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可歷史上的這些英雄都是真英雄嗎？史書上記載的所謂英雄和逆賊都是真實的嗎？
我們今天看到的史書，大多數是由史官來撰寫。而他們畢竟是官員，是皇帝僱傭來的“打工者”。誰給錢，就爲誰辦事。當然，大多數史書記載的事件還是會依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記錄。可是，一旦涉及到帝王的“隱私”，那麼，這些史官可就不敢隨便寫了，否則，丟飯碗是小，掉腦袋可是大啊。

帝王修書這種情況其實歷史中有很多，比如說，我們最熟悉的乾隆爺，雖然，建樹不少，在帝王中的名聲也不錯，知名度也不是一般的高。可是，他也曾下令把民間的所有藏書都收集上來，讓大小官員依次查閱，一旦發現有不給自己面子或是忤逆其祖先的就必須馬上銷燬。而且，整個過程都沒人知道，因爲，他打着的旗號是“撰寫四庫全書”，你看這招厲害吧！
不僅帝王很喜歡修改關於自己的史書，他們也很喜歡修前任家族王朝的歷史。無奈的是，他們無法修改後任的歷史。《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後一部，也是史上官修史書歷時最長的一部，全部共332卷。公元1645年，順治帝特別設立“明史管”就打算專門來修改歷史。可惜，剛剛創立時因各種原因未能大範圍的招募史官，所以，修史之事也暫放一邊。

公元1665年，康熙帝認爲祖上的初衷是很高尚的，所有，決定要繼承下來，於是，下令重修明史館。終於，在康熙十八年即公元1679年，開始了浩浩蕩蕩的撰修明史的工程。這個工程下來歷時90多年，在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
《二十四史》在古代史書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也同樣獲得了很多現代學者的認可和推崇。不過，在《明史》中，帝王的用心非常明顯，那就是爲自己的過去洗白，給敵人各種“抹黑”。其中，最典型的就要屬對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兩人的記載。雖然，《明史》中大部分對其二人的記載都很負面，但是，我們還是能從一些細枝末節中揣測出史官們編寫時的有所保留。

那麼，清朝統治者對其二人沒有什麼好感，爲何還要特別費盡心機爲其修史，爲其立傳呢？這其中的原因一個可能是想要抹黑別人，照亮自己。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給百姓營造一個好皇帝的印象，同時，還可以平衡被收服漢人的心理。那麼，到底《明史》中是怎麼記載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呢？實際歷史中的二人又是什麼樣的？
造成明末清初成都十室九空的慘狀，戰爭是首要原因，自然災害的因素也存在，瘟疫作爲戰爭的附屬品，更是難以避免，人爲屠殺，絕對不是主要原因。

這裏，我們來說說李自成。 
《明史》中的李自成是個殺人如麻，作惡多端，一臉猥瑣的粗人。但是，史官的兩句話卻透露出來了李自成真正的爲人。其中一句就是“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女樂數部，厚自奉養，自成嘗嗤鄙之。”說的意思大致是：李自成不好酒色，不喜排場，能與部下同甘同苦。而其中的羅汝才卻因喜好酒色，養了很多個小老婆和歌舞小妾等，每日和他們飲酒作樂，李自成卻因此而常常對羅汝才嗤之以鼻。
另外一句大致是，李自成“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那麼，這句話因何而來呢？經過調查，原來是因爲在崇禎九年時，李自成起兵失利，棄城而走。可是，在走到半路的時候，被清兵又截了回來，於是，往西奔走到米脂縣。這裏的米脂縣就是李自成的老家，知縣名叫邊大綬。這是自己的老家，邊知縣也打算奮起抵抗，李自成這時候就喊出了這幾句話，讓邊知縣不要因爲李自成的原因而牽連到老家父母，並捐獻了很多金銀財寶來爲老家辦教育，修祠堂等。

可見，就李自成這方面來說，絕對不是個惡人。
通過《明史》中，史官對李自成這兩句話的描寫，我們可以推斷出，其實，現實中的李自成並沒有史書上記載的那麼兇惡、霸道。同樣的，《明史》中記載的張獻忠也是個十惡不赦之人，殺人不眨眼，沒有一天不殺人的，這麼凶煞的人，完全就是一個“劊子手”。
並且，他們對張獻忠的長相和性情也描述的非常不客氣，說他長的像老虎，性情奸邪、暴躁不安，整日以殺人爲快。還說，張獻忠不但喜歡殺人，還喜歡搶人東西，完全就是個土匪。《明史》中記載，張獻忠“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意思是說：張獻忠用士兵殺人的多少來論功尋賞。

一個新的政權建立後，首要的就是清除異己，鞏固統治，殺害前明在成都的官員是必然的，下令屠城三日也是可能的。三日之後，每日一小殺，這正是歐洲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二人所著《聖教入川記》所描寫的內容。然而，我們不認爲張獻忠的屠殺是瘋狂而毫無目的的。
秦始皇坑殺趙兵是擔心他們造反，蒙古人殺漢人是爲了削弱漢族。通過殺人來樹立威望，防止敵人的反撲，這是人類歷史上血腥的事實。但是，裏面記載張獻忠殺人總計有6億多，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啊。史料記載，明朝晚期全國人口都算上，也不都2億人。
那麼，這殺敵6億人又是怎麼出來的呢 ？《小腆紀敘》裏曾經有段關於描寫張獻忠的記錄，裏面儼然把張獻忠記錄成了抗清的英雄了。

我們並不是一定要否認張獻忠在成都、在四川殺了人，我們只是認爲，明末清初，四川及成都發生的人口荒漠的現象，把全部責任推在張獻忠一人身上是不合理的。張獻忠轉戰湖廣，西進四川，其用意在於借四川這一風水寶地爲根基，力圖幹一番大事業。
真是立場不同，給出的結論完全不同啊！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寫歷史，不會太客觀。但是，如果反過來被統治者去書寫歷史，就會完全客觀嗎？
參考資料：
『《明史》、《小腆紀敘》、《聖教入川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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