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加盟共產黨共產黨來說，當決定了要擺脫蘇聯共產黨的中央控制以謀求政治獨立的時候，其實早已有了組織實體的準備。甚至可以說，只要換個名稱就可以開始工作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既是國家制度建構上的法理要求，也是蘇聯共產黨治理國家的原則體現。

一方面，這是蘇聯的國家結構決定的。蘇聯憲法規定國家結構是聯盟性質。也就是說，從法理上講，蘇聯是各個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組成的聯邦組織。既然聯盟是由單個個體的國家組成的，那麼，在單個個體的國家內部，除了外交、貿易、稅收和國防等權利由聯盟掌管外，作爲國家存在而必須的其他機構組織都是一應俱全。這種制度特點從行政權力流轉的順暢角度而言，是必須而且必要的。沒有與中央機構相對應的地方部門機構，蘇聯的計劃管理體制就根本無法建立起來。

另一方面，這也是由蘇聯共產黨國家治理原則決定的。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唯一執政黨，主要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行使黨對國家的領導。於是，按照蘇聯共產黨對全國政權的統一領導關係和表現形式，各加盟共和國等地方黨組織的建設也表現出了相應的組織結構和領導關係。在政治實踐中，與蘇共中央總書記作爲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各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和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也成爲地方的“一把手”。

可以說，這種中央與地方相對應的組織形式，保證了蘇共中央政策的貫徹落實。但是，這種保證有一個最爲基本的前提就是：中央政權能夠保持足夠的強大並能夠在滿足地方的利益需求中獲取政治服從與支持。只有這一前提的存在，才能避免已經具備了組織形式的各加盟共和國的實體化傾向，克服和防範其由此而滋生出謀求和擴大更大權力的政治慾望。

然而，對於戈爾巴喬夫來說，這種先決性的政治前提在其推動改革之時，就已經面臨着嚴峻挑戰。一方面，由於國民經濟日益陷入停頓狀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財政支持也隨之不斷減少。地方政府在承受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下，對中央政府的抱怨也開始增多。

另一方面，蘇共中央高層領導內部中的地方勢力也在不斷增長中成爲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烏克蘭共和國黨中央領導人謝爾比茨基爲代表的地方政治勢力，在政治局內對蘇共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走向等方面有着強大的政治影響。

作爲政治局委員，謝爾比茨基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不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性規定決定的，更加關鍵的是他的權力基礎來源於烏克蘭共和國黨組織。烏克蘭不僅作爲蘇聯的“糧倉”發揮着重要的經濟作用，而且作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國而有着非同尋常的政治影響力。與其他政治局委員相比，正是依靠着烏克蘭共和國黨組織的支持，謝爾比茨基在政治局內的地位往往顯得更加牢固。

在戈爾巴喬夫通過退休等方式強迫格里申、庫納耶夫等離開政治舞臺，但卻對謝爾比茨基束手無策。即便戈爾巴喬夫通過整風肅紀運動打擊和改組烏克蘭黨組織，企圖削弱謝爾比茨基的權力基礎，但是直到1989年9月20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戈爾巴喬夫才實現瞭解除謝爾比茨基政治委員職務的願望。解職後，謝爾比茨基因患重病很快於1990年2月16日逝世。

當戈爾巴喬夫以“公開性”“民主化”促進蘇聯共產黨自身改革，並以此將之改造成爲通過競爭性選舉執掌政權的西方式的社會民主黨時，實質上是徹底拋棄了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在蘇共中央與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之間的組織關係，已經從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導下的組織嚴密的上下級關係，一變而爲蘇共中央與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組織的平等合作關係。

蘇共二十八大上戈爾巴喬夫對中央政治局的改革就是這一關係變化的結果。主要加盟共和國黨的領導人都進入政治局成爲政治局委員，共同協商制定蘇聯共產黨的發展規劃。可以說，在這個時候，加盟共和國共產黨已經在事實上完成了組織上的蛻變，獲得了政治獨立地位。

蘇聯共產黨內部存在的深刻的民族化傾向，引起了黨的領導人的高度警惕。從列寧、斯大林開始，針對黨內的這種傾向，提出了用階級取代民族、用共產主義取代民族主義的政治原則和政治主張，以此希望把蘇聯打造成爲一個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歷史的布爾什維克政黨。

當蘇聯經過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高速發展後，經濟、政治和文化等事業取得了全面的階段性勝利時，赫魯曉夫在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宣佈，蘇聯最終地、完全地實現了社會主義，並宣稱這次大會“將作爲共產主義建設者的代表大會，作爲審查和通過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綱領的代表大會，載入史冊。”大會通過的蘇共綱領稱：“由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於蘇維埃社會的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聲稱，蘇共已經“成爲政治組織”。

但是，赫魯曉夫的政治宣言並不能掩蓋蘇聯政治生活的現實，尤其是在解決黨內的民族化傾向問題上更是毫不益處。相反，在斯大林時期曾經被強力壓制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在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時期開始了緩慢的復甦。在儀式化的共產主義信念下，民族主義的潛流開始積蓄力量，並在戈爾巴喬夫釋放的政治魔法——“公開性”——的作用下迅速發酵。

在洶湧澎湃的民族主義運動面前，加盟共和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面臨着艱難的政治選擇：共產主義還是民族主義？

就當時的蘇聯政局而言，這一選擇並不艱難。在事實上已經本地化、民族化的地方共產黨領導人看來，順應政治潮流，掌握政治權力纔是應對紛雜的政治形勢的不二法門。於是，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社會民主運動又有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參與者——民族精英。

不過，這個參與者並非是一個政治陌生人。相反，就大多數參與社會民主運動的政治精英而言，蘇共黨員和民族精英往往是其是政治身份的一體兩面。簡而言之，正是蘇聯共產黨培養、造成了自己的事業繼承人，同時又爲埋葬自己的事業準備了政治掘墓人。

當蘇聯共產黨保持強大的中央控制能力的時候，蘇共黨員的身份能夠爲民族精英提供足夠的政治保護，從而維護其在民族地區的政治統治；當蘇聯共產黨開始喪失中央控制能力的時候，民族精英的身份又能夠爲其提供足夠的政治機會，從而在改頭換面之後繼續其在民族地區的新的統治。

可以說，戈爾巴喬夫改革末期，社會民主運動中出現的一幕幕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亂象，其實就是蘇共黨內政治精英不斷上演的“帽子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