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席菁華

“生物質能是重要的零碳可再生能源，其開發利用具有負碳排放作用，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升生物質能在能源轉型中的戰略地位。”

12月6日，在2021（第三屆）全球生物質能創新發展高峯論壇上，多位專家作出以上表述。該論壇由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中國農業大學、國際能源署生物質能中國組聯合主辦。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長王大鵬在會上提出，“十四五”期間，生物質能面臨新的發展要求，需進一步降本增效，生物天然氣、生物質能清潔供暖還需要探索產業化、市場化、商業化發展路徑。

多位參會專家表示，生物質是唯一可以多種形態對能源作出貢獻的非化石能源，可轉換爲供電、供熱、供氣（沼氣、生物天然氣、生物氫氣等）、液體燃料（生物乙醇、 生物柴油）、固體顆粒燃料，應用於電力、熱力、交通、農業等多個領域。

生物質的形成是固碳過程，在使用中不增加大氣中的碳，具有天然的碳中性特徵，是全生命週期分析意義上的碳平衡和零碳能源，具有獨特的負碳排放作用。

截至2020年底，國內已投產生物質發電併網裝機容量2952萬千瓦，年提供的清潔電力超過1100億千瓦時。

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生物質能產業分會名譽會長陳小平在論壇上表示，若結合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BECCS）技術，預計到2030年，生物質能利用將爲全社會減碳超9億噸，到2060年將實現碳減排超20億噸。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程序表示，要想達到“碳中和”目標，光靠減少碳排放量是不夠的，還需要用負排放產生的減量，抵消掉相當一部分的排放量。

程序稱，生物質通過植物和微生物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生物殘體進入土壤，將碳長期保留於土層之中，也可以收集加工二氧化碳，用於種植植物和養殖藻類，最終使其進入土壤中被長期留存。

程序認爲，生物質還可以降低煤電的碳排放。

預計相當長時段內，燃煤發電在國內仍要起到電力“壓艙石”作用。程序表示，當前燃煤發電的碳減排已進入“瓶頸”階段，除了提高能效、降低煤耗外，幾乎沒有其他可行的手段。且經過多輪改造，包括採用超超臨界技術，燃煤電廠的單位發電量煤耗率已降到接近頂點，潛力已不大。

“煤電大規模碳減排的唯一可行途徑是生物質與煤耦合發電，這將推動煤電向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過渡。”程序稱。

爲此，他提出要大力推行用廢棄農林生物質，以及用種植的能源灌木、草類作爲原料，與燃煤耦合發電、並對發電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加以利用和生物碳捕獲與留存，以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生物質與水電、風電、太陽發電並列爲中國四大可再生能源發電行業。但相比水電的成熟商業化運營，風電、光伏快速進入平價時代，生物質的利用模式仍較爲粗放，發電成本居高不下，市場競爭力明顯處於下風。

中國能源研究會理事長、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史玉波提出，當前生物質能發展存在四大難題。

一是對生物質能認識有待提高，受傳統生物質能“髒亂差”印象影響，各級政府對發展生物質能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個別地方把生物質燃料當作僅次於散煤的高污染燃料，採取限制發展政策。

二是部門協調仍需加強，生物質能管理職能較爲分散，發改委、財政、能源、環境、農業、住建、林草等均有相關職能，管理職能不能形成有效合力。

三是發展責任主體需進一步明確，在產業發展中，需要充分考慮生物質能利用的環境、民生效益，應明確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環境治理支出責任，並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統籌考慮地方環境治理的財政需求。

四是需支持政策有待創新。目前產業發展單靠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進行支持，隨着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補貼缺口越來越大，資金短缺已嚴重製約了有機廢棄物能源化利用產業的發展。

史玉波建議，提升對生物質能綠色零碳屬性的認識，完善生物質能產業發展頂層設計，構建政策支持體系，形成工作合力。

此外，建立有機廢棄物有償處理機制，按照“誰產生誰付費，誰污染誰付費，誰處理誰受益”模式，逐步形成對畜禽糞污、餐廚垃圾、以及其他有機廢棄物處理收費的機制，以市場化方式建立安全高效的原料收集體系。

能源基金會項目副總裁李潔在會上表示，同其他商業化的綠色能源相比，生物質能的外部成本低，容易實現循環經濟。當前除了要梳理相關技術和項目經驗外，生物質能的發展還需從頂層設計角度，確立其在碳中和發展路徑中的地位。

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原主任任東明提出，目前在發電領域的市場競爭中，生物質發電明顯處於下風，未來應該多元化和差異化發展。

他舉例稱，在某些生物質能豐富，水電、風電、太陽能存在發展障礙的地區，可適當佈局生物質發電；在風電、太陽能豐富的地區佈局生物質發電提供調峯電源；在煤電較多的地區可以佈局生物質發電，替代煤電提供基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