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汪曾祺的一生｜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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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寫回憶的時候，不太願意去哭天搶地，他就把這個東西寫得很美，很漂亮，很激情。但是如果你能夠了解和判斷，你知道他背後壓着的那些東西。

文｜林秋銘

編輯｜金匝

圖｜受訪者

2017年，參加完汪曾祺逝世20週年紀念活動後，《汪曾祺別集》戲劇卷的編輯陶慶梅和汪家兄妹一道回北京，回來後，她忍不住和同事慨嘆：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一家人呢？

和汪家兄妹見面後，才明白她口中的好是怎樣的好。今年8月，一個暴雨天，車子拐進家屬院，汪朗的妻子到家門口來迎我們，爲我們收了傘，又將來訪者的口罩一一掛在陽臺，一人一邊，待會兒你們就不會弄錯。

汪朗從房間裏走出，他今年69歲，頭髮漸白，說話的時候，眉眼像極了他的父親汪曾祺。今年是汪曾祺的百年誕辰，他比以往更忙碌。我們見面的那個週六，他要趕往高郵，參加會議、拍紀錄片，沒有多少休息的時間。他像汪曾祺一樣溫和，不慍不怒，服從安排。汪曾祺紀念館開幕那天，輪到汪朗講話，他蹦着上臺，遇人就笑，很頑皮的笑容。

這些年，關於汪曾祺的討論多了起來。據統計，自1997年汪曾祺去世，到2018年上半年，關於他和他作品的各類出版物，已經達到了200多種，數量在近5年來激增。年輕人把汪曾祺稱作喫貨作家，覺得他擅長喫喫喝喝，擅長寫美食，去年4月，他的名字還上了熱搜，汪曾祺好愛吐槽一男的，一個誕辰近百年的作家，越過時間，和當下發生了奇妙的互動。

太熱鬧了，延續的工作落在了他的三個子女身上。兒子汪朗、大女兒汪明身體都不太好，最小的女兒汪朝攬過活兒，負責對接父親作品的出版事務。找上門的出版社很多，事情太雜，有時稀裏糊塗就簽出去一本，各種版本亂了套。我們不希望他那麼熱，他應該是一個長銷的作家，不應該是熱銷的，大家安安靜靜地喜歡讀他的書，他就很開心了。汪朝說，那種狀態就像汪曾祺在《草花集》裏寫，我悄悄地寫，你們就悄悄地看。

在北京蒲黃榆的那個家，汪曾祺就是悄悄地寫。書桌上，放着老花眼鏡，一包雲南玉溪和一包紅塔山，是他常抽的，還有一杯剛泡好的龍井。他坐在低矮的沙發中，身邊是堆疊的紙卷和書籍，壘得很高，弄得沙發像嵌進去似的。他偶爾會從紙卷中摸出稿紙和鋼筆，一氣呵成寫就一篇文章。

他寫春天，我所謂的『清香』，即食時如坐在河邊聞到新漲的春水的氣味，好想嚐嚐。寫昆明的雨季，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草木的枝葉裏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於誇張的旺盛。寫紫薇樹，樹幹近根部已經老得不成樣子，疙瘩流秋。梢頭枝葉猶繁茂，開花時，必有可觀。用手指搔搔它的樹幹，無反應。它已經那麼老了，不再怕癢癢了。還有那句廣爲流傳的句子，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撣都撣不開，於是爲文雅人不取，以爲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得着嗎！』

他受作家契訶夫、阿索林和海明威的影響頗深，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着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流動的。這些人對他的影響之深遠，像雲南的菌子，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裏。與他結識的朋友又道，他看書看得雜，喜歡看自然筆記和明清的奇聞軼事，花花草草帶給他生機，讓他的語言總是靈動舒展，有一股碧綠透明的幽默感。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汪曾祺與同學李榮（左）、朱德熙（右）

汪曾祺筆下的生活冒着熱氣，文字背後，藏着他的波折一生：出生高郵，在家鄉生活了近20年後，赴西南聯大就學，在昆明待了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張家口勞動4年，最後在北京京劇團工作了近30年，直至去世。他是一個甘願遊走在邊緣的人，卻難免被捲進漩渦之中，那一代人的命運可悲可嘆，才華被苦難洗滌，卻也被亂世耽誤了，直至60歲，汪曾祺才作爲作家被世人看到。

但他的文字裏，從不流露這些冷遇和苦難。《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的編者、研究汪曾祺多年的學者楊早說，他在寫回憶的時候，不太願意去哭天搶地，他就把這個東西寫得很美，很漂亮，很激情。但是如果你能夠了解和判斷，你知道他背後壓着的那些東西。

《寧作我：汪曾祺文學自傳》《拾讀汪曾祺》未讀·文藝家 | 貴州人民出版社

汪曾祺離開23年後，他的生活痕跡在汪家漸漸消退。西直門福州會館的房子，汪明住了進去，書房改成了臥室，再看不出原來的樣貌。遺物大多交給了汪曾祺老家高郵的紀念館，汪朗在家尋了半天，才掏出一個不鏽鋼酒壺，外面包着一層羊皮，一搖，還能聽到叮叮噹噹的酒聲。那是有一年去美國，臺灣作家聶華苓給汪曾祺灌的一壺威士忌，他沒捨得喝，一直留着。還有牆上一副墨藍色調爲主的水墨畫，汪朗嘿嘿笑，也不知道老頭兒畫的是什麼，覺得好看，就掛在這兒了。

父親逝世後，汪朗代替父親，坐在沙發上接待更多關注到汪曾祺的人。年輕的朋友們愛汪先生，花費了一年多，意欲在他百年誕辰時爲他做一套集子。他們邀請汪朗做主編，編出了一套輕薄的《汪曾祺別集》。書送到汪朗手上，他摸着書皮上的馬蒂斯剪紙，把父親的一生又講述了一遍。

《汪曾祺別集》

記得最深的，是7歲那年，和母親一同送父親去張家口進行勞動改造。1958年，在民間文藝研究會就職的汪曾祺被劃爲右派，表面上的理由是單位右派數目不夠，需要『補課』，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單位的一些人，卡了他們的稿子，因爲他覺得水平不夠。他在張家口乾的都是體力活，扛170多斤重的麻袋，在木板上折返，木板一顫，身子也跟着顫動。這活兒行話叫跳，講究腰上的勁道。如果沒跟好木板的節奏，就會從木板上掉下來，一不留神，直接摔在泥石混雜的地面上，或者把腰給扭了。

即使在這樣的日子裏，汪曾祺還是能掘出許多美意。汪朗記憶裏，父親從來不訴苦，也不抱怨，張家口的冬天太冷，把公廁裏的屎尿都凍成了大冰坨子，他得把它們掏出來，搬到一塊兒。夫人施松卿問他，髒不髒啊，臭不臭啊？他笑起來，手舞足蹈地做了一個甩手的動作，沒事，冰碴子落在我身上，抖抖就掉了！他的笑是特別的，把頭歪着，縮起脖子，半掩着嘴笑，有一絲狡黠，也有一些稚氣。

在果園給果樹噴灑波爾多液，是用硫酸銅加上石灰再配水，液體藍藍的，汪曾祺會形容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給農科所畫《中國馬鈴薯圖譜》，他每天到馬鈴薯的地裏，掐下葉子和花，泡在瓶子裏，對着它們畫，對一顆馬鈴薯也不敷衍。後來他還有了一個發現，馬鈴薯麻土豆的花是有香味的。畫完了，他便把它們放到牛糞火裏烤熟，喫掉。全國像他這樣喫這麼多種馬鈴薯的人沒有幾個，對此他有些得意。

汪曾祺（右），一九八五年在張家口農業科學研究所下放勞動

那時，汪曾祺給還在上三年級的汪朗寄書，因爲不清楚那個年紀的孩子都在讀些什麼，寄的都是《呂梁英雄傳》、《西遊記》原著這些小孩啃不下的書。父親寄來的東西，是珍貴的，汪朗放在牀頭，生生地讀下去，他看不懂繁體字，連蒙帶猜地硬是把《西遊記》看完了。

1960年10月，汪曾祺右派的帽子被摘，結束勞動，但日子並沒有就此平順，文革十年動盪，他未能倖免，被批爲反動權威，每天寫檢討，進牛棚勞動，劈柴抬煤。汪明那時上小學六年級，回家路上看到有人墜樓，慌了，她叮囑父親，不許自殺！汪曾祺看着女兒，鄭重地對她承諾，好吧。

他憋悶壞了，只能趁着晚飯間隙，喊孩子回來喫飯的片刻，發泄一下心中的憤懣。汪朝—他喊，回家喫飯嘍—他又喊，惹得樓下衆人矚目。喊完，他又開始說笑，心裏痛快多了！

子女們不懂父親犯了什麼錯，去看大字報，結果碰上正準備去抬煤的父親。本來是尷尬的局面，汪曾祺卻用調侃化開，他問他們的來意，應了一句，好好看吧，若無其事地繼續扛他的煤去了。回家，汪朝笑他，爸爸剃禿子一點不好看。他們管汪曾祺叫小癩子，他高興地應着，給他們摸他的光頭。

汪曾祺的老師沈從文說，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潛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汪曾祺也有相似的說法，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爲沉痛的幽默感，讓人想起電影《美麗人生》裏的父親圭多，黑暗的、壓抑的時候，他用各種方法保住孩子的童年，保住生活的熱情，不讓火光熄滅。

文革擰乾了那一代知識分子對寫作的熱忱，不少人都說不願再寫了，但汪曾祺對詩意與美依舊固執，書寫是他的出口。

樣板團需要排新戲，於是進了牛棚半年的汪曾祺又給放出來了。在樣板團裏寫樣板戲，汪曾祺是戰戰兢兢的，頭上還頂着控制使用的帽子，心裏老是繃着一根弦。但他總歸還有一個寫字的地方。文革結束後，其他人相繼自由，他因爲和江青的關係受到審查，被責令反覆交代，還被空掛了兩年，日子不痛快，回家喝了酒，他發起了脾氣，這些混蛋、王八蛋！一點都不懂政策，我以後什麼都不寫了，我要剁指明志！

但他放不下寫作，即使在最壓抑的六七十年代，他還在偷偷地寫。寫了不能發的作品，他就藏在給朋友的信裏，抑或寫好了，在身邊帶着，穿過城市，送給城市另一頭的朋友看。後來出版的《戲曲劇本卷》中，文革中創作的劇本，只留下了《沙家浜》。

汪曾祺的文章極少改動，唯獨一次，他寫《寂寞與溫暖》，前後共有6稿。寫這篇小說是夫人施松卿的提議。80年代，描寫反右的文章漸多，家人覺得老頭兒也可以寫寫，但寫成之後，他們都不滿意，發現汪曾祺和別人寫得都不一樣，他的作品裏沒有大苦大悲，不慘也不痛，這和當時作爲主流的傷痕文學不符。家人盯着他，前前後後改了6次，卻還是那麼溫情與溫暖，他們沒轍，只好任由他去。

汪曾祺偏愛一篇小說，名爲《天鵝之死》。1980年的冬天，北京玉淵潭公園飛來四隻天鵝，汪曾祺每天遛彎都要去看。某一天夜裏，有兩個青年用槍將天鵝打死了，要喫它們的肉。汪曾祺很氣憤，怎麼能這樣呢？怎麼能這樣呢？回來連夜寫下了這篇小說。他寫這篇小說，並不只是嘆惋一隻天鵝的命運，而是對許多人失去愛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汪朗說。

多年後，汪朗在父親的多數作品裏都找到了那根溫暖的弦，他漸漸體會到父親對文學的主張：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

《羊舍一夕》手稿

和那個時代裏所有年輕人一樣，汪曾祺的三個孩子，汪朗、汪明和汪朝，都是沒有選擇的人，只能隨着社會的洪流走。

1968年，兒子汪朗離開北京，在山西農村上山下鄉。1969年，大女兒汪明去了東北兵團。1970年，小女兒汪朝被分配進了絲綢廠。汪曾祺和施松卿，留在北京。一家五口散落各地，只能在偶爾寄達的書信中得知彼此的近況。

汪朗在山西待了三年半，在農村掙工分，一天出的汗，凝結的鹽粒能把衣服支棱起來。艱苦的環境裏，他想起父親，父子的經歷在此刻重疊，我發現，他那種對於生活美好的感悟，任何時候都是存在的，我在農村，絕不可能想象這個地方的美，只是過一天算一天，可是他就寫出了《葡萄月令》，寫得多純淨啊。他念出《葡萄月令》的第一句：

一月，下大雪。雪靜靜地下着。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葡萄睡在鋪滿白雪的窖裏。

又感嘆一句，多美啊。

汪曾祺和汪朗

後來太原的鋼鐵廠招工，汪朗應聘做了爐前工，每天工作8小時，把鐵水不斷加熱，再加上其他材料，讓它們化爲鋼水，一爐要煉出60噸的鋼水，澆築成鋼錠。至今，他還常夢見在鍋爐廠做工的場景。夢裏，他發現自己站在鍋爐前，機器轟鳴，他喊，這麼多年了我也不會幹了呀，怎麼又回來了。他着急，嚇醒了。回想起那一幕，還是會發怵。

當時和汪明同一屆的學生，都被派去東北兵團和內蒙兵團，16歲到26歲，汪明也在黑龍江待了10個年頭，在農場裏種大田。她在那裏得了嚴重哮喘，寒冷的氣候還讓她患上了風溼性關節炎，疼得厲害。家裏人又氣又心疼，去之前還挺健康的孩子，怎麼回來就是一病號了？病痛在她身上紮下了根，如今60多歲的她，身子骨依然不太好。

汪朗有一回用小楷給家裏寫了一封信，汪曾祺回覆他，你還能拿毛筆寫信，我覺得很高興，我去給你看看有什麼好帖，幫你買幾本。汪曾祺給汪朗和汪明兩兄妹寄去賀敬之的《放歌集》，說這些詩寫得很有激情，汪朗趁着閒時，在本子上抄了幾首。汪明還收到過父親寫的一封有關綠的信，信裏，汪曾祺寫自己在井岡山看見的不同綠色，日出前朦朧的綠，日出後亮麗的綠，層巒疊嶂、蒼翠欲滴、蔥蔥郁郁。朋友們和汪明說，從未見過誰的爸爸這樣給女兒寫信！

只有汪朝留在北京，算是對父母的慰藉。她15歲去絲綢廠，除開半小時的喫飯時間，其他時間都在織布機前往返巡迴，處理故障。有時候上大夜班，從晚上10點上到早晨6點。因爲睡不好覺，她偶爾會朝父母發脾氣，但她知道父母同樣無可奈何，沒有一點辦法，那時絕對不可能走，要是想辭職，他們會覺得你是不是瘋掉了，你會變成一個被社會唾棄的人，你什麼身份都沒有了。

再後來，政策漸漸有了鬆動，有能耐的家庭把孩子從兵團、工廠裏調出來，做文職工作。知識分子家庭是最無能的。汪朝回憶，父親汪曾祺不擅於處理人際關係，無力也無奈，只能由母親施松卿四處找路子，費了很大勁，才讓汪明辦理了病退，又給汪朝找到一份中國圖片社編輯的工作。高考恢復，汪朗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一家人才在北京團聚。

汪曾祺一家，一九六一年攝於北京中山公園

沉重的黑雲之下，汪曾祺極少和子女聊文學。他們也對他的小說滿不在乎，有一搭沒一搭地看。汪朗從事了媒體行業，汪明在大學的外語系裏做教務工作，汪朝做着圖片編輯，直至三人退休，都未曾正式踏足文學這一行。要說文學上的烙印，根本沒有。但他和任何人相處都很平等，很藹然，這在我們的性情中，是長久存在的。汪朝說。

在家裏，不論是兒女還是孫女，都喊汪曾祺老頭兒。我和老頭兒開玩笑，家裏有幾口人，你就排在第幾位。汪朗說，我們就是拿他開涮，開個玩笑什麼的，我們家都是沒大沒小，這是他培養出來的。除了讓兒女們出門打些酒，老頭兒從來不支使他們做其他事。學校里老師要求學生互相稱呼您，他和孩子約好，在外頭說您，在家說你。

直到去了工廠，汪朝才明白什麼是男尊女卑。她很喫驚，不明白爲什麼工廠裏的同事覺得生了男孩就高興。到同事家裏拜訪，看到這個家裏的父親一回來，全家都圍繞着他，打水、提包、倒茶，她覺得稀奇。

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來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汪曾祺曾寫。他的筆下，他和他的父親汪菊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兩人也產生過分歧，他離家去後方考大學，父親是不願意的。到了昆明，家裏的經濟來源斷了，他沒飯喫餓得慌，心裏埋怨過父親。回到上海，父親又希望他能進銀行工作，僵持了很久。但汪曾祺還是深愛父親，父親同樣給了他一個完滿美好的童年。到了春日，父親會領着他去放風箏，風箏線是胡琴弦，他從未見過那樣的風箏。他寫情書，父親在一邊出主意，父親喝酒，給他也倒上一杯。他寫，我想念我的父親（我現在還常常夢見他），想念我的童年，雖然我現在是七十二歲，皤然一老了。

汪曾祺從未在兒女面前提起過和家鄉有關的過往。他不說，兒女們也不問自己的來處。三個兒女在北京出生、紮根，操一口地道的京腔。一次，高中同學和汪朝提起：你爺爺是個特有意思的人。汪朝撇撇嘴：有什麼意思，一個老地主！他們不稱汪菊生爲爺爺，只稱你那個地主爹，大家哈哈大笑，汪曾祺在一旁苦着臉，一臉無奈。

一回，汪明看繁體字文章，問汪曾祺，郵字怎麼念。父親突然興奮起來，郵局的郵，我的家鄉高郵的郵呀！他指給汪明看，高郵在地圖上的位置。還有一次，汪朗途經高郵，倒是比他早一步回到故鄉，於是他每天追着汪朗，想要套出故鄉的近況。

一九八一年，汪曾祺（右三）回故鄉高郵探親，與家人合影

龍冬是汪曾祺的一位忘年交，偶然的一次，他得知汪曾祺在研究秦少游詞中的高郵方言，他記錄下那時候的汪曾祺——他是一個有懷舊心思的人，童年的經歷，家鄉的風物，過去的事情，他總是軟軟地懷在心裏。

汪曾祺的平等觀，還在於對底層人的平視和憐憫。汪朗讀大學時，老師佈置了一個題目，讓學生們分析元曲《救風塵》，寫一份讀文報告。《救風塵》講的是一個女性互助、擺脫權貴的故事，故事主角、妓女趙盼兒將好朋友從一個花花公子手中救了出來。汪朗跟汪曾祺說起了這個故事，汪曾祺點點頭說，趙盼兒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她本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沒有任何資本力量可以藉助，身體便是她的資本，她有情意，也有大智大勇。

他也沒有什麼階層的觀念，家裏請來的特護小陳，是一位從安徽農村來的二十多歲的姑娘，汪曾祺教她做菜、做家務，還爲她斟酒。任何人來索畫，汪曾祺也不拒絕，家人急了，希望他能多休息，他卻淡然地繼續接受所有人的要求，細細畫着、寫着。年輕的朋友們來拜訪，常常是來了兩三次後就沒聲響了，但只要來，他和夫人都陪他們聊到很晚，一句抱怨也沒有。77歲了，他拉着32歲的龍冬去跳迪斯科，在燈光四射的舞廳裏，好奇張望，再回到地下餐廳，盡興地喝鮮榨啤酒。

汪曾祺與子女

60歲以後，汪曾祺突然在文學界冒了出來。他決定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兒時的高郵，寫居住過的昆明，還有經歷過的磨難中的苦趣，這次有了《受戒》、《異秉》、《大淖紀事》這些浸透高郵風土人情的作品。在此之前，他出過小說集，但知道的人不多，文學界只把他當作編劇，一些同行因爲他寫過樣板戲，甚至不敢向他約稿。

1980年，老友林斤瀾將他的短篇小說《異秉》推薦給了文學雜誌《雨花》，起初沒能獲得通過，3個月後發表的《受戒》卻引起了討論。隨着《大淖紀事》得了1981年的全國短篇小說獎，上門約稿的編輯纔多了起來。

《受戒》初刊本書影

那時，主流文學依然是傷痕文學、朦朧詩派。汪曾祺的小說讓文學界眼前一亮，卻也沒有太大的聲響，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對待他的作品，沒有合適的評價體系，連批評的聲音都寥寥。偉大的作家或是俯視人間，對其進行無情的解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才過癮；或是對社會進行深入的透視，之後向人們講述所發現的深刻道理。爸爸做不到。汪朗寫道，他說，人間送小溫，註定了父親不會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對這個世界，汪曾祺並不是沒有批評，沒有脾氣，太多的情緒被掩蓋在溫暖的文字下。龍冬見過汪曾祺的憤怒，是在一場飯局上，他和作家蘇北在汪曾祺家喫飯，蘇北勸汪曾祺：汪先生，你現在啊，想寫就寫，文學史將來肯定留下你一筆了，不想寫呢就不寫，玩一玩！汪曾祺沉默了一會兒，突然生起氣來，激動地拍桌子，寫作對於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頓了頓，又說：甚至是全部，甚至是全部！

那種苦悶和寂寞，只有見到彼此理解的人才會迸發出來。1987年9月，汪曾祺應聶華苓和她的丈夫安格爾的邀請，去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聶華苓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對家鄉仍然懷有濃厚的感情，在聚會上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臺灣作家陳映真也在席上講起自己對祖國的感情，汪曾祺覺得觸動，和陳映真擁抱在一起，哭了。聶華苓也激動，說，你真好！你真可愛！他扭頭和聶華苓說，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哭過了。他後來給聶華苓寫信：我像是一個包在硬殼裏的堅果。到了這裏，我的硬殼裂開了。我變得感情奔放，並且好像也聰明一點了。

一九八七年，汪曾祺在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另一次少見的哭泣發生在1991年。在雲南大理，汪曾祺參加一個筆會，夜裏，與會者談起在雲南度過的青春日子和後來的命運往復，相互望着，掉下淚來。汪曾祺哽咽着說，我們是一羣多麼好的人，一羣多麼美的人，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

龍冬在文章裏記錄了一次壓抑的會面。那天傍晚，他和汪曾祺在屋子裏閒聊，沒有開燈，我說，汪先生，聽到很多人談到你，說你就是喫喫喝喝的作家，花鳥蟲魚。我說不是的。您一篇《天鵝之死》短篇小說，寫『文革』中的舞蹈演員被迫害致死，最後這些劊子手歹毒之人還要把這個美麗的形象解剖，以此來滿足一些變態私慾。他接着道，我說，這樣的作品，汪先生，是你很重要的作品。龍冬透過昏暗的光線，看到汪曾祺繼續抽着煙，不說話，眼睛卻紅了。

人生的最後幾年，汪曾祺夢見過沈從文先生。在夢裏，他見老師一如既往的清瘦，穿着長衫，夾着幾本書，匆匆忙忙地走着。他們聊起文學，老師如記憶中溫和執着。到77歲的時候，汪曾祺跟隨着沈從文先生去了，那是1997年5月，他因爲飲酒，造成消化道大出血。吐血時，他交代汪朗，哪些畫存放在哪兒，文章要發給誰，都是約了的。病牀上，汪曾祺先生還念着外頭，他抬頭問汪朝，杏兒是不是該下來了？他饞春夏之交的杏子。

關於衰老和死亡，他曾寫過一首題爲《七十書懷出律不改》的舊體詩，假我十年閒粥飯，未知留得幾囊詩。他想和時間爭一爭，未曾想，就此輸了。老友林斤瀾來醫院看望他，我和曾祺都約好了，下世紀誰也不服老，還要劃拉劃拉點東西。他沒能走到下個世紀，在醫院住了一週多，便與世長辭。

葬禮的花卉選用了鮮花，那時候鮮花難得，每人握着一枝，悼念完，上前輕輕放在遺體邊上。最後，大把大把的玫瑰、月季、勿忘我被一瓣瓣揉碎，花瓣覆蓋逝者的身體。龍冬特意選了聖-桑的《天鵝》作爲哀樂，這個決定，汪曾祺興許是非常願意的。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長眠在北京的福田公墓，知曉父親念家，兄妹三人僅在墓碑上刻了五個字：高郵汪曾祺。這幾年，墓園的土地喫緊，早些年墓碑旁栽種的桃樹被連根拔起，原來粉粉白白一片花海，如今顯得淒涼許多。每次去公墓，汪朗總會給父親帶兩瓶小酒，袖珍的包裝，不多喝。家人們站着閒聊，和老頭兒說今年的變化，把新書擺在墓前，開他的玩笑，老頭兒，我們都挺好的，你好好待着，今年又給我們掙了不少稿費。說完，大家大笑，把瓶裏的酒傾倒在墓前，酒香漫起。

聊完了，準備離開，沒走兩步，有人想起，還沒給老頭兒鞠躬呢！一羣人咚咚咚跑回來，站成一排鞠上一躬，又嘻嘻哈哈地，各自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