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在成吉思汗的帶領之下，蒙古族在漠北草原上脫穎而出，最終，建立了蒙古汗國。七十多年後，其後代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改國號爲“大元”，並將首都定在了位於華北平原北端的大都，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北京。

在那個時期，由於惡劣的自然條件的影響，北方一般都是比較荒涼偏僻的，因此，經濟重心一般都處於南方。所以，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爲都城，註定了他們無法自給自足。而繁華富庶的江南，自古以來就被稱爲“魚米之鄉”。優越的自然條件和肥沃的土地，爲其“天下糧倉”的穩固地位墊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元都人民的衣食住行，自然也就不得不仰仗江南了。

但是，這兩個地方一個在南，一個在北，二者相距十萬八千里，這其中的運輸便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因此，元朝政權能否維持與鞏固，就與江南的糧食能否順利的運到北方有着不可忽視的關係了。其實，在元朝創立初期，江南的糧食主要是通過海路北運到大都。

最開始的時候，元朝的糧食運輸是從長江口的劉家灣出發，到山東半島，經其東部進入渤海灣。然後，從天津大沽駛入海河，一路向北沿着白河行至盧溝河，最後，再轉到到通州，也就是現在的北京通縣。此地設有大量的糧倉，用以中轉那些從江南運來的糧食。

就費用上來說，這條海上運輸線，雖然，比陸路運輸或是內河運輸節省很多。但實際上，它還是有着很多不足之處的。因爲，海上氣候條件多變，而且，還經常會有海盜出沒，所以，此條航線的運輸安全，實際上是沒有辦法保證的，並且，走水的話最多也只能運到通州而已。

因此，想要把糧食運到北京，最終，還是不得不依靠陸路運輸。

而走陸路，自然就少不了騾馬等牲畜、民夫了。僅僅是在這短短的一小段距離裏，由於是陸路運輸，累死或是累病死的牲畜、民夫就不計其數。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長此以往，不但會阻礙元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同時，也會對元朝的國力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所以，元朝政府一邊對原來具備航行條件的河道進行疏通整修，那些河段主要包括：直沽到臨清的御河，以及，揚州到淮安的淮揚運河，還有就是，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這些河道很早以前就已經開通的了，它們雖然具備通行條件，但是，因爲戰爭的破壞，以及很多年沒有加固維護等原因，這些水道通常都淤積了很多泥沙，而且，河道破損已經相當嚴重了。

因此，必須經過全面的治理，才能夠重新航行。

另一方面，元朝當局也開始着手開鑿新的運河。由於，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中原地區也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於是，新運河就直接避開了河南等地，只開鑿：大都到通州，臨清到濟州之間的運河。可以說，這兩段運河的開鑿工程，成爲了能否打通南北水道的關鍵。

之後，經過仔細的勘察和充分準備，此項工程於公元一二八二年年末時正式動工，僅僅八個多月時間，濟州到通州的新運河便開鑿完成了。

原本這段運河開通後，南方的糧食可由淮揚運河直接向北運輸，之後，再由濟州河途經大清河而直達渤海，可是，大清河水量偏少，而且，河沙淤堵嚴重，很容易造成船隻擱淺。所以，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元朝不得不着手開鑿：東平至臨清的運河，也就是後來的會通河。

此段河道於一二八九年動工，當年六月便竣工通航。可以說，會通河的開鑿打通了一條捷徑，此後的運糧船隻可以必再繞道河南而是直接從徐州一路北上直達通州。這樣一來，便能省去三百多公里的路程。

雖說，這段航線的開通不但大大減少了運糧時間還節約了運輸費用。但是，新的麻煩又隨之產生了：對於怎樣把糧食從通州運到北京依舊是一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如果，走水路的話，那麼，只有壩河可以通行。這段水道的運輸能力有限，而且，常常擱淺，因而，不足以完成運糧大任。如果，走陸路的話，不但，運輸成本高，而且，十分困難。

於是，開鑿通州到北京的水路又成了重中之重。經過多番規劃之後，元朝開鑿了一條長達八十二公里的水路，連接通州和大都。至此，元朝的京杭大運河纔算正式完成。這條運河的開通，對於把都城設在北京的元朝來說，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

元朝時期，將原來蜿蜒曲折的河道改成了直線，從而大大縮短了南糧北運的運輸時間和運輸成本。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元朝政治、經濟的發展，還加強了元朝的統治。最重要的是，這條運河，它開創了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新紀元。

其實，京杭大運河從公元前四八六年就開始建造了，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而秦始皇在嘉興境內開鑿的一條重要河道，也奠定了以後的江南運河走向。跟據《越絕書》中的記載：秦始皇從嘉興“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中國的運河及運河文化由此衍生。

還有一點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這條大運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並且，在漫長的歲月裏，經歷三次較大的興修過程，但是，直到最後一次的興修完成，這條運河才被稱爲了“京杭大運河”。

參考資料：

【《京杭大運河》、《越絕書》、《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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