道德有關的，不只是“兵法”的運用，不只是制勝之策，戰場較量，輸贏固然重要，但如何贏，贏的效果是怎樣的，這意義就更大了。這些兵家學說都可以從“商道”角度去理解、運用。“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做生意是爲了賺錢，但賺錢必須有道德底線，金錢無善惡，但逐利的商家有“仁”與“不仁”的區別，商家雖“唯利是圖”但也是要講仁和義的。

又如，中國古代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各種流派的管理謀略學說，是當代中國式管理取之不竭的理論資源。

中國古代智者的謀略思想，表現着非常睿智的管理理念。比如，孔子強調“爲政以德”“不重則不威”等；老子講“治大國若烹小鮮”“柔弱勝剛強”等；莊子闡述了“清而容物”“逍遙超脫”等；管子提出“四民分業”“任賢明法”等；孫武論述了“知己知彼”“上兵伐謀”“兵以奇勝”等；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及“有義則富”等；孟子的提倡“制民恆產”等，韓非子主張“明君無爲於上”，鬼谷子強調“欲取反予”等，皆是非常有智慧的管理理論，是中國式管理不能不重視的謀略文化精華。

其二，中國古代謀略文化的重要特色是創造中國式管理的獨特文化基因，是很值得吸取和發揮的。

首先，中國謀略文化的包容性和“百家爭鳴”精神是發展中國式管理值得借鑑的學術態度和方法。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特色，積極吸取不同區域、不同流派的學術思想和文化習俗，在謀略文化方面，也是各派各家在爭論中互相吸取學術觀點，能兼容“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學術現象，堅持“求同存異”的學術態度，在多數時期，各種謀略思想在論爭中互相吸取優秀理論，在相容中互動發展，所以，古代謀略文化或謀略書籍常常表現出觀點交叉或主張相似的看法。此外，古代學術論爭精神也是很可貴的，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中後期，是競爭激烈的時期，而這時期諸子學術思想活躍，各種流派競相發展，形成了“百家爭鳴”的活躍理論局面，在謀略思想方面，各學派都有自己的學說，儒、道、法、墨、兵以及縱橫家等各有治理策略和管理謀略，思想特色明顯，論證激烈但能相依相存，形成了豐富而多彩的謀略文化思想。這種“百家爭鳴”精神是當代發展中國式管理很值得吸取和借鑑的學術態度。

其次，中國古代謀略文化注重天與人的統一、義與利的協和、道與德的協調、理與氣的和合、名與實的相符，形上與形下的結合，德治與法治的協和並用，出世與入世的辯證態度等等，這都是中國式管理必須重視和探討的管理原則，這些原則對於當代中國式管理探索公平與效率、理性與情感、個人與企業等關係是富有啓發性的。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對稱管理協調模式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的鮮明特色，是當代管理學可以很好借鑑的。

再次，中國傳統文化堅持“以人爲本”的基本精神，中國管理謀略也體現、延伸了這種基本精神。中國古人講“天時”“地利”“人和”，而在強調“順天時”“應地利”的時候，其目的是在於能“求人和”，只有遵循自然規律，適應地理環境，人的價值才能得到實現。

在中國傳統觀念裏，歷來強調以人爲貴的觀點。比如，在生死鬼神的問題上，主張以生爲主，先生後死，先人而後鬼神。遠古時期的順天命觀念到了春秋時期就被“人定勝天”的觀念所取代。再如，在民衆與君王的關係上，《孟子·盡心下》提出了“民貴君輕”的觀點：“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是古代以人爲本、以民爲本的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在孟子看來，只有擁有土地和民心的人，纔是真正的天子，相比較而言，民心最重要，順民意纔是好君王。顯然，孟子這一觀點把以民爲本視爲是政治管理謀略的理論根基。此後，“民貴君輕”成了中國古代政治管理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些觀念都是當代中國推進中國式管理必須吸取的非常重要的理論資源。

最後，中國古代務實求真的謀略運籌立場也是中國式管理很值得吸取的積極理論成果。

中國曆來堅持求真務實精神，這是由於中國早期採用的是以農耕爲主的生產方式，農耕受天氣、環境等條件的制約，必須講究實際，必須根據現實條件來從事農業生產，纔能有好的收成，所以，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務實精神。

而這種務實精神表現在謀略學文化方面，便是注重以務實求真作爲謀略運籌的出發點，把現實的條件看作是謀劃計策、籌劃方案和實施策略的最主要依據。

比如，中國古代兵略就非常注重實際條件，強調在謀略運籌前，要充分了解實際狀況，兵法中著名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觀點，就是把對己對敵的瞭解看成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知彼”就是要知敵之實事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情者也。”（《孫子兵法·始計》）即：不靠求神問仙，不靠卜卦，不靠猜度推測，而要靠實地探知敵情，這是非常重要的務實態度。

這務實態度是中國古代兵法一直謹慎的用兵原則，主張根據實際的實力狀況來制定戰術方略。《孫子兵法•謀攻篇》曰：“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這就是說，用兵需特別謹慎，只有在己方兵力十倍於敵人，才能包圍他們；而五倍於敵人，可以進攻；若是己方兵力與敵人相當，那就要仔細準戰；若己兵力少於敵人，就必須想好退路，想辦法脫身；若己方明顯是打不過敵人，就一定要避其鋒芒，儘量不與敵人正面衝突。因而，弱勢的兵力若是堅持硬拼，必定會成了強大之敵所俘虜。

總之，中國古代謀略文化非常重視務實求真精神，主張在謀略運籌時，應以務實爲出發點，計可以設，謀可以籌，但立足於實際是必須的，若立於虛假而設謀，謀難奏效，計難有效，失敗是必然的。

古典謀略的這種務實求真態度，不是中國式管理值得積極吸取的管理態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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