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無聲處，再聽“驚雷”
□濟南時報·新黃河客戶端記者 錢歡青
對很多人來說，開會或許都是一個“苦差事”，曾經聽一個作家聊起，某次開會，他認認真真把所有人的發言都記錄下來，事後翻閱，覺得很不真實：他們都在說着什麼?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連篇累牘的廢話是如何產生的?所以，如果有一部電影，自始至終都在聚焦一場會議，恐怕不會有人感興趣。
但是《萬湖會議》不是如此，它不僅不會讓人感覺枯燥，還會讓人感到驚心動魄。因爲這次會議討論的是“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會議通過的方案，讓數百萬猶太人被殘暴殺害。
影片基於歷史事實，但呈現在大銀幕上的“效果”，讓人心生一種巨大的恐懼：從海德里希到艾希曼，從黨衛軍到突擊隊隊長，所有參會者都在高效地進行一場會議，海德里希準備充分，目的在於順利推進此前已經基本謀劃好的方案，其他人需要的則是同意並完善方案。像所有“高效”的會議一樣，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是核心，各種狀況和技術性問題被一個個提出並“解決”。當然也有不同意見，比如對猶太混血兒的“處理方式”，比如如何減少因爲屠殺猶太人而對執行者產生的“精神創傷”。後者的“解決方案”尤其令人震驚，火車、毒氣室，“設備的高度分工化、結構化、流程化”避免了殺人者與被殺者的“直接接觸”，能“有效”減少殺人者的“精神創傷”。令人驚異的不僅在於這種種細節，更在於會議的程式化、儀式化，以及參會者興奮而高效的工作狀態，和會議議題本身的“反人類”特性之間的巨大反差。
正是這種巨大反差，讓1942年召開的這次萬湖會議，有了持續的令人震驚的“力量”。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中寫道，在萬湖會議之前，艾希曼還對“這樣一種暴力解決方案”心存疑慮，但在萬湖會議上，艾希曼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不但是希特勒，不僅是海德里希和“神祕的”米勒，也不只是黨衛軍和納粹黨，就連具有優秀傳統的官場精英也競相爭奪指揮這場“血腥”任務的殊榮。正是從那一刻開始，艾希曼“不再覺得自己有罪”。
在萬湖會議上，艾希曼相當於會議祕書，官職也最低。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中總結，艾希曼庭審中語言連貫上的無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說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之間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絕不等同於愚蠢。他骨子裏既不充滿仇恨也不癲狂，也沒有無盡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體現了納粹罪惡本身的無個性化性質。在一個封閉體制內、由病態的暴徒實施、目標旨在消滅受害者的人格個性。納粹成功翻轉了他頭腦中的合法秩序，把謬誤與惡意變成一個新式‘正義’的基礎。在第三帝國，人們對罪惡已經麻木，認定了其平常性。納粹將之重新定義爲‘市民規範’。傳統的善成了一種誘惑，大多數德國人則迅速學習來抵制這種誘惑。在這個黑白顛倒的世界裏，艾希曼似乎並未意識到自己在行兇作惡。在基本道德問題上，阿倫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視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應當的。”
漢娜·阿倫特的這些引起巨大關注的論點，來自她對艾希曼庭審現場的直擊式觀察、記錄和思考。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對納粹戰犯、“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重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審判。漢娜·阿倫特主動請纓前往現場，就這場審判爲《紐約客》寫了5篇報告，後結集成書。《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詳細記錄了這次引發全球關注的審判的全過程，並結合對大量歷史資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惡”的概念。“惡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惡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業、忠誠的小公務員。艾希曼由於沒有思想、盲目服從而犯下的罪並不能以‘聽命行事’或‘國家行爲’的藉口得到赦免”。
如果我們看了這部《萬湖會議》，會非常直觀地感受到漢娜·阿倫特的觀察和論點。對於書來說，影片毫無疑問是簡單的，它所聚焦的也只是一次一個多小時的會議。但毫無疑問的是，影片用影像呈現的環境、場景、人物的語言和表情等等細節，直觀呈現了當時特定時空中的人物狀態和歷史氣息。比起書來，影片具有更廣泛的傳播度，它會再一次讓人深思，體系化的惡的運行，對於置身其中的個人來說意味着什麼，“平庸之惡”，究竟是如何滲透並掌控每一個人的。
1942年，距離現在只有80年時間，這個年份和會議中的那些人高效談論着的要解決歐洲1100萬猶太人的“工作狀態”，提醒所有人，人類在80年前還在如此興致勃勃地談論屠殺。人總是盲目樂觀。選擇性記憶和遺忘，是人類的通病。因此“提醒”顯得尤爲重要，深淵或在一步之遙，在體系的巨大齒輪之下，個體之“善”的破碎、泯滅，甚至對善的反噬，都是瞬間就會發生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電影《萬湖會議》和漢娜·阿倫特的那些著作一樣，都意義重大。
值班主任：李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