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變化快。

從螞蟻上市暫停起，巨頭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到聚光燈下，沒有人能想到，脆弱的平衡就此打破，低氣壓一直籠罩着阿里。

社區團購和小貸全民批判，浙江書記表態，監管約談，“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立案，調查組進駐......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山雨欲來風滿樓。

馬老師沒了往日的神采奕奕，人們忘記了他的個人努力，都開始說只不過是歷史行程。

輿論也在歡呼：

萬惡的資本家終於被社會主義的鐵拳錘了。

要我說，也真是大驚小怪，如果連資本都駕馭不了。

且不是連國民黨都不如？

1

1921年，蔣中正還不是人們印象裏那個軍容嚴整，腰桿挺得板直的委員長。

由於大哥陳其美死得早，作爲浙江人，失去靠山的他在廣州的革命隊伍裏遭受排擠，混得很不得志。

和槍桿子漸行漸遠的他，一氣之下，索性領了去上海建證券物品交易所的邊緣差事，爲革命搞搞金融工作。

但混上海灘，就遠離了大革命的中心，職業生涯前景看淡。

而他的一生的對手，剛在離上海不遠的嘉興開完一大，成就到手，處於事業上升期。

看當時留下的照片，委員長一身西服馬褂，金絲眼鏡，油頭粉面，頗有幾分男色。

不知道的，以爲他是上海灘的模子。

實際上，委員長是近代中國資本市場最老的莊家之一。

當時的上海，被稱爲冒險家樂園，那是因爲實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又恰逢長三角的商人們，剛發了筆一戰的出口戰爭財。

就像剛領到村裏發的年終分紅的二流子，總要在村頭賭上幾把。

所以熱錢聚在一起，總免不了生點是非，上海就掀起了辦各種交易所的風潮。

從金銀到雜糧，從股票到豬鬃，從油餅到棉紗，形形色色，林林總總，到了1921年10月，上海已經有交易所140多家，定額資本達到一億八千萬銀元。

在這股投機風潮中，委員長和一衆國民黨大佬幹起了坐莊的營生。

陽光下沒有新鮮事，用如今的標準看，委員長的坐莊手法就是對敲，放大成交，拉高股價，吸引一衆散戶跟風追漲，然後逢高出貨，如此循環往復。

錢得之甚易，花起來也沒有節制，服膺仁義禮智信的委員長，也好喫喝嫖賭抽。

在大上海這個名利場流連忘返的委員長，在日記裏留下了諸多讓人忍俊不禁的自我反思：

1月14日："晚，外出遊蕩，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

3月30日："邪念時起，狂態如故，客氣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遊思又起，幸未若何！"

9月25日：“日日言遠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爲耶？”

12月8日："邪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報國？"

當然，人爲製造的泡沫，總有破滅的一天，貪戀其中的虛假繁榮，也必將深受其害。

1922年春節前，由於銀根緊縮，整個上海灘都缺錢，恰逢期貨期股交割期逼近，如果無法按期履約，就會出現違約局面。

整個市場開始人心惶惶，恐慌性拋售開始出現，虛高的泡沫隨即破裂。

洶湧而至的擠兌潮，掩埋了貪婪的投機客，也毀滅了委員長這類莊家。

股市大地震，莊家崩盤破產，委員長的操盤手被逼自殺，參股的證券交易所陸續倒閉。

委員長不僅提前一個世紀享用關燈喫麪，還欠了上海青幫大佬60多萬。

黑社會的欠款，顯然不是搞個裸貸肉償那麼簡單，斷手斷腳還是輕的，拋屍黃浦江青幫都不會眨眼。

但一直以來江浙商人行走江湖，靠的就是密集編織的人脈關係網。

比如那種手法拙劣的氣功耍蛇騙子，也要上門捧個場。

當債主們上門逼債的時候，青幫教父黃金榮邀請了蔣的“五十多名債主”喫飯，請他們把這位青年軍官的欠債記到他頭上，委員長則在他門下當“徒弟”。

上海總商會會長，大商人虞洽卿，更是直接借給委員長几萬銀元，助他南方再起。

盤點蔣的青年時代，看不到一絲的王氣，他的朋友圈子似乎都是混社會的拜把兄弟會，但這些人脈不是他進步路上的提攜貴人，就是他未來事業的重要合夥人。

而他的老對手，更像是傳統的知識分子，其青年時代的好友更多是以文交的“神仙會”，未來事業的合夥人並非依賴於精心編織的人脈關係網，而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志同道合。

扯遠了。

上海青幫和資本家抄了蔣介石的底，轉過頭，靠着這筆錢，蔣介石又抄了孫中山的底。

彼時，因政見不同，主張北伐的孫中山，和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之間，關係越來越緊張。

當陳炯明叛變革命，悍然炮擊總統府，孫被迫連夜逃出廣州，倉皇間乘着炮艦“永豐艦”駛向黃埔。

就在先總理落難時，委員長帶着鉅款趕到。

正是在“永豐艦”上與孫獨處的一段時間，單騎救主使孫銘記在心，也對他有更多瞭解。

他想起這位忠心耿耿的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在戰場指揮、參謀長任上，祕密作業（兩樁暗殺案）和其他地下工作中，“微操大師”似乎都表現的可圈可點。

這是委員長一生事業的V型反轉點，這段共患難的經歷也爲他今後走上權力巔峯，鋪平了道路。

看起來，委員長的抄底很成功，但上海資本家抄的底呢？

恐怕還要加倉。

2

1942年，正面戰場上，日軍長驅直入，大半個中國淪陷敵手。

太平洋戰場上，中途島之戰尚未打響，帝國尚不存衰敗之貌。

那年春天，河南遭遇罕見旱災，國府要員們推諉扯皮導致救災不力，餓殍遍地的慘狀經外媒曝出，國府形象一落千丈。

面對內憂外患之局面，委員長幽幽的對陳布雷說：

“我還是懷戀北伐時期，能與民衆站在一起......所向披靡......”

16年前的1926年，中國進入多事之秋。

列強在中國依然橫行無忌，但中國人民已越來越不願容忍這些侮辱。

已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急劇上漲，美國《時代》雜誌封面甚至形容其爲“孫中山之後新升起的太陽”。

就在這一年，高呼“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軍，還是一支朝氣蓬勃，受到羣衆擁戴的革命隊伍。

面對十倍於己的軍閥，北伐勢如破竹、攻無不克。

先是汀泗橋、賀勝橋連場血戰打垮吳佩孚主力，攻克武漢。

接着又擊潰了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佔領南昌、直逼上海。

11月，南昌北伐軍前線指揮部，蔣介石接待了一位上海趕來的故友，當年資助他南山再起之人——

虞洽卿。

短暫密談後，故人匆匆離去，侍從們從蔣介石的面上，看到了掩飾不住的喜色。

他的到來和暗室之約，解除了蔣的兩大憂患。

一方面，隨着北伐推進，湖南等地農運風起雲湧，大批地主士紳被鎮壓。

要知道，那個時代能負擔孩子去廣州讀黃埔的家庭，大多爲地主士紳，所以許多北伐軍軍官其父母遭到衝擊，財產被盡數“革命”。

後方不穩致軍心不穩，北伐前線暗流湧動。

更重要在於權力之爭。

此時國民黨權力落到了兩個人的肩上。

一個是政府領導人、革命軍首席黨代表汪精衛；另一個是作爲軍事統帥的蔣介石。

一山不容二虎，權力之爭就在遷都問題上爆發。

汪精衛要遷都光復不久的武漢，蔣介石則心儀南昌。

深諳“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蔣很清楚，若國都不在自己眼皮下，他“槍指揮黨，黨指揮政，政來管財，財來養軍”的這一套思路就行不通。

遠離權力的中心，意味着大權的旁落。

但錢袋子只要能攥在手裏，就能逼武漢就範。

所以上海的“江浙財閥”羣體的代表，虞洽卿的到來，意味着蔣獲得了一羣有力（Money）的支持者。

這是一羣發跡於上海開埠之初受僱於外商的買辦，從20世紀起逐漸控制了上海經濟、並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商人、銀行家羣體。

虞洽卿、孫公權、張嘉璈、陳光甫、張靜江……

當時，他們控制下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已成爲中國最大的兩家銀行。

此外，他們還掌握着上海銀行公會的14家銀行和84%的資金。

都是委員長老鄉，都出身江滬浙“包郵區”，還有當年上海灘一起炒過股的歷史淵源。

那麼已貴爲北伐軍總司令，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江湖風評“很講交情”，“鄉誼看得重”的蔣介石。

就是他們最合適的“政治代言人”，而有恩於蔣的虞洽卿，就是再合適不過的穿針引線之人。

浙江人虞洽卿：從學徒到買辦、再至上海大亨

來源：《赤腳財神》

當然，這場交易能夠達成，始終是一場互利互惠。

客觀來說，江浙財閥一直都是中國革命運動最重要的盟友，不僅是辛亥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也是北伐最大的出資者。

據中行上海分行統計，至1927年3月底，光是中行各分行對北伐經費贊助已高達549萬元。

資本家做生意，莫不希望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

所以他們對北伐口號“消滅軍閥”舉雙手歡迎，但對“收復租界”有很大保留。

因爲租界能提供當時中國罕見的秩序、穩定，乃至自由，被江浙財閥們視爲個人生命財產安全最重要的世外桃源。

隨着國共合作的北伐推進，工人階級開始覺醒，打工人在黨的領導下頻繁發動罷工，其中尤以產業工人集中的上海最爲嚴重。

這當然資本家們最深惡痛絕的。

他們渴望強力政權實現國家統一、發展經濟。

但又不想這一切威脅到他們的實際利益。

儘管此時的委員長看起來似乎還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不久前剛對黃浦學生演講：

“吾爲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爲共產主義而死也”

但無論是蘇聯顧問意圖讓李宗仁取而代之的嫌隙，還是中山艦事件逮捕少山等大量共產黨人。

這位“自封的拿破崙”卻表現出強烈的反共態度，在“形左實右”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對這位“很講交情”的老鄉，拿糖衣炮彈轟一轟，不就能和平演變了嗎。

麪粉大王榮宗敬就表過態：

“要銅錢用，我有，做事體請洽卿、曉籟兩位老哥，錢要多少，我出多少”

1927年3月，上海商業聯合會代表集體拜會蔣，表示只要與共產黨決裂，便會給予經濟支援。

蔣當即允諾：

“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後仍以協助爲期。至勞資問題，在南昌時已議有辦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種條例，不日當可頒佈，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

隨後上海銀商兩界便給予了委員長籌劃政變所需：高達300萬大洋的短期貸款。

與之相對的，便是先總理之子的孫科從武漢赴上海籌款，僅籌十幾萬大洋，場面一度十分尷尬。

有了背後站着西方列強的江浙財閥的支持，委員長抓到了“錢袋子”。

再續上了曾經和黃金榮的“師徒之誼”，拉攏了在國共之間遊走的青幫勢力，又讓委員長抓到了“刀把子”。

杜月笙，穿梭於國共之間的青幫頭子

來源：《蔣介石與現代中國》

這位剛被斯大林形容爲“榨乾的檸檬”，即將丟棄不用的委員長，一躍成爲多金的流氓頭子，終於有底氣和共產黨、國民黨左派正式決裂了。

但江浙財閥就能從此高枕無憂，安心掙錢了嗎？

還得繼續加倉。

3

1924年，生命已步入黃昏的中山先生在關於民族主義的講話中指出：

“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有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金從中把持。”

在民生主義的講話中說：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國民黨“一大”發表的宣言上：

“工人和農民其反抗帝國主義之意和幫助我們國民革命至爲最強烈。”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1927年，國民黨刪掉了親共言論，並開始鎮壓工農運動。

但卻保留了宣言中反資本家的說法，並一再強調資本家是自私的剝削階級。

他們真心反資本家嗎？

後來的歷史證明，國民黨打着天下爲公的幌子，乾的全是一己之私的買賣。

此時的委員長前方要跟軍閥打，後方還要屠共，還要跟政敵爭權。

目前他唯一關心的問題，是軍費。

至於如何籌措，這位武夫不管。

所以在與江浙財閥短暫的蜜月期後，委員長前腳上位，後腳就卸磨殺驢。

這邊的財閥呢，迫在眉睫的“被共產”威脅解除後，再掏起錢來，就有點小家子氣。

那麼當財閥無法提供資金，或者超過樂意提供的限額時，流氓頭子的喫相就變得難看起來。

他很快就把原來對付工會和共黨那股恐怖手段，無縫切換到對付資本家。

中國招商輪船局董事，中國通商銀行總裁，上海總商會會長付宗耀的遭遇最具典型。

當他拒絕用全部身家爲南京政府作保貸款一千萬後，被扣上資助軍閥的帽子，倉皇出逃香港，後來被逼捐了一大筆財產才了事。

總商會會長倒了，商會隨即被國民黨控制，篡了“民間組織”的權，這下敲詐勒索就更加順利，名頭也更加五花八門。

強制攤派認購南京政府的公債，這要算文明的。

“銅錢隨便使”的榮宗敬，被扣上資助軍閥，外加一頂奸商的帽子，鋃鐺入獄，麪粉廠被沒收，不得不交錢買平安。

顏料富商的兒子被捕，罪名是反革命，最後捐了二十萬才放人。

先施公司經理三歲兒子被綁票，掏了五十萬破財免災。

經營布匹的富商因反日貨不積極，以“資敵”罪名被逮捕，拘在上海警備司令部，最後掏了十五萬作爲軍費才獲釋。

當時駐上海外媒記者寫道：

“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捕，或在馬路上神祕失蹤......大富翁居然被當作“共黨”遭到逮捕”

“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些的恐怖統治”

資本家也有鄙視鏈，除了虞洽卿這類和老蔣有關係的可以穩坐釣魚臺，上海灘其餘資本家，幾乎是人人自危。

當然，委員長大老遠來一趟，不僅資本家的錢要刮，小布爾喬亞也要擠一擠。

比如手伸到公共租界，讓所有房東這等剝削分子，立即上交兩個月房租作爲稅款。

比如提高50%的捲菸稅，但又徵不到英美菸草等外企的稅款，結果成功逼死一片中國菸草公司。

對這些資本家而言，何嘗不是遭到了委員長的PUA。

這就是所謂選錯了標的，捨不得止損，反而逢低補倉，結果天天都是關燈喫麪。

縱觀1927~1937十年間，資本家財閥們始終沒能將自己的經濟實力，轉變爲政治權力。

更糟的是，到了抗戰勝利後，就連喫飯的鍋，都岌岌可危。

儘管國民黨號稱百年爛黨，但爛黨卻號稱世界首富黨，而構成其龐大黨產的根基，源於大陸。

國民黨大規模置辦黨產和黨營事業始於抗戰結束後。

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陳立夫、陳果夫提出的”黨營事業的建立和管理計劃方案“獲通過。

國民黨決定在接受”敵僞“的工商企業資本時，撥出5000億元作爲”黨營事業資金“，並由二陳負責管理。

當然，至於如何定義“敵僞”，那自然也是國府官員的文字遊戲。

敵不敵，僞不僞，還不是最後看與國府要人的關係。

1948年，國民黨在大陸已擁有亞東銀行、中國鹽業公司等多家黨營事業，以及投資事業。

國民黨在臺黨產 來源：網絡

各公司都頗具規模，涉及各行各業，關鍵是壟斷經營，吸乾每一個鋼鏰。

然而，由於經濟秩序的崩潰，到1949年時，國統區一切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活動，在事實上已經消失。

戲謔來說，委員長對歷史進程最大的貢獻，竟是“和平”消滅了資本主義。

新中國能較爲和平的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委員長功不可沒。

國民黨把大量地主和資本家逼到“投共”

來源：《人物週刊》

20年代的資本家們充其量還只是沒能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

至於國民黨，說它反動獨裁，那都是高看一眼。

4

1939年，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馬寅初對國府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批評。

他指責“四大家族”爲了達到個人統制全國經濟的目的，正在抓牢控制運輸業和金融業，壓迫中小工商業，接管私營工廠。

很快，這個提出問題的人被作爲問題而解決，因言獲罪。

1947年，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偉人指出：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年中，......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資本，在中國的通俗名稱，叫做官僚資本。”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爲委員長領導的南京政府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權。

但仔細考察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就可以看出，資本家和城市社會階級都不是國民黨的社會階級基礎。

本質上，他是由軍棍領導的官僚集團，脫離所有社會階層，只爲其組成者服務。

其政策只求有利於政府本身及其官僚，不考慮政府以外的任何社會階級。

他的反動就在這裏，從地主到資本家，工農到知識分子，南京政府系統的鎮壓所有社會集團，獨立報刊被禁，學生團體被改組爲御用，工會被削弱......

當所有力量都被削弱後，政府制定政策就可以光考慮自己。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用一位漢學家的話說，南京政權：

“對政府外的各種政治集團和機構，既不負任何義務，也不回答任何要求。”

有意思的就在這裏，國共是中國革命的雙生子，一個藤上結的兩個瓜，指的是“兩者組織結構均模仿前蘇共”。

回看1924年國民黨改組內容，可以觀察到兩者的極大相似性。

諸如黨章內容，基層組織建制、黨領導國家、建立一支信仰三民主義的“黨軍”，尤其是“連以上設立各級黨代表”可以說還是三灣改編的模板。

當然，就學習蘇共而言，國民黨不過學到了組織形式，而沒學到組織內蘊。

正如王奇生在《黨員、黨權與黨爭》中指出：

國民黨的組織實力相對於中國的統治規模而言堪稱“虛弱”。

空有獨裁之心，而無獨裁之力，只能稱之爲弱勢獨裁政黨，委員長更像清朝的皇帝，政治就是在統治層中的爭鬥。

這是一個罕見的在執政初期就已經衰弱的政權主體，其歷史命運必然是“先天下之亡而亡”。

所以在對待資本的態度上，不管出於何種目的，還是拿來的主義，兩者表現出很大的相似性。

不過，國民黨的老對手最終跳出了僵化教條，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政府插手並統治工商業，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新奇，歷來遵循孔孟的政府，都是士農工商，不可僭越。

所以30年代南京政府與資本家的關係，並非反常現象，而是傳統統治模式的再現。

反常的倒是改革開放後，企業家作爲一個社會階層獲得了很大程度的獨立。

當前在經濟決策領域佔重要話語權的官員，在不同的場合雖然強調的是“企業家精神”，但不代表會放縱資本越來越沒有底線，失去敬畏之心，爭相作惡比爛。

所以對一個組織能力超強的執政黨來說，困難的不是駕馭資本，而是對財閥勢力保持警惕。

更重要的是，在保持警惕的同時，同樣不能挫傷民營經濟，影響資本積累，在政府與市場間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江浙財閥與國家領袖的故事，離我們並不是太遠，知道歷史上有多爛，纔會感慨今天有多好。

對資本家來說，如何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仍然是生死攸關的關鍵抉擇。

投資充滿着風險，我們不能拍拍腦袋就能輕易做出的決定。

除了基本面的機會分析，還需要對財務風險、業績確定性、業務競爭格局等進行更深入的考察。

作者：君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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