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大致上文章都是四個字或者五六個字的短句，並不特意講求對仗。梁武帝的昭明太子，把漢代以來到魏晉南北朝之間，所有這些大文豪的著作集中起來，編成了有名的《昭明文選》。之後到隋唐之間，變成駢體文，所謂四六體的文字，非要對仗不可。比方我們大家念過《滕王閣序》，唐代王勃的作品，“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這一類都是四六駢體文的著作。每字每句都要對得很工整，意義還要表達得很好，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色。

可是有一個問題，也是很大的感慨，那時候寫公文就很麻煩了。因爲要寫作公文，程度不好沒有辦法當公務員，不像現在的公務員，寫白字乃至亂七八糟條子都寫不清楚。我經常看到一些公文頭都大了，只好投降，要去跟他們做徒弟去了，不然看不懂。

古時候公文太高深了，出一張佈告老百姓看不懂。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本身是個才子，文武雙全，中國也安定統一了，他下命令公文要改過來，拿現在話講是變成語體文，因此，纔有唐代的散文改革。這個大家要注意，三四百年之間一個美麗的文體，一下也改不過來。尤其中國人特別喜歡文學。大家講到文人都提到韓愈，韓愈已經是中唐的人了，他就極力提倡所謂古文。這個古文就是中國上古的文字，是長長短短的語體，但是把話說清楚了。當然不止韓愈一個人，不過他名氣大，所以後人推崇他“文起八代之衰”。其實韓愈提倡的古文，在我們現在看起來真是古文，越來越古老了。現在的白話文更嚴重，這句白話文是講什麼東西，很難了解，一百年以後會比古文還古，大概要很多考據學家來考據了。

現在不是講文學的問題，我們再回頭來看，像魏伯陽真人，他寫《參同契》的這個文字，是一種漢體的文字，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四字一句。所以在中國文化歷史上，大文章或是代表一個政權最高的文告，多半是這一類文章。這種文章，簡單明瞭，幾個字一句，可是很難寫的，字愈少意思愈清楚，這是工夫。等於電報體，每多一個字價錢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