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尋北京紅色印記 | 信仰，從這裏樹立就沒有動搖過

選擇什麼主義、確立什麼信仰，這是20世紀初中國有識之士探索人生道路、尋求國家出路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五四運動前後，北京作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陣地，既是全國進步青年心嚮往之的地方，更是許多人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確立的地方。毛澤東就是其中的典型。

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後曾先後兩次來京，在北京大學、長辛店、豆腐池衚衕、三眼井衚衕、福佑寺、陶然亭、湖南會館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在這裏，他不僅組織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領導了驅張運動，更接觸到了很多新思潮，與李大釗、鄧中夏等人有了密切交往，最終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走上革命道路。

青年毛澤東

必須去求世界的學問

一城北京，半城衚衕，每條衚衕都有自己的故事。從舊鼓樓大街往東，拐進豆腐池衚衕。一直往裏走，一處不起眼的小院，外牆上嵌着“楊昌濟故居”的標誌牌。

位於豆腐池衚衕15號的楊昌濟故居，青年毛澤東曾居住在此。1984年1月，這裏被公佈爲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劉嶽/攝

時光倒轉，光影閃現，標誌牌化爲了大門上“板倉楊寓”的銅牌。1918年8月19日，在聲聲蟬鳴中，一個瘦高的身影站在小院門外，輕輕叩門。這便是24歲的青年毛澤東。這是他第一次來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

“板倉楊寓”是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的家。2個月前，楊昌濟被聘爲北京大學教授，舉家從湖南遷往北京。從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的毛澤東，受楊昌濟之邀來京。他和蔡和森就在“板倉楊寓”裏暫住了下來。

毛澤東此行的目的是爲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之事。

1918年4月，由蔡和森、毛澤東、蕭子升等人在長沙發起創立了新民學會。學會成立後，毛澤東、蔡和森等人進行了“新村生活”試驗。他們計劃在農村半工半讀，同時研討社會改造問題，幻想過一種人人平等、互助互愛的“新社會生活”。在嶽麓書院半學齋，他們每天自學，過着腳穿草鞋、拾柴挑水的清苦生活。然而，這種“烏托邦”式的“新村”計劃難以實現。

道路何在？按照毛澤東當時的話說，是必須去求世界的學問，從中加以研究、抉擇。正當此時，毛澤東接到楊昌濟從北京的來信，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創建的“華法教育會”正在倡導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十分讚賞。

隨後，毛澤東率領二十多名湖南青年來京，組織他們赴法勤工儉學。他們居住分散，不便開展活動。不久後，毛澤東等人就在當時的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眼井衚衕吉安東夾道7號租了3間房，搬至此居住。和毛澤東同住的有蕭子升、羅學瓚、蔡和森等7人。屋小人多，條件十分艱苦。毛澤東曾回憶說，“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冬天來了，北京非常寒冷，8個人外出也僅有兩件大衣輪流穿。

然而，清苦的生活並沒有打消毛澤東滿腔的熱情。他同蔡和森等人日夜奔波，制定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計劃，設法開辦留法預備班，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進保定留法預備班等等。爲籌措出國留學經費，毛澤東可謂想盡了辦法。他在楊昌濟的協助下，和範源濂、熊希齡交涉，將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的超額餘款利息提取出來，用做湖南青年赴法的旅費。毛澤東還曾兩次到長辛店看望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的湖南學員，並教他們練習在學法文時如何捲舌。

毛澤東曾兩次到長辛店探望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學生。上圖爲1918年12月27日高等法文專修館北京長辛店師範、工業各班師生歡送李石曾赴法合影。下圖爲局部放大圖，後排中爲毛澤東。

革命不能等你們回來着手再幹

不過，作爲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毛澤東送走了幾批人，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這是爲何？

毛澤東對同學們說：“革命不能等你們回來着手再幹。”另外，他還曾這樣解釋：“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瞭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我另有計劃。”

當時，毛澤東堅持首先深入瞭解中國實際國情，有其更深遠的考量，這也許是他後來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青年毛澤東第一次來京的生活，既艱苦又十分豐富。他後來回憶道：“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着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着晶瑩的冰柱……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與此同時，和楊開慧的戀情，也給了青年毛澤東以情感的慰藉。

1918年，長辛店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學生住宿的米家衚衕。

直接受到李大釗的影響

北大紅樓第二閱覽室，迎門而放的一張舊式書桌後，風華正茂的毛澤東坐在那裏，正忙着幫來借閱報紙的學生們登記。

北大紅樓新聞紙閱覽室（第二閱覽室），毛澤東曾在此工作。劉嶽/攝

毛澤東剛來京時生計成了大問題。1918年10月，經老師楊昌濟介紹、校長蔡元培書面推薦，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爲毛澤東安排了份“書記”的差事。此“書記”和現在的書記概念並不相同，主要是負責整理圖書館第二閱覽室的15種中外文報紙，包括《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北京《晨報》《京報》《國民公報》《順天時報》《大公報》及英文《北京導報》等，以及登記閱覽者姓名。月薪8塊大洋。

別看職位不高，這份工作卻給青年毛澤東打開一扇大門。北京爲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薈萃、思想匯聚，各種思想、學術在這裏爭奇鬥豔，濃厚的文化氛圍、開闊的學術視野，是青年毛澤東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這使他感到非常興奮，並被深深吸引。

在北京大學期間，青年毛澤東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過的書刊，研究了大量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著作，如飢似渴地吸取各種新文化、新思想。他還見到了許多新文化運動時期聲名顯赫的風雲人物。

他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北大哲學研究會和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因此，結識了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廣泛接觸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新思潮。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時就常常閱讀這些新文化運動著名人物的文章，這時更不會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他曾組織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

更爲重要的是，在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最直接地受到了李大釗的言論和行爲的影響。1918年11月，毛澤東親耳聆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後來，他又在《新青年》雜誌上閱讀了李大釗發表的《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

這些都使毛澤東開始具體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引導他朝着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央領導機關自西柏坡遷入北平。當毛澤東看到古都城垣時，心中又泛起對往事的回憶，他無限感慨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喫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裏呢！”

寺廟裏辦起平民通訊社

1919年3月12日，因母親病勢危重，毛澤東帶着眷戀之情，離開使他開始具體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北京，離開剛剛建立起戀愛關係的楊開慧。

不過，僅僅9個月後毛澤東就第二次來到北京。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赴京請願，住進福佑寺。

皖系軍閥張敬堯於1918年4月任湖南督軍兼省長，蠻橫殘暴，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1919年12月初，湖南各界舉行的焚燬日貨示威大會又被張敬堯武力驅散。毛澤東等人立即組織召開多次會議，決定發動全省學生總罷課，同時組織驅張代表團赴各地請願。毛澤東親自率領一個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

位於福佑寺的平民通訊社舊址。1984年5月，福佑寺被公佈爲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劉嶽/攝

福佑寺位於今西城區北長街20號，在蒼松翠柏的掩映中，福佑寺靜謐莊重。百年前的一個寒夜，寺廟後配殿裏，長案一張，青燈一盞，牆上映出毛澤東挺拔的身影。他時而仰頭思索，時而奮筆疾書，冷極了就搓搓手掌，呵上一口哈氣，接着又埋頭書寫起來。

爲公開揭露張敬堯的惡行，傳播驅張消息，爭取全國輿論支持，毛澤東立即在福佑寺創辦了平民通訊社，並任社長。寺廟後配殿既是他們的辦公處，也是他們的臥室，木板架起的通鋪就是牀，一張長條香案就是辦公桌。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平民通訊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發驅張新聞、稿件150餘份，並向全國各大報社發稿。北京、上海和漢口多家報社發表社論或時評予以支持，形成強大輿論壓力。

同時，毛澤東還積極聯絡在京的湖南學生和知名人士匯入驅張洪流，開展一系列驅張鬥爭。1919年12月28日，代表團在位於今西城區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召開湖南旅京各界驅張大會。1920年1月28日，毛澤東帶領請願團全體成員冒着刺骨嚴寒，踏着積雪，到北洋政府總統府門前請願。兩個月內，代表團共7次請願。北京成爲湖南驅張運動的大本營。

在全國強大的壓力和湘軍的進攻之下，張敬堯於1920年6月11日倉促乘兵艦逃離長沙。

驅張運動過程中，毛澤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裏，其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幹越來越引人注目，爲其日後參加革命運動奠定了基礎。

三本書銘刻在心中

毛澤東第二次在京停留了大概4個月的時間。面對當時社會上亂花迷人眼的各種新思潮、新理論，青年毛澤東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瞭解絕不肯輕易做出判斷，他在1920年3月給友人周世釗的信中寫道：“老實說，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瞭的概念”。

與此同時，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祕密成立，但毛澤東最初並不知情。雖未參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發起，但這一時期毛澤東與李大釗、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交往甚密，經常研究討論關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後，毛澤東充分利用研究會廣泛蒐集進步書刊的便利，閱讀了當時關於十月革命的書籍和馬克思主義著作，從而引導他逐步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此，他後來回憶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爲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爲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