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年齡會不會放寬到40歲？

碧翰烽/文

子曰：吾十有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不能說“四十不惑”就是什麼都不疑惑了，這是不可能達到的程度，誰也沒有這個本事。

就我來看，一個人到了四十歲的年齡，應該經歷了許多事情，有順境、有挫折，已經有自己的判斷力了，可以不被表象所迷惑，能夠明白事物的本質與道理，能夠了解自己的優點與缺點。

即使如此，這也只能算一般性規律，因爲在這個世上，有的人可能過了四十歲甚至更高年齡，也還達不到“不惑”之層，只是這不能影響一般性規律。

然而，40歲在今天，應該算是一個比較適中的年齡，無論是平均壽命的中間值，還是人生事業的上升期與成熟期。

可惜，35歲現象打破了這一規律，許多人過了35歲，很多時候只能是沉寂下來，慢慢地度過餘生，更別說40歲之後了。

想來像任正非那樣的人，43歲才籌集2.1萬人民幣創辦華爲公司，實在是太少，也似乎缺乏這樣的市場社會激情土壤。

近些年來，受到各個方面的影響，體制內的公考熱不斷升溫，這不只是年輕人，就連不少過了四十不惑的人，也夢想有一天能夠進入公務員隊伍。比如有的原本在私企、國企等幹得風聲水起的中堅力量，也希望能夠有考公的機會，只是感嘆年齡已去，連機會都不會有了。

歷史上著名的《秦孝公招賢令》說道：昔我繆公自歧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就是這道招賢令，纔有了後來著名的商鞅變法，也纔有了再後來的大一統國家。

在這樣的招賢令裏面，是沒有什麼年齡限制的。至於歷史上姜子牙、甘羅拜相，以及三顧茅廬的故事，更不會有年齡的羈絆。

或許有人說，這些都是大才。可問題在於，當你的條條框框多了之後，不只是大才難得，就是小才也不一定吸引得到。

近日，有網友就建議，能不能將公務員考試年齡放寬到40歲？他所講到的主要理由是受到疫情因素影響，從而可能耽誤的年齡與機會。

這位網友提到：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打亂了原本按部就班的公考節奏。去年公考時間有所延後，因爲疫情的影響，大批在職考生由於單位的要求，不允許跨省、離市。從而錯過了一年一度的公務員聯考，省考。也是因爲疫情的原因，各省公考時間不像以往進行統一時間聯考，大批應屆生和待業考生可以多個省份進行公考。致使部分在職考生無法考試，應屆和待業考生跨省趕場考試。在職公考生的比例在逐年增多。一年的公考機會很寶貴，因爲疫情原因無法參加公考，對在職考生來說很不幸。對於一些卡在35歲年齡線的公考奮鬥者來說就更不幸了。延遲退休已是大勢所趨，在疫情和延遲退休的雙重形勢下，希望能將公考年齡放寬到40歲，也讓大齡公考生在這兩年新冠疫情徹底結束後，讓他們還有資格奮鬥在公考路上。

這樣的建議，顯然是有着迫切現實需求的，因爲有的考生可能就卡在這延遲的幾個月或一年裏，人生之命運就可能發生重大改變。

但我以爲，這樣的建議恐怕難以得到實現。因爲就現在的35歲年齡，也已經被層層加碼之後變得面目全非。

不然你去看看各個地方或單位發佈的招考公告，從前面原則性規定來看，是統一規定了35歲以下，可是再移到後面的招考單位具體職位確定的年齡限制，你們會發現是五花八門的年齡，恐怕大多數都要比35歲要年輕得多，有的甚至規定到了25歲以下。

如果你是復讀報考的大學，或者是讀了研究生再畢業，那麼大學一畢業，你就沒有這個機會報考公務員了。

所以，即使是有了40歲這條線，只要可以靈活，恐怕也不會有多少單位採用的。

爲什麼會出現年齡這個問題？特別是公務員考試要限制年齡上限，我想主要有三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年輕人就業問題。年輕人就業是個大問題，尤其是高校擴招之後，每年大學生就業就十分頭疼，如何保障這部分人的就業，一直較爲重視。所以有很多公務員職位招考還僅面向應屆畢業生。

如果年輕人就業一旦成爲社會問題，就比較複雜了，這在歷史上是有教訓的。

二是年輕人可塑性強，比較好使用。這是不少單位的基本想法，在不少管理者看來，人一旦過了35歲或40歲之後，就基本定型了，要麼不好培養，思維和方式已成定式；要麼不好管理，缺乏足夠的激情與動力，很多時候還調不動。

這也符合一定的客觀規律，年輕人有幹勁、有想法、有激情、有精力，而且還單純，沒有那麼多的思想道道、生活牽絆。

三是當下的公務員體制缺乏順暢的退出通道。可以說，進了公務員隊伍，基本上就端上了鐵飯碗。記得上個世紀，人們也把進入國有企業視爲鐵飯碗，後來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這個國企的鐵飯碗被打破，從而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當年抗戰時期，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了一個“精兵簡政”方案。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我們改進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

試想，如果能夠打破公務員的鐵飯碗，實現真正的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又何必糾結於年齡這個問題呢？因爲你能幹，就可以留下，不能幹，就可以走。

可是，想要打破公務員這個鐵飯碗，實行人員、機構精簡，那可是相當之難的。

所以，沒有辦法的辦法，還得要設立年齡方面的限制。

儘管如此，我以爲，在年齡的問題上，還是可以做一些探討與放鬆：一是公務員考試可以考慮擴大一定範圍放寬到40歲。目前僅是針對研究生而言，這樣還不夠。二是針對年齡設置，一律不得允許各個招考單位自行設定年齡，也就是說，不能搞層層加碼。比如國家統一規定的35歲以下，就得一視同仁。否則，這個規定就失去了權威性、嚴肅性，低齡化就不可避免。

爲什麼這麼說？首先，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是綜合競爭力的最主要因素。就拿研究生、科研人才等等來說，本身就不應該限制什麼年齡，年輕也好，年老也好，他們都是這個社會難得的、少有的人力資源財富。如果說有的研究生質量下降，那也不是人才的問題，而是培養與監管的問題。

未來國與國競爭、地方與地方競爭、城市與城市競爭，首要是人、是人才。而真正的人才，不應受到年齡、學歷等等各方面的限制。當年北大蔡元培招聘教授，比如胡適、劉半農等，就打破了多少條條框框，在今天簡直不敢想象。

其次，人員需要流動，人才更需要流動，只有流動纔有生機和活力。就拿體制內人員來講，有的人流動太快，一年都換幾個地方或單位，有的人幾乎不流動，一輩子就在一個單位。這固然與個體差異有關，但有些制度規定是不是也該反思。

僅拿年齡這一關來說，如果能更靈活些，相信就不會讓一些單位人員那麼死氣沉沉、無所事事。現在無論是公開考試、遴選，以及調動，都有太多的年齡框框，基本上過了35歲、40歲等等，對於一般人員來說，沒有機會了。

最後，關於這個40歲的年齡，也需要在新形勢下重新審視。一方面人們的平均壽命在提高，按此來算，這個40歲還得是年輕人。一方面40歲年齡左右，正是精力、活力、智力、壓力都十分充分的時候，上有老，中有自己，下有小，是一個想幹事、能幹事、會幹事、敢幹事的年齡。而正是這樣一個年齡，也可能纔對年輕人形成一種引領和壓力。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延遲退休應該算是一個趨勢，如果要實行延遲退休，就必然要在就業方面打破各種條條框框，特別是年齡方面的，不然就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