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等深線】顛覆“飯圈”生態

來源:等深線

說這話的是一位高流量視頻平臺的內部人士。他所供職的視頻平臺上,選秀綜藝是帶來高流量的主力產品之一。但凡是選秀類節目,大都要涉及到投票,在電視臺的選秀綜藝節目的投票被嚴格規範之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網絡平臺選秀綜藝在投票環節,有不少“擦邊球”的操作,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觸發了選秀類綜藝,在網絡平臺上的迅速崛起,但是,收割過流量紅利的平臺意識到,現在,“擦邊球”打不了了。

導致這一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國家網信辦的“清朗·‘飯圈’亂象整治”專項行動。這次專項行動啓動於6月16日,重點對誘導未成年人應援消費、粉絲互撕辱罵、攀比炫富、刷量控評、製造熱點干擾輿論五類現象進行打擊。截至《等深線》記者發稿時,專項行動恰好一月有餘。

所謂飯圈,實際早有雛形,便是早年的“追星”。但隨着社交媒體的崛起和互聯網的發達,以及資本對娛樂業的大舉進駐,圍繞“流量明星”,形成了一整套從線上到線下,涵蓋資本、平臺、渠道、粉絲等參與主體,最終實現流量變現的完整鏈條,已經成爲一個龐大而完整的產業鏈,這其中,“收割利益”無處不在。

不過,與一般的產業鏈不同,“飯圈”生態有着極強的“社會性”,而在“飯圈”綿長的鏈條環節中,既有“打榜”這樣以“優化自己”爲核心操作,亦有“反黑”這樣發生於競爭對手之間的直接交鋒與行動,這些操作與行動,以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爲陣地,以衆多的粉絲爲參與者,後來,便有向線下拓展跡象。在這其中,各個環節的利益主體分食利益,而對社會往往造成“公共資源被無效佔用”甚至出現“羣體對壘”的攻訐,造成了極大的社會不良影響。(打榜——指粉絲爲偶像在各種榜單排行的評選中投票、拉票。反黑——指粉絲們對有關自己偶像的負面評論的應對。

以“肖戰227事件”爲開端,經由《青春有你3》引發的倒奶事件,“飯圈問題”開始“出圈兒”,成爲社會級別的現象。由此,監管部門開始強力介入,這其中既有規範行業發展,整頓無序生長的考慮,也有維護公序良俗,淨化社會風氣的需要。強力監管,重構生態,並不意外。

這已經不是監管部門第一次針對飯圈現象的整頓治理,已經成爲一種文化現象的飯圈恐怕又要迎來一輪新的變化。對於牽一髮動全身的產業,它所影響到的可能也並非幾個平臺、幾家公司、幾個偶像,抑或幾個暴露在外的飯圈團體。

如今,“飯圈”已經不是粉絲和流量明星以及這條產業鏈參與者的飯圈,而成爲社會的“飯圈”。強力監管之下,流量明星、娛樂機構、互聯網平臺、經紀團隊、應援組織者及至底層的粉絲,利益和生態重構已是必然。“飯圈”既然不是互聯網上的法外之地,也就不可能遊離於主流社會的公序良俗而存在。

“飯圈”歸位,一切纔剛剛開始。

那些飯圈表象

21歲的於倩今年讀大三。他的第一個偶像是周杰倫。那一年,出道九年的周杰倫已經30歲,發表了20張專輯,舉辦過世界巡迴演唱會,是當時絕對的華語圈頂流。於倩也像很多人一樣,喜歡周杰倫這樣的“潮流”明星,喜歡聽他的歌刷他的新聞。

直到2012年,在中國,“飯圈”概念還未成熟,甚至連“粉絲”這個詞也纔在中文互聯網流行不久。更早期,主流輿論裏這些跟隨造星迷走的人被稱爲“追星族”——甚至連這個詞也是舶來品,彼時的日韓文化在經歷20世紀90年代的相對低迷期後,隨着諸多資本佈局娛樂造星產業而步入繁榮,娛樂公司瞄準市場需求,以工業化流程來“造星”,收穫粉絲後繼而刺激藝人商業價值,已成爲一個相對成熟的產業。

與於倩類似,茉陽的追星之途,一路經歷《偶像練習生》、《青春有你》。從微博到豆瓣,打過榜,也參與反黑,與偶像同進退,並一步步從一個小粉絲,變成一羣粉絲的“粉頭”,又在時間的流逝中逐漸感到索然無味。

以於倩們和茉陽們的切身經歷爲藍本,中國“飯圈”的故事早已不止一次出現在公衆視野中,大衆情緒和主流輿論之於“飯圈”的評判,多像瀏覽“驚奇故事”般的視角,聚焦於“圈中人”突破常規的經歷之上。

“飯圈女孩”曹可喜歡的偶像類型是“不僅容貌上的出類拔萃,還得業務能力優秀”,從關注TFBOYS到單粉易烊千璽,原因正是她認爲易烊千璽就是這種“悶聲做大事的人”。

幾乎所有飯圈人都遵循同樣的成長路徑:確定喜歡的偶像,加入貼吧、微博等各種社交平臺圈子,參與做數據,控評,打榜。

“反黑”是曹可認爲的在飯圈裏最重要的事。在飯圈,大部分反黑,聚焦於某幾位明星同臺,或同時參與一場活動時的互相比較。反黑分工明確,戰場主要在微博,一些比較資深、閱讀量比較高的博主首先會爲大家分析當日輿論走向的核心所在,並將可能會黑偶像的點一一整理出來,再逐一列出反駁和應對。

曹可舉例說,在涉及兩位偶像互比高下的戰局裏,他們會向誘導或組織一些長期磕這兩位偶像CP的大V粉絲賬號,突然發許多“唯粉”(唯粉——只粉偶像組合裏的其中某一個成員)的內容,來號召該偶像的更多唯粉加入話題討論,而當熱度上升時,他們又會通過其他渠道,甚至是由上述賬號直接發佈的方式,揭露“這一切只是一場騙局,我作爲CP大V只是爲了騙那些唯粉流量以及關注”。

這聽起來既無聊又複雜的把戲,就是飯圈“反黑”的日常,究其根本,無非是想爲自己的偶像獲得更多流量。在飯圈,“反黑”並非真正意義上去抵制別人黑自己的偶像,更多時候是要在與其他偶像的比較中更勝一籌。

能組織反黑的人,除了社交媒體賬號有一定影響力之外,其在各自的飯圈也必須有相應的影響力,他們通常也是飯圈常說的“粉頭”。

比曹可小几歲的茉陽就是這樣一個粉頭,對於反黑的罵戰,她有極深的心得——在高級別的罵戰裏,互噴髒話是低劣的戰術。要讓一個粉絲羣體形成凝聚力、戰鬥力,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各種影響情緒的方式來“虐粉”。(虐粉——組織者利用粉絲的熱愛和情緒挑起事端,製造話題吸引關注)

所謂虐粉,像是一種自我貶低式的精神控制,粉頭們會不斷以“你們做得還不夠好”“我們投入的愛和精力還不如別家,才導致哥哥落榜”這類話語來刺激將偶像當成人生熱愛的普通粉絲們,以此驅使他們更瘋狂地投入精力和財力。

爲了更好地“虐粉”,飯圈甚至衍生出諸如“洗腳婢”這樣的污名。“洗腳婢”泛指偶像團隊里人氣差、資源不好的人,只配扮演給別人端洗腳的成員角色。

爲了支持偶像,打榜刷數據、做應援物、買大屏廣告、辦生日會,甚至命名行星,都需要大量資金,飯圈內部集資已成爲常規操作。有一部分是活動現場集資,Owhat、桃叭等線上平臺是主要渠道,集資發起方是粉絲後援會這樣的“民間官方”組織。

偶像選秀節目的賽制,“送愛豆出道”讓飯圈集資競賽幾近瘋狂,粉絲們爲單個藝人發起的集資項目,完成金額動輒千萬元,伴隨着的是諸如飯圈挪公款、做假賬、“粉頭捲款喜提海景房”等醜聞。

“因爲後援會拿了錢,明細很少有人去管。”茉陽說。

如果只是在網上投投票,罵罵人,買買應援品,都還只是飯圈的初級階段。要成爲後援會核心抑或飯圈重要成員,有人選擇做一名“站姐”。(站姐——主要指在機場等地抓拍藝人後回傳或出售照片的粉絲。

曾經作爲站姐的曹可最初是跟着一些她當時認爲很厲害的大V一起去跟蹤藝人行程,那時候她才大三,找同校師妹借了單反,又自學剪輯,專門跟拍易烊千璽。

守航班是站姐們的必需課,據瞭解,花50~200元就能從“黃牛”手中買到明星們流通的身份信息,粉絲以此查到偶像的航班號後,就在相應時間點守在機場。

此風越長越盛,全國各地的機場甚至都對站姐有所防備,看到揹着單反的年輕女孩都會主動詢問阻攔,以免現場失控。

粉絲恩佐曾去蹲守過練習生的宿舍。在綜藝《明日之子》熱播時,她曾和一羣代拍一起蹲守偶像們的居住地。恩佐一般早上9點開始蹲守,中午在外面簡單喫個飯,休息一會兒,下午4點又得蹲守他們回來。晚上纔是最累的,選手們有的晚上11點多才回來。

她經歷過最長的一次蹲守,一直從下午等到了第二天清晨6點。“基本上沒有時間睡覺,都是在戶外,梅雨季節,又熱,雨又下得特別大。”恩佐自費幾千塊拍了四天,回顧這段經歷時,直言後悔。

當流量爲王無差別地滲透到娛樂產業,有些粉絲忙到連飯都不喫專心爲偶像做數據,在應援文化裏她們甚至被稱爲“數據女工”。

做數據的不止有“女工”。“大的經紀公司都會養職粉(即‘職業粉絲’)和營銷號,很猛,帶節奏很有一套。”一位曾經從事過明星經紀的業內人士說,衝熱搜要配多少個路人號多少藍V號,都有熟練的操作模式,熱搜榜單明碼標價,市場上有不少專業做此類業務的外包公司。

隨着層出不窮的民間偶像被視頻平臺、電視臺、經紀公司們推向前臺,經紀公司要維持旗下藝人的熱度,也十分依靠這些平臺和服務商。

也正因爲如此,當主流輿論關注飯圈各種離經叛道的舉動之外,還有一條複雜的暗流在左右着這些年輕人的行爲。

資本“助紂”?

“這一行幹到最後發現,就是錢。”從業多年的經紀人思雲感慨,“沒有資本推就會‘糊’”。(糊,指明星不紅了,過氣了)

與近年來無數新興的文化現象和商業模式類似,所謂飯圈,在中國是徹頭徹尾的舶來品。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真正的飯圈文化,幾乎只有在亞洲纔有。

最早的飯圈和偶像產業幾乎都誕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韓國。當時,儘管正處於黃金時代的香港流行文化纔是亞洲的頂流,但彼時的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娛樂消費能力仍停留在相對落後的階段,因此作爲東亞發達國家的代表,日本和韓國是當時中國香港明星最常去開拓的市場。這也正是當時諸如張國榮、劉德華、張學友等中國港臺巨星都必定要去日韓開辦演唱會的原因。

有感於明星偶像的價值遠超於人們過去對娛樂產業的想象,在龐大的需求和幾乎所有亞洲偶像都要來韓發展的背景下,韓國本土開始誕生出造星產業的雛形,1989年,後來打造出東方神起的頂級造星公司SM在韓國成立,YG、JYP則於1996年、1997年相繼成立。

這便是後來創造無數韓流偶像、橫掃亞洲娛樂產業的三大頂級娛樂公司,包括安七炫、李孝利、尹恩惠等均爲這些公司主推。同期,爲了更好配合娛樂產業發展,“首爾歌謠”“金唱片大賞”“MAMA”三大韓國娛樂頒獎典禮陸續誕生,韓國電視臺也跟隨推出各類“打歌”“打榜”類節目,爲偶像打榜,助推他們登上頒獎典禮,並最終靠投票“登頂”這樣一套成熟的玩法自此誕生。

爲了應援各自的偶像,粉絲們開始以專屬的顏色、名字、官方周邊來區別彼此的陣營,與過去純粹追星相比,這種陣營式的歸屬感,瞬間橫掃當年的幾乎所有亞洲年輕人。

尤其在2003年東方神起出道,以及《X-man》《無限挑戰》等綜藝節目陸續推出,韓流幾乎成爲亞洲娛樂的頂級代表。在中國,喜歡韓國娛樂明星的羣體被稱爲 “哈韓族”,他們模仿偶像們的穿着、髮型。隨着貼吧、論壇的誕生,互聯網讓中國的追星族們首次找到一塊不受打擾的陣地。

韓國造星產業的成功,行業資本嗅到了偶像產業巨大的機會。到2004年,湖南衛視推出中國電視史上里程碑式的真人選秀欄目《超級女聲》,瞬間掀起全民追星熱潮。

在那個許多人還用小靈通的年代,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的短信總數達到800多萬,即使以每個手機投15票的上限算, 僅爲這三位選手投票的就有54萬人。這套幾乎完全從韓國搬來的玩法瞬間在中國大地遍地開花,此後幾年裏《加油好男兒》《我型我SHOW》等節目陸續登臺,《超級女聲》的現象級效應也首次爲中國各路資本打開了偶像產業的大門。

到2009年,新浪微博成立,也就是同一年,28歲的杜華成立了後來名震飯圈的樂華娛樂。

樂華並非生來就是“樂華”。那時期,國內新人多數選擇去韓國學習,成團出道,再回國發展這樣的路徑。就在樂華成立的第二年, SM公司的當紅人氣組合Super Junior中國籍偶像藝人韓庚歸國,迅速受到光線、華誼等娛樂巨頭追逐,但最終韓庚還是選擇了與彼時並無名氣的新公司樂華娛樂簽約。

這其中的緣由,從後來樂華的發展路線中可尋到端倪。在韓庚加入後,樂華迅速走上了全面模仿韓國SM公司造星模式的道路。

此後,樂華按照韓庚走過的成熟路線,開始以資本的力量將新人批量送往韓國,並通過與韓國經紀公司合作,助推新人成團,積攢人氣,隨後再轉向國內發展。

不過,彼時的樂華除了韓庚之外還沒有真正拿得出手的偶像王牌,而當時在內地綜藝、港臺娛樂以及韓流的分庭抗禮,各自吸引關注的背景下,中國的追星一族幾乎要同時面對以周杰倫、蔡依林、超級女聲、以安七炫爲代表的韓國組合HOT、以前田敦子爲代表的日本組合AKB48,所構成的娛樂黃金年代。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從2000~2010年,即便娛樂產業和造星運動已初現雛形,但始終沒有形成今日飯圈這樣堪稱一種文化現象的追星行爲。

直到資本們逐漸發現,相比於打磨一支唱跳業務精湛的偶像組合,更能將藝人的商業價值快速變現的是參加選秀綜藝和拍電視劇,這纔是流量的潛藏之地。

在資本和造星運動的脈絡之外,還是可以嗅到飯圈的草蛇灰線,2013年僅六年級的於倩正是受到同樣從韓國歸來的鹿晗吸引而加入追流量明星的行列,當時的她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踩入了幾年後在中國乃至整個亞洲成爲一種獨特現象和生意模式的“飯圈文化”。

利益至上?

在經歷韓流橫掃文化圈,以及依靠電視選秀逐漸培養起來的追星氛圍,飯圈文化誕生背後的暗流,開始進入加速階段。

就在鹿晗從韓歸國爆紅的那一年,同爲造星公司的時代峯峻借鑑了日本傑尼斯公司的藝人經紀模式,以三位未成年的男孩爲主打,推出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大陸偶像團體——TFBOYS。

傑尼斯事務所成立於1975年,比韓國三大娛樂公司都早得多,是日本偶像市場絕對的霸主。從上世紀90年代的木村拓哉,到現在的道枝駿佑,都出自傑尼斯,其主要模式是從青少年時期選拔,進行“養成”式培訓出道。

與此前多數組合成熟後出道、團隊仍要靠才藝贏得觀衆不同,TFBOYS幾乎是靠小男孩可愛形象走紅,亦或者說,在此之前沒有哪個源自中國大陸的偶像組合像他們一樣成功。

在成爲易烊千璽的唯粉之前,曹可對TFBOYS還有一絲牴觸,因爲彼時國內的輿論場對於“小孩子不好好讀書跑出來賺錢”帶有牴觸,用曹可自己的話說,那甚至是一種“鄙視”。

基於TFBOYS的商業成功,2019年,時代峯峻複製其經驗推出了七人組合“時代少年團”,團隊成員們面容精緻,年齡最大的17歲,最小的14歲。

“與日本的養成模式不同,韓國練習生模式在中國更好複製,因爲週期較短、標準化程度高、自上而下驅動。”華誼兄弟研究院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所以我們能看到目前中國偶像產業大多走的是韓系路線。”

成立更早的樂華在此後多年都是沿襲更加成熟的造星路線,該公司旗下的藝人總還是帶有韓流的色彩,以至於他們到2014年推出的首個人氣男團組合UNIQ——該組合也是眼下飯圈頂流王一博的出道組合——在當時仍然是一箇中韓混合的偶像男團。

相比樂華,時代峯峻做了一次冒險的實驗,在韓系偶像主導國內偶像產業市場的背景下,推出本土化青少年組合。儘管包括曹可等諸多粉絲都在後來進入飯圈之後,吐槽這家公司在藝人運營上的不專業,但作爲在中國偶像產業萌芽期,TFBOYS現象級的成功,證明他們確實賭對了。

此後,包括樂華在內的大多數中國娛樂公司開展了史無前例的造星運動,外加微博等移動社交媒體的普及,如前文所述的真正飯圈開始逐漸成型。

在這個過程中,聯動優愛騰等平臺推出綜藝造星,再利用微博造勢,逐漸成爲娛樂公司一條成熟的造星脈絡。思雲說,大多數公司會爲旗下的潛力股投入巨量資源,從找平臺定製綜藝,到花重金購買微博粉條,僱傭水軍和營銷號衝榜等一條龍服務。

在她的印象裏,入圈以來,背後完全沒有公司資源支持,只靠才藝和作品打天下的偶像幾乎沒有,因爲如果不在各平臺、社交媒體投入,就意味着沒有曝光,一旦失去了定期曝光的機會,“糊掉”幾乎是必然的。

在由資本打造起來的飯圈產業中,利益至上是不成文的法則。公司推薦偶像,一定會結合相應的市場研判,從而選擇合適的渠道、合適的平臺和機會去定製包裝。

杜華2019年在愛奇藝峯會上透露:“推一個藝人,培訓要三到四年時間,孵化走向市場需要一兩年時間,在這六年裏的投入規模要4000萬~5000萬元。”

2019年,蔡徐坤與周杰倫兩家粉絲爭超話第一頻上熱搜 圖片來自網絡

而在飯圈重要的組成部門——粉絲羣體那裏,他們和資本的關係,卻是十分微妙的。“粉絲們對經紀公司永遠是不滿的。”經紀人思雲說,她們覺得經紀公司對藝人付出不夠多不夠好。

國內呈現出的另一個行業變化是,視頻平臺背靠專業的內容製作能力,疊加強大的互聯網資本,當平臺決定掘金偶像產業時,原有的角色就發生了轉變。從2018年起,優愛騰(優酷、愛奇藝、騰訊)三家視頻內容網站密集推出多檔偶像選秀自制綜藝,直接造出了“偶像元年”。它們以“平臺+資本”二合一的角色,開始迅速從經紀公司手中搶話語權,成爲產業鏈條裏最強勢的一環。

這樣的案例也意味着,那個完全照搬海外潮流文化,和造星產業的時代已經過去,以經紀公司爲資本主導的時代也正在翻篇,中國飯圈以及他們所追逐的偶像,正在走向一條全新的道路。

誰爲飯圈負責

對於產生飯圈的那股暗流——視造星爲產業和盈利模式的企業和公司來說,正是這種表現形式已經畸形的文化,爲他們創造了利潤空間和被品牌青睞的可能。而某種程度上,經紀公司遠沒有外界想象的賺錢,即便是看似業界風頭無兩的樂華,在2018年新三板摘牌時,半年淨利潤也僅有1873萬元。

前述那位經紀人就告訴《等深線》記者,在偶像產業裏,只有品牌商纔是真正的金主,內容製作、宣傳、輿論引導甚至是飯圈粉絲的用愛發電,如果無法將利益導向品牌方,那最終也是竹籃打水。

她認爲,除非藝人本身流量很大,品牌商在這場交易中的話語權會凌駕於經紀公司和藝人之上。而隨着社交平臺的日趨豐富,流量的價值也在變化,你的流量能否直接爲品牌商導流,提升銷售,纔是這個產業最根本的核心競爭力。

另一名業內人士則認爲,品牌方贊助一檔綜藝動輒花費數億元,能帶來直接銷量是最好的。但品牌依賴綜藝內容平臺帶來的流量和品牌曝光,無法介入節目的內容生產,擁有更大話語權的是平臺。

“換句話講,政策上的風險也是平臺來承擔,節目出了任何問題,監管層只會找平臺方的人問責。”該人士表示。

事實上,早在2020年2月發佈的《網絡綜藝節目內容審覈標準細則》就明確規定,“節目中不得出現設置‘花錢買投票’環節,刻意引導、鼓勵網民採取購物、充會員等物質化手段爲選手投票、助力”。一些平臺類似“買牛奶才能獲得投票權”的行爲實則打擦邊球。

在多股力量的促成之下,看似難以理解的飯圈,實際正在變成一種脫離主流的亞文化。它並非完全靠利益驅動,但也不乏利益交換和互相滿足,粉絲們可能會在意資本與公司的存在,但似乎資本在這其中又起不到決定性作用。

眼下,面對監管重申治理飯圈亂象,產業鏈條裏的各個參與方可能需要思考一條與以往不同的路了。

一家省級電視臺的員工對《等深線》表示:“政策肯定是越來越緊的,‘救贖’之道是迸發出新的非選秀類但又保留競技感的新節目模式,並且產生其他帶動銷量的營銷模式。”

在明星經紀行業摸爬滾打多年後,思雲希望行業的發展能有相應的監管和指導,“不要把那種有問題的人推到偶像高度,因爲會影響到下一代的青少年。應該多推廣真正能夠造福到人類的楷模和前輩,但現在這些熱點只能是曇花一現。”思雲無奈地說,“不能產生最大化的商業價值,資本不會投入。”

“我們一百多人的小組裏,所有人的賬號全都被封禁。”茉陽一邊生氣一邊又很高興,終於不用每天看那些帖子了。

(應採訪對象要求,於倩、茉陽、曹可、恩佐、思云爲化名)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