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 柯洁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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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社会议题持续输出机制缺失，是当前公众讨论环境一大特点。

最近大连又爆发了局部疫情，同时又发生了隐私泄露事件。确诊患者的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等私人信息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患者家属称，上百个陌生电话不间断打进患者手机，还有短信恶语攻击，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是病毒的受害者，没想到又遭到了网络人肉这样的二次伤害。”

从上海，到成都，再到如今的大连，隐私泄露和网络暴力似乎成为每次局部疫情的固定话题，而固定话题下面则免不了义愤填膺奔走呼号的网友。隐私泄露、网络暴力、批判暴力，这样的循环已经屡见不鲜。不过，隐私泄露并不只存在于被曝光的患者身上，网络暴力只是权力霸凌的次生灾害，我们平时就已经处在零隐私状态，这早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但遗憾的是，只有当“成都女孩”出现时，隐私的问题才会被拿到台面上议论。这导致问题从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了。公众的力量更准确来说是一种“事件公众”的力量。“事件公众”的特点是只有在特殊事件中才会关注基本问题。

“一哄而上，一哄而散”是众多公共讨论的发展逻辑。所以“事件公众”很难形成对公共议题的持续关注，而只是陷入对某一议题不断爆发与沉寂的循环。疾风骤雨而来，润物无声而去，这是“事件公众”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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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挤开了严肃公共议题的持续讨论，而让公众成为一种“事件公众”？有一种答案是娱乐新闻热点。比如当下的一些热门议题，百名编剧联名抵制郭敬明于正抄袭，热播剧《大秦赋》以及暴秦强秦的争议，还有“甜野男孩”丁真和丁真的马，小马珍珠俨然成为微博大V，会发微博，会写评论，还会教导网友们“多一种世界观，就多一条呼吸的路”。这些新闻热点和议题像一针又一针致幻剂，不断投喂着公众在小小屏幕前的注意力。

娱乐热点的泛滥是一种结果，而带来这种结果的原因更值得关注。在议程设置的流程中，权力与平台能轻易把控审核和分发两个关键环节，从而共同塑造新闻热点的投喂机制。它能决定哪些事情是可以看到的，哪些事情是无法看到的，哪些议题是可以广泛讨论的，哪些议题是需要一笔带过的。信息的选择性投喂使得公众成为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只能看着屏幕上的幼稚片一帧一帧地跳，手里却没有换台的遥控器，久而久之甚至忘记了遥控器。

严丝合缝的投喂机制带来的是娱乐热点的盛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波兹曼所言的“娱乐至死”，但和波兹曼不同的是，这种娱乐至死的原因不是信息的泛滥，而是信息的选择性泛滥。这种选择性一方面造成严肃公共议题的缺失，带来现实和网络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也动摇了基本的一些价值判断。于是就有了“柯洁之问”，三十九条人命还没有豪门生子重要么？为什么娱乐新闻往往比严肃新闻更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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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严肃公共议题缺失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娱乐至死，其背后还有公共媒体的缺失。这一点可以从好莱坞和《纽约时报》的共存中推断而来。虽然好莱坞不断泛滥着娱乐信息，推特油管不断制造着新的娱乐热点，但这并没有妨碍《纽约时报》之类的媒体存在，严肃媒体仍能持续生产严肃公共议题，并在公共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媒体的缺失的现实很容易被社交媒体“众生皆媒”的假象所遮蔽。比如有人曾说现在的局面比以前好多了，微博可以办案，朋友圈可以曝光，自媒体也很发达，很多话都可以讲出来，很多事可以拿来讨论。前段时间的弦子诉朱军案，就有许多“大V”做了详细的报道和评论，使得事件有一些传播和推进。

但这种传播是极有限的，只是一种呈点状分布的，冒泡式的传播，就像水缸的葫芦和瓢，虽然偶尔可以浮上来，但被按下去总是很轻易。公共媒体的缺失不仅是严肃公共议题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严肃议题持续生产机制的缺失。从公共媒体的视角来看，有网友在原油宝事件中说的那番话就变得很好理解：平时最讨厌《新京报》了，但当《新京报》记者找上门时，都快高兴哭了。

丁真的马驮着我们越走越远，这就是“柯洁之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