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艱難奔波在城市和鄉村之間。

阿偉外出拔了一天的竹筍，只賣了30塊錢。

在家裏謀生，對阿偉來說，只能保證三餐有繼，每月三千多元的房貸毫無指望。在廣東務工十多年後，此刻的江西老家更像是他的“第二故鄉”，在這裏他難以施展拳腳。

打工十年“被辭”

2010年，阿偉的兒子呱呱落地。隨後便和妻子一同南下務工，孩子留在了家裏。

據“85後”的阿偉介紹，那時村裏年紀相仿、沒考上大學的年輕人，要不會去學一門手藝，如修車、裝潢、修家電等，要不就做一些小生意，而大多數是選擇外出務工。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憑藉着領先的市場機制和獨特的區域優勢，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市場競爭力和一定創新能力的製造業集羣，並以相對穩定、豐厚的薪資待遇，吸引了無數內地務工者前往。

時代大潮奔湧，阿偉也沿着幾代打工人的足跡來到這裏。到2016年時，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逐漸成爲農民工的主體，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7%。

阿偉在廣東汕頭市的一家保溫杯廠上班，每年僅春節回家一趟。每次回家，阿偉必定會帶回一些廠裏生產的杯子，現在家裏親戚幾乎人手一個。雖然是個小廠，但這十多年來，工資按時發放，訂單穩定。一切順風順水，阿偉夫妻兩個也打算在這裏長久幹下去。

在後續的幾年時間裏，阿偉陸續介紹了四五個朋友進廠，在外務工的生活也更加豐富熱鬧了。按照阿偉的打算，不久可以在老家的縣城買一套房，方便孩子讀書。然後繼續幹幾年，等孩子考上大學，自己手頭上還有一些存款，就可以回家養老了，餘暇再做點小生意，也很是愜意。

只是“多幹幾年”的這個想法最終沒能落實。

2021年底，阿偉收到廠裏2022年春節前裁員的通知。儘管基於他十餘年的工作經歷，阿偉並不在裁員名單之列。但另一調整是，留下的員工上班時間幾乎翻倍，並且還需上夜班，工資卻沒有任何變化。這在阿偉看來，就是對老員工的變相裁員。

阿偉和他的朋友自然不甘心這麼離開，多次去廠裏申訴，希望能給老員工一些照顧，但始終無果。其實阿偉也知道，這兩年工廠生產成本上升厲害，利潤壓縮，再疊加疫情持續，銷路受影響，扛過了2020和2021年，沒想到2022年是更加難以跨過的一道坎。此次裁員，也是爲節省人工成本。

離開這座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於阿偉來說，更多的是無奈。

時代大潮在這裏打了個漩渦，阿偉被迫離開。整體而言，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數量已連續多年下降。這其中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例如中西部開發開放、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製造業自動化、農民工就近就業等。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發佈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從2017年的4722萬人，已降至2021年4219萬人，五年間減少500多萬人。

與鄉村脫軌

2022年春節前夕，阿偉拎着大包小包回家了。最開心的莫過於他的兒子，眼睛直勾勾看着包包，他知道里面有爸爸答應買給他的飛機模型，但阿偉臉上卻沒有往年的欣喜。阿偉媽在廚房忙前忙後，這次阿偉回家，她請了一些親戚來家裏喫飯，也想爲阿偉接下來的工作尋些建議。

但親戚們的“出謀劃策”，並沒有得到落地的一聲響。縣城的機會跟汕頭不一樣，阿偉再就業的第一着落空了。

春節後，這片黃土地裏，春筍正在努力衝破泥土，一羣羣挖筍人，每天能挖幾百斤回家，再以1塊錢一斤左右賣出，一天的收入也有兩百多元。

阿偉並不擅長挖筍。十多年沒有下地幹活，哪裏有筍，怎麼挖，他都一頭霧水。而挖筍還是力氣活，和常年在家裏幹活的農民相比，阿偉只有打下手的份兒。

錯過了半個多月的挖筍期，春雨過後，山上竹林裏的小筍出來了，又迎來一波創收。將拔到的筍弄回家，再經剝殼、煮熟，賣給經銷商，能賣近2元/斤。阿偉頭天外出拔筍，接近天黑纔回，最後只賣了30元。

在江西的這個小村莊裏，除了四季自然帶來的一些饋贈之外，農民更多的還是依靠田間作物來創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作物成爲田間亮麗的風景線。願意留在村裏發展的人，已經是田間的一把好手，除了種植稻穀之外，還會種植橘樹、茶樹菇、芋頭、菸葉、蓮子以及養甲魚等。依靠這些經濟作物，一年創收十多萬元已經是普遍現象，也有不少人因種植規模大、抓準市場行情而發家致富。

阿偉的父母在老家除了栽種一些蓮子外，還常年在家門口做一些小生意，賣一些乾貨食品和凍品，如辣椒幹、腐竹、大蒜、香料、雞爪、魷魚等。年近六旬的母親一有空閒便會在外幫工，摘菸葉、摘茶葉、摘桃子等，一天能賺100多元。

但阿偉並不希望父母還是這樣“拼命”賺錢，每每看到母親勞作回來，褲管上沾滿泥水，頭髮被樹枝弄得凌亂，坐在家門口不斷敲打着痠痛的背，阿偉都十分自責。

只是，回到家鄉，重新拾起鋤頭，對於阿偉來說，可能性不大。在家短暫的過渡期，已經讓他渾身難受。而月月都要還的房貸，更沒有時間給他試錯。

走出去遇阻

留在村裏始終不是個辦法。過完元宵節，2月16日，阿偉經中介介紹，來了深圳一家電子廠上班。恰逢深圳新一輪疫情來臨，阿偉剛到深圳，在中介安排的旅館隔離了3天才進廠。

進入3月份，深圳疫情加重，阿偉所在的工廠幾次因防疫而被迫停工。3月底，阿偉作爲最新一批入廠的臨時員工，因廠裏訂單做完，再次被裁員。

拿到了一個半月的薪資後，阿偉便離開了深圳。在中介的介紹下，輾轉去了廈門。但又因分配崗位不合適，最終辭工再次回到老家。

在家期間，除了外出賺一些零花錢，阿偉更多的是在家查找各類招工信息。十多年來在一家廠的工作經歷，並沒有讓阿偉在找工作上有更多優勢，反而使得他與各類招工市場脫軌，信息閉塞。

4月中旬，阿偉一位初中好友聯繫了他，說5月初可以帶他去深圳進廠。和朋友出去，總好過和中介出去，阿偉立即答應了朋友。但進展並不如意，等到5月，朋友開車只帶了另外幾個好友，並沒有帶上阿偉夫妻，爲此阿偉惱火了好一陣。

5月15日，阿偉在縣城中介的安排下，和一羣外出務工的老鄉出發去深圳的一家電子菸廠。這次的出行，阿偉已經不抱太大希望。

16日清晨，阿偉抵達了深圳市寶安區，下車做完核酸，中介給他們在廠附近安排了小旅館，讓他等通知面試。等到18日上午，阿偉給家裏發信息說，這次進廠的可能性不大。一共來了200多個人，但廠裏只招50個人，所以招人的要求很嚴格，不一定能進。

但揹着房貸的阿偉，想抓住這機會。

這套接近120萬元的房子，首付只給了兩成，剩下的則貸款30年，阿偉月供3000多元。

18日下午，阿偉交了身份證、填寫了報名信息、配合做了一系列入職檢查。傍晚回到小旅館的阿偉心裏還是十分忐忑，能否在深圳留下，他也說不準。

（應受訪者要求，阿偉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