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60年揭祕北京九所：這裏的事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說”
原標題：時隔60年揭祕北京九所：這裏的事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說”
六十多年前，在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裏，一座名爲“花園路3號院”的辦公樓開始動工，“北京九所”就建在這裏。此後一段時間，鄧稼先、周光召等科學家先後加入，來到這裏工作。
當時，新中國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同時還面臨着西方大國的核訛詐與核壟斷。儘管困難重重，壯志報國的科學家們就在這裏，爲了祖國核事業“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日前，總檯央視《面對面》採訪了三位參與核武器研製的科學家，揭祕“北京九所”裏那些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說”的隱祕。
“核武器”三個字後面是“隱祕的偉大”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片高粱地裏，一座嶄新的辦公樓開始動工建設。這座名爲“花園路3號院”的辦公樓，是爲一個叫“北京九所”的機構而建的。一項隱祕而偉大的事業，即將在這裏開始。
當年8月，22歲的胡思得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九所。來九所報到的當天，他見到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歲的鄧稼先。
當時，鄧稼先給年輕的大學生安排的工作是，學習一本錢三強從蘇聯帶回來的《超聲速流與衝擊波》。胡思得回憶，學習是認真的，但學來學去，爲什麼要學，成了大問題。
一個月後，他“斗膽”向鄧稼先提出，“能不能開一個黨小組會，給我們講一講到底幹什麼？”胡思得回憶，鄧稼先後來告訴他們要搞核武器，“講完‘核武器’三個字後，又講了很多不能跟任何人說我們是幹什麼的話，至少交代了二三十分鐘。”
他們餓到浮腫也沒停止過計算
1957年，中國政府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按照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研製原子彈，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而九所的任務就是消化這些資料。
但是，到了1959年6月，蘇聯致函中國，表示不會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1960 年 7 月，蘇聯政府撕毀同中國簽訂的所有協定和合同，蘇聯專家帶着重要的圖紙資料撤出中國。有一種悲觀的說法，“中國再過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糧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樓裏，哪怕被餓到浮腫，算盤和手搖計算機的噼啪作響也從來沒有停過。年輕的科研人員在鄧稼先的帶領下，緊張地進行着“九次計算”。
所謂“九次計算”，就是利用特徵線法解流體力學方程，模擬從啓爆到碰靶的物質運動全過程。如果計算結果和蘇聯資料中提供的數據接近，說明九所掌握了原子彈的工作原理，只有這樣，才能開始原子彈的理論設計。
也是在1960年，一批蘇聯留學生回到祖國，他們給“九所”注入了新鮮血液，李維新就是其中一員。當時的李維新只有24歲，和他同時進入九所的，還有在蘇聯取得數學副博士學位的28歲的李德元。
李德元：1960年28歲到“九所”的，到現在沒離開過，我一直在九所。我覺得我的青春是非常幸運的。
記者：怎麼講？
李德元：因爲我一來就碰到一些頂尖的科學家。
當時，頂尖的科學家在“九所”集結，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陳能寬、秦元勳、周毓麟等。但是，“九次計算”如同一個關口，卡在那裏，得出來的一個重要數據和蘇聯專家講課時提到的技術指標不符合。
推翻蘇聯數據
“九次計算”爲核武器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直到1961年，又一位科學家的加入，爲“九次計算”畫上了句號。這個人是周光召。
胡思得：他從頭至尾把我們的數據重複算了一遍，覺得沒錯。所以他當時就提出一個懷疑，會不會蘇聯專家的數字給錯了？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懷疑，我們要聽他後面的解釋。一個沒有搞過原子彈的人，否定原子彈專家給的數據，這談何容易？
1961年9月，周光召從炸藥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求出炸藥所做的最大功，從理論上證明了九次計算結果的正確性和蘇聯數據的不可能。
“九次計算”持續將近一年時間，反覆磨礪，厚積薄發，爲之後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羅布泊騰起了蘑菇雲 辦公室研究者卻不敢歡呼
“九次計算”結束後，原子彈的研製加速進行。1963年初，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按預定計劃誕生了。鄧稼先在這份歷史性的文件上，鄭重地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一聲巨響，火球騰地而起，衝擊波從地面上捲起粗壯的塵柱，戈壁灘上冉冉升起翻滾飛騰的蘑菇煙雲。根據現場採集的數據表明，爆炸威力初估 TNT 當量在 2 萬噸以上，科學家們確認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產基地，李德元和李維新依舊在北京九所辦公室裏。
李維新：得知試驗獲得圓滿成功後，當時大家都在鼓掌，不敢歡呼。因爲，我們的會議室靠圍牆太近了，怕聲音傳到外頭。那時候是保密的。
新中國首次核試驗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僅僅兩年零八個月後，震撼再度降臨，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繼美國、蘇聯和英國之後，中國成爲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製造技術的國家。
爲什麼中國人只用兩年多時間，就實現了原子彈到氫彈的突破？很多年來，人們一直在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被世人反覆追問，但任何理性的回答都無法涵蓋將生命投入其中的人們的體驗。
李德元：“我對國家有貢獻，這一輩子過得可以”
責任感驅動着新中國核武器從無到有、從0到1的突破，驅動着從原子彈、氫彈、中子彈、核武器小型化的推進。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離世。幾天後，《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發文章，“中國兩彈元勳鄧稼先逝世 黨和國家領導人深切哀悼”。隱姓埋名28年後，世人終於從鄧稼先的報道中窺見了中國核武器研製的艱辛歷程。
△鄧稼先
鄧稼先走之後，胡思得從副所長到副院長、院長，主管核試驗。最後幾次加快核試驗的任務由他來執行。
在一次次的突破中，曾經的小字輩已成爲老者。他們人生的四分之三，都交付給了九所，那是他們人生中，最黃金的歲月。
如今，胡思得84歲，李維新84歲。接受我們採訪不久後，李德元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88歲。他們爲核武器默默奉獻了一輩子。因爲保密，他們的相冊中幾乎沒有壯年時期的照片，所獲得的榮譽和獎項也不能對外公佈。
李德元：我參加了中國的核武器研製，這是我一輩子的價值。我很自豪，參加這麼偉大的事業。我大言不慚地說，我對國家是有貢獻的，這一輩子過得可以。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