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大秦賦》的熱播，爲何說秦始皇是“暴君”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隨着《大秦賦》的熱播，關於秦朝的話題也被人所熱議，而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便是，秦始皇到底是不是“暴君”。秦始皇的偉大和影響力，自然不必多說，但有人認爲，無論其歷史貢獻有多大，都無法抹去“暴君”的稱號。

其實，如果站在後世的視角來看，秦始皇的某些作爲，的確與“暴君”無異。但我認爲要客觀分析歷史人物，就不應該避開當時的社會環境，而純以後世眼光去看，否則與“事後諸葛亮”又有什麼區別。

秦始皇想要萬世傳承，卻成爲“暴政”根源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對於如何治理這個新生的國家，秦國朝堂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辯，丞相王綰建議繼續沿用分封制，而廷尉李斯等則建議推行已經在秦國取得成功的中央集權制。

從後世來看，周王朝傳承八百年已算不短，但秦始皇想要的卻是萬世一系，因此他沒有采納王綰等人的意見，而最終選擇了全面廢除分封制，改爲推行中央集權制，而促使秦始皇下次決心的，便是該制度在秦國取得的成功。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秦始皇開始將秦國的一系列制度，開始推向全國，開始全面推行郡縣制，並着手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貨幣等等。不過，秦始皇沒有考慮到的是，這些制度雖然能在秦國取得成功，但卻不一定適用於山東六國。

從後世角度來看，秦始皇的一系列制度無疑是具有一定先進性的，可如果放在當時的老百姓身上，由於秦始皇所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幾乎涵蓋了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等於將六國此前的統治模式、生活習慣、社會制度等全部推翻，這已經遠遠超出了百姓們的承受範圍，因此大量制度的革新，非但沒有讓秦國的統治迅速穩固，反而讓百姓們無所適從，進而造成了極大的恐慌。

舉個例子，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秦始皇開始在全國推行“黔首自實田”制度，這項制度本是爲了廢除舊有的奴隸制下的土地政策，改而推行土地私有制，本是善待百姓的一項制度，但由於此前一系列制度造成的恐慌，百姓們反而對此難以接受，並由此引發了南郡的叛亂。

如上，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照搬秦國制度的施政策略，可以說是其成爲“暴君”的根源，正是由於一系列制度革新帶來的恐慌情緒，導致六國百姓對秦朝的統治產生了極大的牴觸情緒，進而導致制度推行速度緩慢。

秦朝的法家治國思想，導致秦政變成了“暴政”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便開始延續法家治國思想，而法家治國講究的便是“法、術、勢”，具體表現爲“法網嚴密、高效執行”，即以嚴格的獎懲制度來確保制度的推行和國家的運轉，這是《秦法》的核心。

如前文所述，由於民間的恐慌和牴觸，導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系列革新推進速度極爲緩慢，然而一直以來的法家思維，使得秦朝高層沒有思考問題的根源，反而以更爲強烈的手段強制政策的推行，這纔是秦國“暴政”的根本原因。

秦國由於最初被周天子分封於西陲，地處戎狄包圍之中，艱難求存的過程中，秦國上下受西戎文化影響極爲深遠，相對於中原諸侯國而言，秦國在戰國以前，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會經濟、風俗習慣均大幅度滯後，這點從秦國崛起後，中原諸國稱其爲“虎狼之國”便可以看出來。

然而，正是由於秦國的落後，才使得秦國打破舊有制度相對較爲容易，這是“商鞅變法”能夠在秦國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中原諸國由於受先進思想文化影響較大，反而很難進行深徹的變法。

可是，正是由於秦國與山東諸國的巨大差異，導致秦國的成功難以複製，秦國百姓能夠接受嚴苛的《秦法》，並不代表六國百姓就能接受。秦國百姓在法家治國思想下，能夠將自己作爲秦國這輛戰車上的一顆螺絲，勤勤懇懇的發揮着自己的作用，可六國百姓接受不了啊，他們想要的，還是以前那種相對寬鬆自由的管理，而不是把自己變成了一顆螺絲、一個零件。

然而，已經習慣了秦國法家治國思想的秦朝官員們，他們可不會理會百姓們的想法，在他們的固有思維中，只要朝廷命令一下，就必須一絲不苟的執行，推行難度大、進展慢？不好意思，那你只能接受《秦法》的嚴懲。於是，一方面是民間不斷積累的怨氣，而另一方面則是朝廷毫不妥協的持續高壓，秦政於是在百姓眼中，自然也就變成了“暴政”。

秦朝大型工程太多，百姓被勞役折騰的痛苦不堪

秦始皇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和國家的穩定，不僅接連開啓了驪山大墓、長城、靈渠、秦直道、西南棧道等大型工程，而且又接連向南越和匈奴用兵，在那個生產運輸手段相對落後的年代，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