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 傅高义」

傅高义去世了，他的理论也过时了。

傅高义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褒奖者，是一名真正的“中国通”，曾针对中国社会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傅高义开始阅读大量的中国报刊，后来又深入广东调查，曾走访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写作了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进入21世纪，傅高义用10年时间完成的著作获奖无数，被《纽约时报》评为“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

傅高义被称为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他对中国的态度和认可在西方知识界以客观理性著称。但就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方式关系这个问题来说，傅高义并无创见。他的基本立论延续了某种认知惯性。中国社会太复杂了，先发展经济其它问题自然水到渠成，这种观念几近于复杂中国论。社会经济发展和组织方式进步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这是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出的经验。这一经验是观察社会的关键之钥。

傅高义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洞察忽视了这种经验，同时其褒奖之论进而又遮蔽了这种经验。他曾强调过，变革时代整个社会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变化，而是全面的变化。但时间证明，傅高义错了。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傅高义式的论述。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品，这种一厢情愿，傅高义未能免俗。傅高义去世了，告别傅高义，同样也要告别傅高义的理论。

傅高义研究变革时代，褒奖变革的力量。他曾用“举世罕见”来形容变革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傅高义热心于变革推动者的研究与解释，认为变革推动者是“独一无二的”，推动的时代也是“独一无二的”。变革当然是好的，变革的成绩确实有目共睹。傅高义试图从宏观上描述时代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缺乏组织社会学的视野，洞察不到“大江歌罢，无问西东”，这种大规模转向的能力实际上根源于制度本身的力量。他沉浸于一个时代周期，将阶段性的果看作了因。这是他的又一局限。

傅高义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或者说是中国要人、企业家的老朋友。“重要的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中国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傅高义中国叙事的脉络。在傅高义的各种采访以及著作中，这种脉络随时可见。所谓高层与重要人物组成了傅高义鸟瞰时代的飞艇，“拉关系见人”是他登上这架飞艇的机票，他本人并不避讳这一点。中国朋友圈是其研究素材，但傅高义并没有超越这些素材。

傅高义用自己的热情和耐心编织起了时代故事，但是并没有理清时代的叙事经纬。就像傅高义给王石的书写序，说王石非常卓越，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自然力量”。傅高义描述的一代企业家当然有企业家精神，但通俗来说，这些人既主动又很被动，主要还是变革政策的受益者。这种看法或许过于“现实”，但只有现实的眼光才能认清现实，一如我们在今天考察互联网企业家和时代的关系。

如果说傅高义的中国研究是一份遗产，那么，在今天重新审视他，同样是傅高义的价值所在。这种审视或许早就开始了，一如今天，有位在知乎上表达缅怀之情的网友说，“看过傅老不少的文章与作品，还侥幸靠着分析傅老的作品获过一些奖项，祝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