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景定三年(1262年),臨安城饑荒嚴重,知臨安府馬光祖三次渴見榮王與苗(理宗同母弟,度宗生父),說百姓即將餓死,請榮王拿些糧食販濟災民。如此窘迫的財政嚴重影響了對軍隊的物資供給,士兵的待遇極其低下,“自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履,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襄陽淪陷後,在一些大臣的呼籲下,也僅僅增加到十八界三百。

南宋被蒙古滅亡堪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而南宋之所以會被蒙古擊敗,其中財政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晚宋的財政危機不斷加深,嘉定初年財政缺口較小支。嘉定後期己是“公私之計,窮陋萬狀”, 在宋理宗“端平更化”的二十年中,財政繼續走下坡路,“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努”。端平初年,一年的收入滿足不了十個月的支出。嘉熙四年(1240年),由於饑荒,連都城臨安都出現“飢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日未哺,路無行者”的可怕景象。

淳枯時,寅喫卯糧,竟提前預借至七年;並以無理籍沒民產,來增加財政收入。寶枯時期,財政貨幣歲入不及歲出的一半,赤字達130000000文。到景定年間,更是每況日下。鹹淳時,已是捉襟見肘,困頓窘迫。

面對“中外空虛,公私赤立”的窘境,皇帝、大臣對私利孜孜追求,朝廷內外的官僚機構空前腐敗。御史朱熠曾指出:“境土整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理宗置國難於不顧,寵信宦官董宋臣之流,在宮中興建芙蓉閣、香蘭亭,引娟入宮,日夜遊燕,醉生夢死。皇室、貴族囤積大批糧食財物,肆意揮霍。

景定三年(1262年),臨安城饑荒嚴重,知臨安府馬光祖三次渴見榮王與苗(理宗同母弟,度宗生父),說百姓即將餓死,請榮王拿些糧食販濟災民。榮王謊稱倉庫空虛,馬光祖當即拿出證據說某倉還有幾十萬石。榮王無話可對,這才勉強拿出三十萬石。此時,各級軍政機構的官員士大夫們,不談理財備戰,不顧國家存亡,一味沉迷於享樂之中。文天祥曾經慨嘆,“然飛色挽粟,給晌饋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危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翼,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廷之費則尾間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輩玉,悻寵希恩,戚碗之費則濫筋也”。

爲了解決軍費和財政困難,朝廷也曾採取一系列的應急措施。然而非但沒有挽救危機,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政府無限度地增發紙幣行爲,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騰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甚至出現市上無米可賣的地步。賈似道推行公田法,試圖達到增加政府收入的目的。但是公田法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再加上管理不善,不久即告失敗。如此窘迫的財政嚴重影響了對軍隊的物資供給,士兵的待遇極其低下,“自更易關子以來,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貿一草履,而以供戰士一日之需”,襄陽淪陷後,在一些大臣的呼籲下,也僅僅增加到十八界三百。軍隊中士兵的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軍中數口之家,寒無袁炭,日炊不給,腹楞衣敝”。

軍事作戰需要堅強的物質後盾,南宋如此窘迫的財政,再加上統治者的無度揮霍,是無法支持龐大軍事開支的。南宋與蒙古連年作戰,財力耗費巨大。面對蒙軍的長圍久困,沒有足夠的物質支持,在山窮水盡之時,一些將領便選擇了投降。而南宋的滅亡也是在投降中變爲定局的。

參考資料

【1】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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