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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吳曉波

來源：吳曉波頻道（ID：wuxiaobopd）

在過去的四年多里，“企業家”的百度指數略有下降，而“資本家”的百度指數則暴漲了2.9倍。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做一下問卷調查吧。

此時此刻，在我開始寫這篇專欄的時候，並不知道選擇的比例，不過，我可以肯定，大家會一次比一次猶豫。其實，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題面，而是在問題的設定前提裏，那就是：企業家與資本家，到底用什麼指標和角色模型來進行定義和區分？

企業家這個詞，並非“古已有之”，它第一次被收入《辭海》，是在1989年，也就是說，它是本輪改革開放下的蛋。

我在創作《激盪三十年》的時候，專門抽絲剝繭地去追溯這個詞彙產生的軌跡，發現它的醞釀、提出、爭議及得到確認，大約經過了五年左右的時間。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被稱爲廠長和經理，帶有鮮明的生產和管理的語義特徵。而資本家一詞，則在民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顧名思義，它更強調企業活動中的資本的成分。在計劃經濟時期，舉國沒有一傢俬人企業，資本元素被摘除，這個詞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而它的語義則與剩餘價值和剝削相關聯，帶有了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

資本，特別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復活，是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也是改革能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1984年，年輕的經濟學家張維迎給《讀書》雜誌寫了一篇題爲《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的文章，編輯跟他商榷，能不能把“企業家”改成“實業家”，因爲“這個詞是有負面意思的”。

1987年1月，美國一本雜誌評選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業經營者（entrepreneur），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也就是現在的中信）的榮毅仁入選。雜誌評價說：“70歲的榮毅仁是復活的資本家，正領導着由鄧小平制定的海外投資工作。”

在英語中，entrepreneur指的是企業所有人，中信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的國營工廠，榮毅仁不是廠長也不是經理，所以，當他被描述爲“資本家”的時候，在當時中國的媒體語境中，是一件挺尷尬的事情。

“企業家”，它不像“資本家”那樣帶有意識形態意味，卻比廠長、經理的涵蓋範圍更廣，更重要的是，它的語義中並不排斥資本的存在價值，而這正是改革開放的本意——中國要走市場經濟道路，資本必須復活，但是“資本家”實在太敏感了，“企業家”是一個折衷的發明。

不過，當時的媒體還是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有人提出，“家”是一個尊稱，有科學家、作家、藝術家、軍事家，搞企業的人，不就是賺點臭錢嘛，能算“家”嗎？

從我查閱到的資料看，第一個在官方場合使用“企業家”一詞的是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1987年4月，他去四川考察劉永行四兄弟創辦的希望飼料公司，臨別題詞：“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

1987年7月，在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的提議下，發起首屆“中國優秀企業家”評選。到第二年4月，全國有二十人當選，其中不乏一些市場型的企業經營者。同時，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中國企業家協會。

回顧這一段微妙而不無曲折的名詞誕生史，你會發現，“企業家”的出現不僅僅是一個新的稱呼，而是承載了時代的語義衍變，以及在這一衍變背後的認知更新。

之所以今天“突然”要寫這麼一篇專欄，是因爲我發現，就在過去的這一兩年裏，許久不見的“資本家”一詞居然高頻出現於輿論場。

我們來看一組對比。

我分別調出了“企業家”與“資本家”在2016年和2021年的百度指數：

“企業家”，2016年的均值爲604，2021年1月到8月的均值爲535；

“資本家”，2016年的均值爲338，2021年1月到8月的均值爲977。

你會發現，在過去的四年多里，“企業家”的百度指數略有下降，而“資本家”的百度指數則暴漲了2.9倍。

同比的話，在2016年，“企業家”的百度指數是“資本家”的1.8倍，而到了2021年，“資本家”的百度指數是“企業家”的1.8倍。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喫驚，在過去的四年多里，到底發生了什麼衍變？爲什麼會有如此強烈的戲劇性反超？

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認爲，語言是我們爲自己建造的關於事實的圖像。語言由命題組成，命題由詞語組成，而詞語則呈現出表述者對某一現象的內在性質的認定。

那麼，當越來越多人在稱呼馬雲或劉強東們，不再用“企業家”，而用“資本家”的時候，發生了怎樣的內在性質的改變？

我只提供幾個思考的方向——

其一，這些表述者認爲，被稱爲“資本家”的人的財富積累是剩餘價值的產生結果，他們及他們的企業主體並沒有爲社會創造相應的價值，所以，這一利益集團遊離在勞動者階層之外，成爲了一個剝削性的階級；

其二，資本具備溢出的霸權能力，它們不僅在本行業內對其他中小業主產生了剝削和壓榨，甚至滲透到商業之外的領域，構成了新的話語和利益壓迫，它們是社會板結化的罪魁禍首；

其三，某些表述者也許並沒有進行過理性的思考，他們只是人云亦云，覺得“好玩”。再或者，他們覺得自己在當下這個經濟低迷和通貨膨脹的時期，成爲了一個失落者，於是，財富還在急劇增加的“資本家”們就成了調侃和宣泄的對象。

於是，你發現了一個十分弔詭的事實：

它的瀰漫是2021年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公共事件，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轉折性拐點。

也是在1987年，正當“企業家”這個名詞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彼得·德魯克出版了《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他在書中將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視爲企業成長的基因。

同時，德魯克認爲，美國正在進入一個“企業家經濟”的時代。他用四個特徵來描述這種時代：

1. 在充分市場競爭的政策環境中，量大面廣的中型公司成爲國民經濟的支柱性力量；

2. 職業經理人成爲一個獨立的羣體出現；

3. 管理作爲一門技術被應用於廣泛的經濟和非經濟領域；

4. 企業家行爲成爲社會創新和新秩序建設的關鍵。

在德魯克提出“企業家經濟”的1980年代末，美國經濟正走出零增長的衰退困境，而在這次復興中，新企業第一次替代政府成爲了解決就業和擺脫經濟危機的領導力量。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各個領域，並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國青年。

德魯克的這種描述是那麼生動，以至於每一個讀到這裏的人們都會將之類比於改革開放、特別是2010年代之後的中國。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堅定地認爲，中國將繼續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無畏而充滿智慧地前行，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百年一遇的偉大復興。而在這個進程中，“企業家”還是“資本家”，也許真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