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袁穎 

實習記者 | 邱豪、劉心怡

原標題：大廠"病人"

早上9點半到晚上10點，12個小時，這是夏歌每天在工位上的時間。她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營收業務的運營工作，長期的業務指標和短期的活動項目交替着填充了她每天的工作內容。

公司的要求是員工每天工作滿9個工時，但大量做不完的工作還是讓她不得不付出更多時間，即便沒有被硬性規定要在辦公室完成工作，夏歌還是會在公司待到10點左右，因爲9點半之後加班打車可以報銷。

不規律飲食作息和久坐的不良習慣讓夏歌在入職兩個月後就胖了10斤，頭和肩頸時常疼痛。下班到家後，她總會在牀上癱一個小時，什麼也不想，疲憊感讓她提不起興趣做任何事，即使週末不用加班她也不願意出門，甚至不願意打開房間的燈，她已經習慣了在昏暗的環境裏獨處。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情緒到達不穩定的頂點時，夏歌會沒有緣由地坐在工位上哭，“事情太多，會想爲什麼還有這麼多事情要做？我已經從早上起來幹到現在，結果發現還有這麼多活。”

薪資是夏歌唯一滿意的，和同齡人相比，才工作一年多的她已經拿到高出同齡人2倍的薪酬，但工作強度過大且缺乏創造性，夏歌還是做好了離職的打算。她不想告別互聯網行業，但光鮮的大廠不會再進入她的選項。

在“多多買菜女孩猝死”“拼多多員工跳樓自殺”等新聞將拼多多這家公司推至輿論中心後，1月10日，一位微博id爲“王太虛”的拼多多前員工在發佈的視頻裏講述了自己在拼多多的工作經歷，以及自己如何因將同事被抬上救護車的事實發到社交平臺上而被公司辭退的過程。

王太虛wray微博頁截圖。

“300個工時”“飽和”“變質的飯菜”“排隊的廁所”以及對員工的“監控”……15分鐘的視頻，信息量很大，他向外界描述了一個熟悉又陌生的拼多多，而在脈脈“職言”這樣的頻道里，不光是拼多多，你還能窺探到一個更大的真實而殘忍的互聯網世界。

“25歲，工作一年，某大廠日常加班10-10-6，體檢後已有：1.過敏性鼻炎（公司空氣太……），2.前列腺鈣化竈（久坐憋尿），3.甲狀腺良性腫瘤（作息不規律，喫得不健康）。”這條動態下面熱評回覆的是“你這個在互聯網算健康身體。”

“騰訊PCG，才入職幾個月，現在這份工作心太累，有點輕度抑鬱，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睡眠很差，感覺自己能力特別差，完全沒了自信。”

“總是想哭，什麼都不想幹，飯也不想喫，更不說是上班了，每天都在思考我爲什麼要活着。”

這樣的匿名“職言”每天都在更新，文字之下，充斥着無數職場人底層的焦慮、抑鬱和不安。

簡單心理發佈的《2020大衆心理健康洞察報告》顯示，對職場人的調研中有64.16%的人感到“焦慮”，50.89%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無意義”，49.9%的人迷茫缺乏目標，40%有情緒低落抑鬱的表現。

這些數字裏不乏互聯網大廠的員工，他們是被精心挑選過的一羣人，有着高學歷、漂亮的履歷和出色的能力，在他們的職業軌跡裏，大廠無疑是亮麗的一筆，可以帶來豐厚的薪資、自身價值的提升，也可以成爲未來有力的職業跳板。當他們懷抱熱忱、理想和年輕的資本坐上這艘飛馳的列車後，等待他們的，是無止盡的加班、被擠壓的個人空間、被消耗的身體機能，以及負重的心理狀態。

這樣的選擇到底值不值得？放棄要付出多少成本？只有在真正放鬆下來的時刻，他們的腦中才有時間浮現這些問題，有人因此早早下了車，有人還在這樣反覆的計算中不敢進退。就像我們其中一個採訪對象所說，只有當他們離開了這個激烈的“世界”，他們纔有可能真正關注自己，“這時候他們才能談起自己的精神健康，因爲在大廠的環境下，是沒有人願意傾聽和理解這些的，只有徹底逃離大廠，纔會對過去的遭遇有一個深刻的反思。”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實習結束後，我不再把大廠作爲職業方向”

唐靜 | 某大廠用戶運營實習生

在這段實習之前，進入互聯網公司一直是我職業方向的第一選擇，一方面是因爲互聯網大廠的平臺起點高，大廠的工作經歷寫在履歷上就是最大的加分項，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對互聯網的動態熱點、商業動作都比較感興趣，當然可觀的薪資也有很難忽視的吸引力。

去年的6月到8月，我還是一個國外大學的研究生，暑假回國參加了國內某大廠的暑期實習，爲的是豐富自己的履歷，順便提前熟悉國內互聯網公司的工作環境。作爲國內Top級別的公司，這家大廠的待遇幾乎無可挑剔，相比瘋狂擴張的拼多多，這家大廠顯然在這麼多年的經驗下，有更成熟的制度和完善的員工福利。

我並不是杭州本地人，在那裏實習三個月相當於要租三個月的房子，但是公司有比較豐厚的租房補貼，再加上不錯的實習工資，我每個月在交了房租之後，仍然能活得很舒適。我們這個部門團隊氛圍也算不錯，剛去沒多久，部門的領導和同事就聚了好幾次餐，只是聚餐後的下一個環節， 是繼續回工位加班。

加班是這兩個多月實習的常態。我是做用戶運營的，主要工作就是拉新、促活和留存，但在基本的工作版塊裏，常常穿插着各種各樣具有時效性的項目。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務和項目期內趕不完的任務讓人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除此之外毫無辦法。

兩個多月的時間，我的下班時間基本都在晚上10點到12點之間，差不多一天要工作12個小時。我住的地方離公司不算遠，步行大概半小時，但晚上加班之後基本都打車回家，洗完澡出來往往就已經是第二天，這時再累都捨不得睡，因爲一天裏只有這麼點碎片時間屬於自己。在公司，人就像個陀螺一樣不停旋轉，只有回到家，纔有種怎麼一天就這麼過完了的真實感。

這個時候我會看看這一天的新聞，會去各個微信羣裏爬一爬樓，通常都是幾百條未讀，但很多時候即使看完我也跟不上趟，我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這讓我有種與世界脫節的感覺。

熬夜到兩點幾乎成了習慣，困到拿不住手機而直接被砸臉的“慘劇”經常發生。我一般只睡6個半小時就會起牀，因爲我得確保自己能在9點左右出門，早上坐車上班實在太堵，我通常選擇步行。真正的休息好像也就這6個多小時，在公司，能不能午休，能休息多久，往往取決於你當天有多少事要做，辦公室外的一排按摩椅是供我們小憩的地方，它和行軍牀一起，給員工見縫插針地補眠。

這樣高強度的工作下，我的情緒沒有徹底崩壞過，但日復一日靠着熬夜、靠着擠壓個人時間工作的狀態，讓我對這份工作產生了猶豫，我越來越清醒，這不是我想要的，我必須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

8月份實習結束後，我做了次體檢，當時顯示我有低血壓和甲狀腺等問題，奇妙的是，這些問題在我離開幾個月後就消失了。

這並不是我在互聯網公司的第一份實習，事實上在回國前，我還在美國一家電商平臺實習過一段時間，在那裏我從沒加過班，晚上6點下班，6點過1分，都找不到leader的身影。但顯然國內的管理者乃至整個公司都更信奉加班文化。我的leader經常告訴我們，光有高效率是不行的，還得努力。潛臺詞就是即使你高效完成了工作，但總還有更多事可以等着你去做，要有個努力的態度，這就是加班的意義。

我看到很多正式員工已經接受了這套說法，也適應地很好，但我最終還是沒能說服我自己。暑期一共6個實習生，部門給了6個轉正名額，最終留下來的不過半數。2020年秋招我又重新進入到找工作的行列，這一次，我把簡歷投給了外企和國企，大廠不會再出現在我的職業方向中。

“現實只會逼着你不斷向前，一邊哭一邊跑。”

成茜 | 某大廠外包公司產品審覈項目負責人 

從2019年的11月到去年8月離職的這大半年裏，我跑了不下10次醫院急診，症狀都很類似，心跳過快，呼吸急促不順暢，人動不動就眩暈，每次醫生都會開差不多的藥，但下次還是一樣往醫院跑。

並不是只有大廠內部的員工纔有猝死的風險，我們這樣被大廠把握着命脈的小公司往往競爭更激烈，工作福利和制度規範遠比不上大廠，工作強度卻差不多，還因爲人員流動性太大，一個人身上往往扛着好幾個項目。

一開始我還以爲自己被予以厚望。入職不過幾個月，我就被上級提拔成一些獨立項目的負責人。那時候我什麼都敢接，有時甚至是一些和我崗位不對口的工作，那兩三個月裏，我在公司通宵10次以上。

2019年年底，我開始負責一個App的審覈項目，審覈與其他的工作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們需要24小時不停歇地盯着內容平臺，007就這麼順理成章地成爲了我的工作週期，壓力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成爲我揮之不去的“噩夢”。從早上7點工作到晚上12點，有時候即便睡下都可能被隨時叫醒，因爲擔心出問題，那段時間我經常夢到審覈任務而驚醒。

最讓我崩潰的還有領導的PUA。員工的一個小紕漏，或者和甲方對接的小差錯，無論會不會對公司造成損失，都會算到我頭上。我們的辦公環境很狹窄，所有同事都處在同一片空間，領導往往會在自己的辦公室批評我，拍着桌子罵我，而門外所有人都能聽見。

心理壓力加上長期的作息不規律，結果，離職前的最後幾個月，我出現了嚴重的生理應激反應，每天中午1點我們要開一個例會，1點半就重新投入工作，在這之前我會去衛生間吐一次或者拉肚子，規律得像上班打卡一樣。醫生診斷出來我有胃食管反流，建議我減少工作量，但這樣的醫囑根本沒有條件去實施。

情緒崩潰是常有的事，做審覈的大半年裏基本每週要崩潰一次，整個人不受控制地大哭，好多時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哭什麼，但就是止不住。離職前的兩個月，我幾乎每天都會哭，我想我必須離開。

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道這裏面一定有我自己的原因，我還保留着一點學生氣，但在這樣的公司，沒人會來等着你一步一個腳印的成長。有時候我感覺自己就像被打趴在地上，想有個人來拉我一把，但沒有這樣的人。現實只會逼着你不斷向前，一邊哭一邊跑。

“真正願意逃離的，只是極少一部分，更多人即使意識到了問題，還是選擇留在那裏。”

林原 | 國外互聯網行業廣告人

因爲工作原因，這五年來我接觸了太多的大廠和大廠人，在與互聯網大廠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參觀了很多他們的辦公地點，很多大廠首先給我的感覺是非常擁擠，大家的座位非常密集，然後燈光很暗，天花板很低，整個通風條件不是很好，要麼就是很熱，因爲人多，要麼就是很冷，因爲公司要省錢，空調要省着開。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們的辦公室裏面會放很多的躺椅和行軍牀，甚至會有帳篷，這是爲他們午睡以及通宵加班準備。

互聯網公司的就餐環境也很堪憂，除了園區裏有食堂的大廠，很多公司都是在一個定點統一分發盒飯，員工需要排隊領自己的盒飯，然後回來，要麼坐在自己座位上喫，要麼坐在走廊過道里面，那個畫面看得我很難受，親身去體驗之後，其實還蠻悲涼的。

員工每天上下班，公司周圍的道路就會堵塞，所以公司設計的遲到懲罰機制屢試不爽。拼多多那樣監測員工的工時並不是孤例，在規定的打卡機制以外，很多項目組和部門還有自己非正規的機制。我曾經工作上有過合作的一個項目組，會在組內設置儲蓄罐，遲到的人需要往裏面存一定數量的錢，儲蓄罐裏的錢被稱爲“小組基金”，用來作爲以後活動的費用，這在我看來已經是一種霸凌了。

拼多多的事出來之後，大家把“猝死”“過勞”這些詞放到了檯面上，但更普遍存在的還有看不到的大廠人的“精神疾病”。我的一個前客戶就因爲無時無刻不在響的手機，產生了嚴重的焦慮症狀。

我在跟她喫飯的時候，無論是週末還是平時，晚上七八點鐘，她的手機就會一直響，不停地振動，手機界面可以看到不停地有新消息的提醒，她的狀態就是一聽到手機振動，即使沒有看到消息內容，整個人也會高度地緊張起來，會出汗，也會心跳加速。

處在崩潰邊緣的時候，她會讓家人把他的手機藏起來，有一次她把手機放在工位上，然後躲在廁所睡了15分鐘。這樣的狀態持續了一年左右，她去看了精神科的醫生，醫生告訴他焦慮源是工作，並且讓她遠離所有的屏幕，但她無路可退，沒辦法完全不看消息，最後妥協出來的結果只是控制看屏幕的次數，以及每次看消息不能超過一定時間。

她已經在大廠裏工作了十年，職級是項目總監，即使在一個並不底層的位置她還是面臨着巨大的壓力和焦慮，這不是剛進去的年輕人才有的，整個大廠自上而下都存在。

我聽到的故事大多來自從國內大廠逃離出來的人，他們放棄了大廠的薪資、職位以及國內趨於穩定的生活來到國外的互聯網公司，這個時候他們才能談起自己的精神健康，因爲在大廠的工作環境下，是沒有人願意傾聽和理解這些的，只有徹底逃離大廠，纔會對遭遇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反思。

但其實真正願意逃離出來的，只是極少的一部分，更多人即使意識到自己出了問題，還是選擇留在那裏，就像我那個得焦慮症的朋友。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如果要形容現在的互聯網行業，《圍城》裏的那句話或許很合適——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裏的人想出去——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在畢業季仍然嚮往着大廠的一份offer，而大廠裏那些進退維谷的員工卻在走還是留之間徘徊。

不可否認，互聯網大廠是有價值的，鑲金的工作經驗、高於其他行業的薪資、將個體與集體相連接的價值感，都是年輕人願意進入互聯網公司的原因，他們急切地想在這片有待開墾的土地分一杯羹。因此即便在“996”“過勞”等話題屢屢成爲焦點，即便總能在各個平臺上看到互聯網人的控訴和抱怨，但真正選擇離開行業的人還只是少數，“一是國內一個大廠就壟斷了非常多的互聯網資源，有可能你對口的業務範圍已經被幾個大廠壟斷，你根本沒得選擇；二是從現實來看，高薪和穩定的收入還是很多人的第一選擇。”林原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她身邊就存在很多想要離開大廠卻不敢離開的例子。

最讓人放不下的始終是高收入。互聯網行業有着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而即便沒有這樣的命，僅僅作爲普通員工，也可以拿到比大多數行業高很多的薪酬。這種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和對財富的渴望激勵着公司人拼命工作。“互聯網更傾向於向人們傳達‘替代效應’而非‘收入效應’，這就是爲什麼薪資提高的同時，人們的工作時間更長。”中國傳媒大學經濟學教授於晗向《第一財經》YiMagazine解釋，“假如你以前每小時掙50元，現在每小時掙100元，‘收入效應’強調的是你只需要工作一半時間，就能獲得相同收入；而‘替代效應’則強調，你少工作1小時，就損失50元。”

難以捨棄的高收入之外，公司也提供了人性化的加班福利，從N倍工資、加班補貼、交通費報銷、提供24小時餐食、設立健身房、淋浴室，甚至還有隨叫隨到的按摩技師……從金錢到生活服務，公司都在試圖把員工照料得“無微不至”，這些周到背後，是一種變相的加班鼓勵——希望佔領你更多的時間。

激烈的“內卷”也使得身在其中的公司人不得不承受“過勞”的壓力和傷害，同時催生了996、007、11116這些具有時代色彩的工作機制。

這種內卷一方面來自外部。互聯網行業現下的真實情況是供大於需，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理工科畢業生踏入社會尋找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公司正在享受巨大的工程師紅利，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找到合適的新鮮血液，而身在業內的從業者則要面臨更大的被取代的壓力。

內卷也同樣“人爲地”出現在公司內部。在互聯網公司，最常見的形式就是內部賽馬，同一個目標由不同的項目組同時去完成，項目組之間形成競爭，完成得更好的小組獲得高績效。阿里巴巴的“325”就是內部賽馬最生動的形式（阿里對員工的績效考覈，滿分爲4，最低分爲3.25，連續兩年3.25會被辭退），末位淘汰制營造人人自危的氛圍，工作量成了衡量指標，加班成了比賽。

近期，百度公開了一項關於“員工工作狀態預測”的技術專利，該專利可以自動對每個時間段內組織適配性做抽取，並能實時分析和預測員工行爲。該消息一出，被網友詬病是在利用大數據監測員工，百度予以否認。然而，公司通過技術手段監工的現象早已屢見不鮮。

“我們處在又一次技術革命的階段，數字經濟革命整個把產業、機構的生產方式都給改變了，與以往兩次工業革命唯一不同的就是，這次我們站在浪尖上。”於晗表示，“技術革命的時期，勞動往往會帶來巨大價值，伴隨着資本對勞動最大限度的利用。”

如何打破這樣的現狀，就如同如何抵禦內卷一般，似乎是社會現階段裏無法解答的問題，但至少在這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的當下，我們做到了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發現問題。

（文中唐靜、成茜、林原皆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