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惠民保在全國各大城市遍地開花，如今發展依然如火如荼。

惠民保定位清晰，即城市定製型商業醫療保險；特徵明顯，即低保費、高保額。惠民保迅速在全國各地鋪開，也得益於地方政府部門與商業保險機構的良性互動。

業內人士對相關部門是否參與、如何參與惠民保，一直多有討論。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認爲，要確保惠民保長期可持續經營，政府部門應起到關鍵主導作用。“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明確經營參與主體的資質標準，完善准入和退出機制、盈虧平衡補貼機制、跨區域服務和結算機制、績效評估機制等。”孫潔提出。

政府部門支持影響參保率

深圳2015年推出重特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被視作惠民保雛形。此後，這一產品形態陸續在多個城市落地，2020年終迎井噴發展。

政府部門參與當地惠民保的方式各有不同。江蘇無錫市的“醫惠錫城”由市醫保局指導，而廣東江門市的“邑康保”由當地民政局、醫保局、財政局、農業農村局、衛健局主導實施，並由銀保監會江門分局指導。

政策支持力度大小直接關係參保率，是否允許利用醫保個人賬戶資金投保、是否設定爲自動參保等均是具體影響因素。有媒體報道稱，在無個人賬戶支付的情況下，成都、廣州兩地惠民保參保率分別爲15%，6%；在個人賬戶統一劃扣並默認參保的深圳，惠民保參保率達53%；在個人賬戶自願支付的浙江省，惠民保參保率均超過15%。其中，政府介入更爲深入的麗水、衢州、杭州等地參保率分別高達85%、65%、45%。

惠民保對既往症人羣開放的產品設計帶有公益屬性，需大量健康羣體去承擔極少數既往症人羣的費用。產品保本微利屬性明顯，賠付金額支出增多，承保單位只能通過漲價來維持運營。如價格上漲較高，可能會導致健康人羣購買慾望降低，從而降低參保率。

部分地方政府對賠付率提出硬性要求。如浙江省醫保局和浙江銀保監局聯合發佈的文件指出，各市醫保局要及時指導商業保險承辦公司根據投保率、賠付進度、約定賠付比例等因素，按實際資金賠付要達到協議賠付率90%以上。

深圳、珠海等地通過出臺相關文件、參與產品設計與營銷推廣等方式更深層次地參與惠民保項目。在購買方式上，這些地區也支持通過醫保個人賬戶餘額購買，提高醫保個人賬戶資金使用率。

孫潔表示，惠民保迅速鋪開得益於地方監管部門與商業保險機構的良性互動，是“普惠型政企合作”的成功樣板。這一模式具有降低推廣成本、提高議價能力等優勢，可有效平衡風險與普惠的關係，對於後續普惠保險供給創新提供了發展思路。

政策支持仍有待加強

惠民保業務仍處發展初級階段，亟需更多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發佈的《城市定製型商業醫療險模式優化與制度定位報告》顯示，如果各級相關部門不積極介入發揮實際的主導作用，僅靠醫保部門或其他行政部門信用背書、宣傳支持，參保率一般無法突破40%。

孫潔表示，較多惠民保形態雷同、定價較爲粗放，需與當地醫保局深入合作，結合城市醫療數據制定更精準的產品。惠民保設計之初可針對上一年度居民大病支出情況和報銷情況，結合參保人數，綜合商業利潤，合理確定投保費用，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定價不準確。

她建議，按確保用戶隱私安全、最小化可用、數據脫敏等原則，打通傳統醫療機構、基本醫保和商業保險機構之間的信息交互通道，推動醫保與商保數據共享，爲惠民保精準定價和迭代演進、惠民保與其他商業保險的保障優化組合以及實現精準保障提供數據支撐。

部分承保險企業務經驗不足，服務水平參差不齊，可持續服務能力不強，與醫保系統對接並完成一站式結算也需要相關部門的積極介入。

對於理賠效率，孫潔認爲應由醫保系統主導實現“一站式”結算。“在出院結算費用時，允許參保人在醫院窗口由醫保系統實時結算，無需收集資料再向承保公司申請理賠。在特殊情況下，允許進行零星報銷，分檔次賠付。自付支出額度越高，報銷比例適當提升。”孫潔說。

惠民保的區域發展仍不均衡。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地的惠民保產品數量均已超10個，而西部還有多個省份暫還未有定製版惠民保產品推出，整體呈現南多北少、東多西少的特徵。孫潔建議，相關部門應推動中西部地區惠民保發展，引導保險機構開發面向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的產品，鼓勵保險機構探索跨地域融合發展路徑，實現更大範圍的風險分攤，提高風險管理和服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