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11年,36歲的山村小學代課老師侯長亮打算離開了。

人們最初記得的是他的標籤——支教4年,就被評爲“廣西公民楷模十大新聞人物”。但拿了獎,侯長亮心裏卻是忐忑不安,他逃到貴州繼續支教,後來又輾轉雲南昭通的山區教書。

自2011年大學畢業,遠赴山村支教的他很少考慮過歸期,直至2020年結婚,每月880塊的工資難抵現實壓力,他不得不選擇離開。但最難割捨的,還是那些山村的孩子們,被“落後”“貧窮”的印象遮蔽,很少有人看到他們真實的樣子:能在竹林中“竄來竄去”,不戴手套,麻利地挖起竹筍;也會大早趕到學校,向他自豪宣佈,自己賣金錢花掙了3塊錢。

六一兒童節,侯長亮對澎湃新聞講起鄉村孩子們的出路,這背後,不乏他對鄉村教育現狀的憂慮:教材內容的“城市化”、學生輟學、捐贈“亂象”、學生對鄉村認同感缺失、鄉村教師流失……

曾經,他也是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因爲這樣的過去,讓他幾次囿於留守與離開的兩難,“我也希望,有人來接我們的棒,但我不希望,你們像我們這樣堅守這麼多年”,侯長亮說。

【以下爲他的口述:】

教材裏,缺失的農村

記得2018年春天剛開始,學生就來問,老師,今天可不可以早點放學?

他們怕我罵,沒說去採竹筍。後來我出校門口,幾個學生彎着腰,胸前拐個蛇皮袋,背後也揹着一個,慢慢走回來,我才明白了。

沒(跟着)去採竹筍之前,你肯定不會同意早一節課放學。

剛好4月一個星期天,有三個孩子約着我去。翻過一座山。孩子們在竹林裏面竄來竄去,好厲害,竹筍特別扎手,他們手套也不戴,自力更生能力特別強。也不用擔心沒大人陪。孩子們相互間形成了很好的風氣,見不到哪個人,喊一句,大家都有所聯絡。

採了幾次,我就特意早一節課放學,擔心放晚了,他們還是要去,其實不管多遠、是否下雨,他們都會去的。

賺學費是一方面,沒通路時,(竹筍)價格比較便宜,3塊2一斤;2019年通路後,收購的人多了,價格慢慢起來了,去殼5塊8到6塊。學生去一下午,採個幾十塊錢很容易的。

當然,更多學生把這當成一件樂事,有些一二年級的學生,哥哥姐姐帶去幾次,後面都想去的。

我很受啓發,爲什麼這沒有結合到教學中?

春、秋季兩季竹筍,孩子去採去賣,打了多少斤,多少錢一斤,這是必須要(會)算的。我就用採竹筍的元素出例題,這裏面都是有乘除法的。(後來)我跟同事教學時也鼓勵他們,把採竹筍的精神用在學習上。

去年4月,我上二年級的數學課,一個孩子就拿着課本問,濱河公園、遊樂場是什麼?那道題要調查班級同學最喜歡去哪裏春遊,分別有多少人數。他們單純不懂,我挺尷尬,說(我們)這兒可能沒有。

我發現教材、練習、試卷越來越城市化。習題很多以“高樓、電腦、汽車、超市大商場、娛樂場所、博物館……”爲描述對象來出題,幾乎沒有把“田野、幹農活、放牛、砍柴……”作爲描述對象的。

(後來)我會把學生生活的例子,結合到課上來講。(這樣)他們對自己做的事有自豪感,(對鄉村)更有歸屬。

但不是說是農村的孩子,教材就完全以農村元素去寫,確實(需要)孩子們瞭解城市的,我會講一講。比如高鐵、動車、火車的區別;還有城市說的一棟,是一個單元,一個單元又是幾戶,孩子們完全不懂,我就畫簡單的線形圖,用什麼東西擺一擺,跟他們解釋一下。

學生採竹筍的視頻發到網上後,(有網友)說他們可憐,我從不這麼認爲。孩子們非常優秀,每次跟孩子們聊到這一塊,我豎着大拇指表揚他們。

反而他們家人,看到視頻,說這些沒必要拍,我們幹農活好可憐的。有些家長就說城市好,這裏又偏又遠,大家又沒文化。有時孩子沒說這些,家長的思想已經在他心底產生影響了,孩子可能會萌生出不自信。

農村孩子不大容易教出來,不是因爲他們傻,是農村出身會讓他們自卑。雖然大家都說鄉村很美好,但鄉村人自己卻不願意回來,從大山出去的,更不願回來。

我覺得教材也起一定影響的。我是個在農村長大的80後,小時候教材插畫都比較簡單,農村氣息挺重的,有不少非常貼近生活的內容,每次看到都讓我感到很親切,自己就在其中一樣。

拉回要輟學的孩子

在廣西瑤族地區,學生輟學率非常高。

2011年,我教第一屆學生,教學這塊,我完全一片空白。

四五六年級(都有)輟學的,我做過很多工作。雖然比起其他班,輟學的少很多,但也有十五個。

記得2013年剛過完春節,我回廣西,趕了幾趟車來縣城,太累了,剛停下來住校,準備休息一晚再去鄉里。一個代課老師就跟我說,你班上有個女孩子,正在來縣城的車上,準備去廣東打工。

我一聽就急了。當時來縣城只有一趟車,我跟司機比較熟,就打電話給司機,在馬路邊上攔車。(上車後)車一邊往車站開,我一邊在上面跟學生工作,她纔讀完五年級第一學期。我問,怎麼要去打工?(她)就是不回你。

我一看,旁邊幾個年輕人,一個是她哥哥,我就明白了,她哥是從外面打工回來過春節,過完年帶着妹妹一起打工。我跟她哥也說,你妹妹(要)繼續讀書。但走不通,沒有用,我就很失望,到了車站後,下車回去了。

去打工的,回來很時尚,掛耳機聽音樂,說着外面的世界多麼好。加上自己家鄉落後,她更想去外面看一看。(但)她才小學五年級,晚一點和早一點打工,差別太大了。而且有些女孩子確實因爲早早打工,早早生小孩,太遺憾了。

輟學的,窮是一塊,家裏爲難,兄弟姐妹多,大哥大姐必須去打工,情有可原。但這不是主要原因,(我會)跟家長溝通,這麼小就打工,太辛苦了,在外面又容易被欺負,多讀一點,學東西更快,起碼工資高一些。

但好多(勸說)是沒有用的,家長還是意識不到讀書能帶來的改變。加上當地沒有通過讀書起到模範作用(的學生),沒有震懾、沒有這種引導。

到第二屆學生,我教學有經驗了,厚着臉皮上各種課,教二年級時,除了語文、數學,還教音樂、美術、體育、書法。家訪,(就)跟他們去幹農活,順其自然的。每週五去(學生)家走走看看。

侯長亮幫學生幹農活,給玉米地拔草。難用鋤頭挖掉的草,只好用手拔。

第二屆到初中畢業,沒一個輟學的。還是靠言傳身教,你在當地的付出學生看到了,家長看到了,對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這兩年,小學階段基本沒有孩子輟學。首先一點,學生讀書(條件)已經好太多了,不用交學費,還有國家免費的營養餐,有些貧困家庭有補貼。

但初中(還)會有輟學。鄉村教育,初中這塊是最難的。

我們沒有來(雲南支教)前,這裏沒學校,學生不知道什麼叫上課鈴聲,之前沒打過,也沒升過國旗。老師也不知道下課應該休息多久,就根據自己的意願。

當時學生也不在一塊上課,他們住在兩個村民家,相互間還有一定距離。3個老師,4個年級,一百五六十個學生,怎麼上?有一個班(還)在放羊,教學質量怎麼可能好?

所以他們基礎很差,在小學就沒養好學習習慣。上了初中也聽不懂,學不會。剛好條件好了,家裏有手機、有信號,干擾的東西更多,更無法靜下心來。

這兩年扶貧有個重點,控輟保學——義務教育階段,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們回來讀書。但你不管怎麼下功夫,做工作,還是有一些不願來。

今年有個讀初三的(學生),父母在外面打工,他拿個手機在村裏到處溜,有時爬進學校打籃球。你問他,怎麼不去讀書?他不想讀。你沒教過他,怎麼說也沒有用的,不像你教過的,再調皮,說一句會起一定的作用。

過多捐贈,“只能帶來壞處”

剛支教那兩年,很多學生家非常貧困,我在廣西募集筆、本子、球。但那時物流差,快遞只能寄到縣城,郵政只能寄到鎮上,也有三十多公里山路。

週末,我去縣城取快遞,要一整天,有時沒趕上車,還得在縣城住一晚。每次取快遞花在喫飯、住宿、坐車的錢都有一兩百,只要取三四次,每月880元的生活補貼所剩無幾了。

後來我也不募集了,直接自己去買,反而用的錢少一些。

有些人,連內衣、內褲、高跟鞋、超短裙等都捐過來。很多山村老師跟我說,花了時間、精力、金錢去取這些衣服,都沒用。

真把我給弄怕了,(後來)要是有人問我要支教地址,我都會在後面說明一句:請不要公開我的支教地址,以免有人沒有和我事先商量,亂捐東西過來。

捐贈物資,衣服一定是最多的。2019年冬天,學生就接受了4次捐贈,全是冬天的衣服,手套、襪子、帽子,都不是我們對接的,公益組織通過相關部門、領導對接,直接開着車子來發放。我們不接受,但沒辦法拒絕。

尤其現在短視頻時代,到處去拍,哪個學生喫的最差,衣服最差,房子最破,把視頻拍出來,再拉個橫幅,發到網上,把網友感動糊塗了,粉絲量“蹭”地上來了,不是做教育,只是爲了捐贈而捐。說句不好聽的,也有少數情況是所謂的“愛心人士”把不要的東西換了一個丟垃圾的地方。

孩子真正成才、強大,不是隻靠捐贈,過多捐贈只能帶來壞處,會(讓孩子)形成依賴,加劇一些認知——外面好像什麼都有,自己的鄉鎮什麼都沒有。

有些公益組織做宣傳,會有一句,希望你們努力讀書,走出大山,但沒有後面一句,走出大山之後,不要忘記家鄉。幫助家鄉,從來沒有聽到說過。整個(社會的)意識,包括鄉村教育,一直在說城市好,農村不好,對孩子影響是最大的。

真正能夠把捐贈與鄉村教育融合的,很少。

我們在支教過程中提倡:通過付出得到回報,纔有尊嚴、有力量、讓人有自信。我們在雲南支教,除了書籍之外,一般的(物資)都不接受,現在書也很多了,後面重點是怎麼帶孩子們有積累地閱讀。

侯長亮妻子雷宇丹,也是他同事,從山腳把愛心人捐的課外書揹回山上的學校。來回一趟需要3個多小時。

上海有一個基金會,也有類似的想法,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2022年1月,校長與基金會聯繫人(經過)多次討論,給優秀學生每人獎勵一頭小豬。

我還特意問了幾個學生,回家(後),有沒有把小豬餵了?學生們都非常高興回答說,餵了的!

這次獎勵是對優秀學生的關心,能幫助到學生家裏,對其它學生也起到激勵作用,(且)這個獎勵是會升值的,但不是擺在那裏就升值,是需要後期去勞動、付出,把小豬餵養大了,創造更大的價值。

這也是扶貧跟鄉村教育一次很好的結合,引導孩子們去勞動。

我還可以分享一件小事,有天我在學校走廊上喫早飯,一個一年級小男孩,來得很早,他拿着三塊錢,仰着頭,很自豪地跟我說,老師你看,昨天下午放學,我去採金錢花,掙了三塊錢。那種自豪感,是通過勞動得到的,你從外面給他3000塊錢捐贈,都起不了那個作用。

從農村回到農村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站在講臺上。

我家在湖南的一個小山村,小時候,爺爺奶奶去世早。母親生病,父親沒辦法去打工。我家三兄弟,每年交學費,父母都要去借,沒借到這麼多,都要跟老師校長說好話,讓我們先讀書,再慢慢補上。我哥初中輟學,供我讀書。

像我小學,教學點是個老祠堂,破破爛爛,沒有窗戶,冬天冷得要死。讀了一年,祠堂快倒了,危房一樣,就在這個(同學)家裏讀一學期,那個家裏讀一學期,讀完四年級,纔去鎮上讀。

雖然條件艱苦,但我家鄉對讀書很重視。我讀高中時,我哥看我英語不好,給我買復讀機讓我多聽英語,父母也希望我們考上大學以後有出息,那時我的意識裏,讀書就是爲了離開農村,不要當農民。而且我讀了大學以後,工作肯定是想在江蘇、浙江一帶找。

這種意識真正扭轉,是支教之後。大學期間,我通過新聞了解到,(有些)偏僻山區,教育比自己小時候還落後,太不容易了。我選擇支教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己小時候讀書不容易,想着用那麼一兩年時間,爲西部山區的孩子做點事情。

兩年,對一個年輕人來說,不會耗費太多。

一開始支教,家人不反對也不支持。後來他們看到我發的一些動態,覺得太艱苦了,希望我去城裏工作,2013年7月,我完成兩年支教,下決心去深圳工作。

我離開大山的那天,學生期末考試結束,都已經回家了,很多學生又來學校送我。我走上車時,找了靠窗的座位,揮手說再見的時候,學生齊唱《再見》,歌聲一起,我眼淚“譁”地就流下來了。有些學生也在哭。

我就後悔了,自己的選擇是不是錯了?我在車上看着學生們離我越來越遠,直到看不見。

到深圳工作(後),學生們時而聯繫我,希望我再回去。放不下,工作了兩個多月,攢了三千多塊,辭了工作,又回去。

2015年,支教工作做得還可以,我被廣西媒體報道,被評爲“廣西公民楷模十大新聞人物”。當時獲得這個獎,心裏非常忐忑,偏遠山村有那麼多優秀的老師,堅守了那麼多年,我跟他們比起來算什麼。這個獎,使我和老師們的相處有點尷尬。加上自己是農村長大的,面對聚光燈,自己是不太自信的,很害怕那些東西。

掙扎一段時間後,我再次離開廣西,避開媒體去貴州畢節支教。學校非常偏,之所以能辦起來,是老校長的作用。1998年,他已經是鎮裏的副校長了,但他看到家鄉沒有學校,自己回村裏,帶着本地兩個初中文化的當老師,從5個學生開始辦,一家一戶去勸學生來讀書。我聽了他很多故事,很受啓發。

我去支教時,(他的學校)已經有700多個學生了。

支教越久,對家裏虧欠越大

(老師之中)支教兩年的,算時間比較長的了,大部分是半年,最開始我在廣西支教,留下的都是代課老師。

在編老師,其實大部分(也)都會想辦法去縣城。他們自己在家鄉學校當老師,但會把子女送到縣城,一些村幹部也是。做法沒有錯,但從鄉村教育和鄉村振興角度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悲哀。

我在貴州完成兩年支教後,教育部爲學校一次招考來8名老師,學校不怎麼缺老師了。於是2017年8月底,我到雲南昭通一所非常缺老師的山村小學當老師。2019年,我們(學生)人數比較多,有一百五六十個學生,想再找個代課老師,剛好本地有一個學生讀完大學,在家還沒出去找工作,就過來問,工資只有800塊,他沒同意。

我記憶非常深刻的是,有次縣裏通知我和另一位代課老師去培訓,我們趕麪包車,車上有三個小夥子,都是剛從上海、浙江打工回來,聊到這一塊,他們都說這裏不好,不願回來。

網絡上很多人說,山村缺老師,一人一臺電腦一個手機,用5G就能解決,這純粹瞎扯。教育靠網絡就能解決,尤其是(教)小孩子,怎麼可能?

全國有過一個項目,選了4個縣,弄個網絡給孩子們上音樂、美術課。開了網絡之後,(我看到)學生坐在那裏,看戲一樣,過了一遍,一頭霧水。一些樂理、樂器知識有理解障礙;美術這塊,城市孩子有氛圍,或者家庭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已有一些認知基礎,農村孩子沒辦法比的。

開了幾次,沒什麼效果了,就沒實行了。其實,網課對鄉村老師的要求更高,你不懂的話,沒法組織學生更好地聽,以及跟網絡老師互動。

整個鄉村教育很矛盾,本來鄉村教育是爲鄉村造就人才,反而把人才造就“走了”。農村孩子讀書的目的,是爲了離開農村、走出大山,整個社會意識(也是)去城市纔是有出息。

我們所提倡的,不是要他們留下來,農村孩子確實需要走出大山,但我覺得,不管你走在哪裏,不要忘記家鄉。

我有些學生,最後也回到鄉村,比如第一屆學生,做幼兒園老師的也有,現在還在讀大學的,有的時候還跟我說,畢業了也想來支教。

我自己,也是糾結,支教時間越久,對家裏虧欠越大。2014年過年,家裏出資翻修房子,父母出了一部分,兄弟出了一部分,我都沒有出錢,他們沒怪我,但自己心裏挺過意不去的。

我第一次支教時,只想着兩年,第二次回來,其實沒有考慮過歸期,但是結婚之後,有時父母會說,你們也要考慮小孩了,在山村,住宿(也)不方便。

現在我之所以會接受採訪,確實鄉村教育太艱難了,需要把自己所瞭解的通過媒體發佈出來,讓更多人關注。就算我以後不支教了,我也會做這方面的公益,重點是在鄉村老師這方面。

鄉村最缺的,還是優秀的老師。(否則)不管教學樓多高大,硬件設施多好,不過就是水泥堆。我也希望,有人來接我們的棒,但我不希望,你們像我們這樣堅守這麼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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