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期談了談教育，眼見着你說了話，評論的人看不懂，還要來罵娘，也是服氣了，想想也是必然，正好談談“近代化”、“現代化”的問題。

問題如下：

日本可以通過君主立憲走向近代化，爲何滿清卻不行？

回答如下：

道理很簡單，大部分中國人不允許。

這種實話說起來非常傷自尊，但卻是事實。

正如“短史記”中“蘭臺”先生的文章所說的，“日本是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中施行了君主立憲制，而不是反過來。”

大多數中國人談論歷史的時候，都有一種奇異的錯覺，就是偉人揮揮手，敢叫日月換新天，但是往往沒有意識到，偉人揮手之時，往往是順勢而爲，是早已經看到了趨勢，才獨立潮頭。

如果是逆勢而爲，底下一羣愚氓，揮揮手，也不過是對牛彈琴，甚至會被洶湧的潮水拍倒在地，成爲“先烈”。

注意，中國從古到今的成功政治家，沒有一個是當“先烈”當出來的，他們都是鬥爭的勝利者，所以，他們的政治選擇，保證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也就是“保平爭勝”纔是他們行爲的通行邏輯。

正因爲如此，哪怕恭親王、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看到了未來，也不代表他們會與天下爲敵來做這個“先行者”。

事實上，晚清的中國傳統社會，根本沒有進行所謂的“近代化變革”的土壤，這一點上與日本有着根本性的區別。

明清以來中國社會的基本經濟底色，並不是教科書上胡扯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長江、運河和沿海地區的發達水陸交通爲基礎的國內貿易，以及對東南亞的短途海上貿易，非常發達。

藉由清政府對於蒙古草原和西域的征服，晉商爲代表的漢人商幫的足跡，終於擴展到了草原地帶，並與萬里而來的俄羅斯殖民者、商人握上了手，用雙腳開拓出了一條自漢口起步，以內蒙古歸化城爲基地，以外蒙古庫倫城爲中轉，貫穿蒙古草原，遠達恰克圖，甚至莫斯科的內陸貿易網絡。

但是，這些發達的商業網絡建構的基礎，全部是附着於清朝的軍事和政治統治之上，包括運河航運的保持，包括對蒙古的軍事威懾等等。

這種政治和商業互相依存的經濟模式，深刻地塑造着所有受到影響的區域的經濟組織與社會形態，週而復始的“舊商業線路”和“舊商業慣例”的“暴利”，讓所有與這個體系相關的階層，包括晉商、徽商、陝商，十三行的行商，乃至於爲這些商業體系服務的松江棉布商、蘇寧杭的絲綢商、武夷山、祁門的茶商，以及比他們更加卑微和資本微薄的棉農、絲戶、茶農，漕運的漕丁、出海的水手等等，沒有人想改變，也沒有慾望去改變。

如果不是太平天國席捲東南，太平軍和官兵、團練們輪流對江南富庶地和長江水道沿線的湖廣、兩江反覆蹂躪，上述這些“商品化”的生活方式會一直維持下去，直到王朝覆滅，社會秩序崩潰，生意做不下去爲止。（也就是明末的結局）

事實上，西方人的入侵和世界市場的開啓，至少在40年左右的時間裏，並沒有對這些傳統中國主導性的富裕階層和生產者產生多大的影響，得益於中國人早已習慣的低水平生存能力，儘管各種利潤收益不斷被壓縮，只要能夠有口吃的活下去，這些“經濟人”就能夠熬下去。

這部分人，已經是晚清中國社會中最活躍，也是最開放的一羣人，他們對於“近代化”的主動興趣，可以積極地讓你喫驚，也可以薄弱得讓你喫驚，因爲他們的一隻眼睛，永遠盯着衙門裏的那羣人。

以英國人修建的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爲例，當地的紳商並不是傻瓜，也不會拿什麼風水、墳地之類的理由要求拆除，反而在當時朝廷上要求拆除鐵路的聲浪之下，地方沿線的紳商，卻對朝廷的督撫大員們情願，希望能夠保留下來，方便經濟。

然而，清朝政府的洋務派和頑固派在這一事件上，達成了驚人的共識，在買下這條鐵路之後，枕木、鐵軌全部拆得乾乾淨淨。

爲什麼？

這裏面有一個“政府”主導一切的“權力尊嚴問題”，即鐵路好壞且不論，但是在“政府”沒有統一意見的情況下，外國人私自讓中國近代化，這是“喪權辱國”！

換句話說，近代化與否，在當時的評判標準，不是今天我們編寫歷史教科書的那羣人所謂的歷史大視野，即搞工業，搞鐵路，搞新學，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這種進步對於當時的清政府而言，沒有意義。

他們關心的是，這些“近代化”是否“可控”，“可控”的基礎上再談“利還是弊”，“可控”放散到當時的民間，就是對舊的生活方式的衝擊是否可容忍的問題。

比如，當時清朝督撫（如曾國藩）反對修鐵路的一條理由就是，火車載重量極大，搞起來，沿途的車船腳伕全部失業，會造成社會的動盪。

這種思維，恰恰是瀰漫着整個清朝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在此條件下，進行所謂的“近代化”，只能是像李鴻章一樣，搞“個案”，搞“試點”，讓天下人把“近代工業化”的正經事兒理解爲“李二先生”本人的“私心”和“玩物”，對社會的衝擊，才能減少到最小。

事實上，恰恰是李鴻章這些根本沒有辦法介入到舊體系中的“私心玩物”，爲日後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奠定了基礎，比如他的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淮軍各個營頭都不要，因爲他們是親戚掌軍，用不着洋學生，最後留給了袁世凱的北洋新軍成爲骨幹。

而北洋海軍的一羣管帶，也是日後中國海軍的種子，再有就是他經營的江南製造總局、開平礦務局，盛宣懷搞出的電報系統，甚至於他派出的留學生，都或多或少的在這個不想變化的國家身上，撕開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

反觀日本，早在18世紀，也就是1750年左右，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已經開始大搞荷蘭文翻譯，對荷蘭文的造船、造炮，軍隊訓練、作戰，醫學著作大量翻譯和引進，在其國內也形成了以“蘭醫”爲基礎的“蘭學者”羣體，在明治維新前，已知名字的就多達9000多人。（見《一羣醫生搞出的明治維新》）

在美國佩裏艦隊逼迫日本開國，也就是所謂的“黑船來航”之後，德川幕府也好，各個強藩也好，都對西方的科技和貿易往來趨之若鶩，日本的傳統豪商們，也在積極瞭解西方人的行爲方式，改造自己的行爲方法。

可以說，哪怕是當時提着武士刀，大喊着“尊王攘夷”劈砍外國人的日本武士，也大體知道自己國家與人家的差距，他們更關心的是，由誰來組織日本人，與這個強大的外來者對抗，而不是要不要對抗，要不要學習。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近代化進程其實早已在其上層形成了共識，爭的無非是誰帶着日本來進行現代化。

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國的情況，則根本是連“要不要近代化”這個問題都不要討論。

對於想搞的，你自己搞，自己弄，不出圈子，就當給你塊自留地讓你自己玩兒了，直到被人一通胖揍，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地打得鼻青臉腫，輿論終於轉向了，原本不想變的人們發現在自己無法控制的情況下，世道已經變了，只好順水推舟，也要求變革。

這時候，變革就不再是禁忌，所以纔有了“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說到底，就是逼到份上了，真的假的，就算是做個姿態也得做一下了，至於是不是真的能夠進步，真的能夠實現“近代化”，誰在乎？可能袁世凱在乎？反正慈禧太后是不在乎的。

這種政治人物的政治思維，實實在在地又延續了100年，可算長盛不衰，只有懂得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爲什麼近代以來，中國的所謂“近代化”、“現代化”總是踩不到點上，不是因爲偉人們不聰明，恰恰因爲他們“太聰明”，也就不會幹什麼正經事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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