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國家衛健委、國家發改委等17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要求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爲推動實現適度生育水平、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事實上，在《指導意見》發佈之前，我國已經通過逐步健全政策法規體系、完善標準規範體系，爲積極生育的發展鋪路架橋。

政策投射到家庭中，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家庭需要什麼樣的生育政策？從政策出臺到落地，還需要哪些方面的完善？政策發佈後，會對哪些行業帶來蝴蝶效應？《法治週末》將通過系列報道對此進行解讀。

在她（他）們的故事裏，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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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法治週末》記者 高原

責任編輯 | 張貴志

“還要二胎嗎？”

這句話，成了範雯家裏近兩年來的主題。在孩子上了幼兒園後，關於二胎的爭論愈演愈烈。

範雯的愛人堅決想要二胎，理由是獨生子女太孤獨了，等孩子以後長大了有個弟弟妹妹互相能有個照應，“往大里說，這也是咱們以實際行動支持國家的人口政策”。

每次討論這個話題，都是範雯給孩子洗完澡，認完字，背完詩，睡了覺之後，範雯累的只想在沙發上躺着刷刷手機，所以每次丈夫討論起二胎，她都是以“誰來帶”這3個字，迅速終結這個話題。

作爲獨生子女，範雯也知道自己一路成長的孤獨，有時候看看兒子，也會心生給她生一個手足的念頭，可一想到要“再來一輪帶娃的體驗”，這個念頭還沒有萌芽就被打壓了下去。

事實上，除了範雯家的“二胎計劃”因爲“誰來帶孩子”的問題被擱置外，更多阻擋在生育孩子之外的家庭，理由都是因爲孩子無人照顧。

政府層面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8月17日，在國家衛健委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副司長、一級巡視員郝福慶介紹：國內調查顯示，嬰幼兒無人照料是阻礙生育的首要因素。

“托育班靠譜嗎”

在孩子還沒出生前，範雯就開始發愁誰來幫她看孩子這個問題，範雯的父母身體不好，公婆還在工作，老公又外派在外地，還有兩年才能回京，“看孩子，除了找育兒嫂，就是送托育班”，範雯那時候就這兩個想法。

坐月子時，因爲和月嫂相處的並不愉快，範雯直接放棄了育兒嫂這個“帶娃方式”，沒辦法，她只能在半年產假結束後讓婆婆請假或者偶爾讓爸媽來“打零工”。

這樣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爲頻繁更換看護人，姥姥和奶奶的帶娃方式不同，“奶奶認爲一頓應該喝200ml奶，姥姥認爲100ml就夠了，奶奶覺得小孩最好少出門，姥姥覺得應該多帶出去……”混亂的帶娃方式讓孩子的感受也“混亂了”，“經常生病，每次一換人就拉肚子”，範雯回憶。

等到孩子兩歲，孩子爸爸從外地回京，範雯也開始考慮給孩子送到托育班，“讓孩子的飲食起居更規範些”，範雯想。

不過，接下來的問題來了，什麼樣的托育班靠譜呢？

範雯發現，在北京，托育機構中以營利性質的托育機構爲主，公立托育機構的覆蓋數量較小，其中私立托育機構按照價格分爲高中低三類，高端托育機構往往超萬元，中端機構的定價爲5000元至8000元，即便是低端托育機構的價格也不低於3500元。

如果找到一個還算不錯的托育機構，以北京市2021年的平均工資13876元/月來計算，這意味着，把孩子送進一家中端的托育所，至少要花費一個家庭25%的收入。

範雯最終確定了一家距離家不到800米的托育機構，這家托育機構的老闆是吉林人張慧，這家托育機構選在2019年的國慶節試營業。

範雯還記得，當時帶兒子試課時，園長介紹托育機構的老師是從英國留學回來，能夠在寶寶幼兒進行英語啓蒙，兒子在30分鐘的試課中，記住了bear、duck、monkey這些單詞。

距離、環境、師資水平、課程體系，反覆權衡這些利弊後，範雯覺得還不錯，先交了一個學期的學費。

儘管範雯還是覺得有點貴，但是園長張慧算過一筆賬，一線城市的人工費用至少每月6000元，一個教室起碼要配備3名老師，還有招生顧問、園長、教研主任等人員配備。“一線城市托育園的收費標準通常得在3500元以上，才能勉強回本。”

同時，2019年的政策扶持，讓張慧對自己的托育班也充滿了信心。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這一年也因此被業內稱爲“托育元年”。

該《意見》提出托育機構實行登記備案制度，讓曾經處於灰色地帶的托育行業終於得以扶正。根據公開數據統計，2019年有14起托育相關機構獲得融資。

綜合考慮到海淀區的房租、教師工資等情況，張慧把價格定爲6500元/月，“和請一個育兒嫂差不多的價格”讓張慧覺得家長們應該可以接受。

和張慧預料的差不多，因爲教室面積和師資力量家長們比較滿意，在試營業結束後，張慧的托育園已經招到了3個班，60個孩子。她甚至想等來年春天再擴大些規模，多招兩個班。

不過，隨即而來的新冠疫情讓張慧的希望徹底破滅，也讓範雯的托育計劃落空，範雯不得不再次開啓姥姥奶奶輪流帶娃的模式。

除了疫情影響，範雯關注到，近日爆雷事件接連在多家早教機構和托育機構上演。

近日，知名早教機構七田真傳出上海、福建、廣州等地多家門店關閉的消息，也是在8月，金寶貝重慶校區、上海子藤托育和美吉姆的關店通知，再次讓一批家長的高額學費打了水漂。

儘管上述倒下的機構，往往將疫情反覆作爲關店原因，但托育園盈利難的問題早在疫情前顯現。

廣證恒生發佈的《2020年托育行業白皮書》顯示，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1月至10月就有26家機構的上百家托育園關閉。

儘管兒子已經上了幼兒園，但回憶起之前找托育班的經歷，範雯依然覺得，“一個靠譜的托育機構，只能是可遇不可求”。

育兒嫂和老人

範雯的經歷，在全國各地，不間斷的上演。

2017年，在3000公里以外的烏魯木齊，範雯的表妹李瑛在她生產後3天，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女兒。

和範雯不同，李瑛的父母從她開始懷孕就陪在她身邊，因爲懷雙胎寶寶的不易，在生產前的3個月，李瑛就早早地定下了一個能夠照顧雙胎的育兒嫂。

李瑛沒有想過，在兩個孩子上幼兒園之前，她居然換了6個育兒嫂。

兩個孩子從出生時就體弱，兩歲以前常跑醫院，經常半夜兩三點，李瑛和姥姥姥爺還抱着發燒的孩子在醫院裏打吊瓶，“這個時候，覺得有個幫手該多好”。

李瑛所說的幫手，就是她找的6個育兒嫂，幾乎每個育兒嫂在幹了三四個月之後，都開始提出漲工資，“不光是漲工資，偷懶、不負責任，幾乎是每個育兒嫂的通病。”李瑛回憶。

李瑛感慨，爲什麼不能有個更專業的家政機構，或者更加專業的人來看護孩子，而不是像“撞大運一樣的請育兒嫂”。

李瑛的想法或許馬上要成真。2021年3月，教育部印發《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21年）》其中就新增了嬰幼兒托育專業。

孩子上了幼兒園後，李瑛第一時間解僱了育兒嫂，讓父母來接送孩子。

有一次在小區，李瑛聽到一位老人在感慨，自己退休十年了，但是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天退休生活，從退休第一天就從老家來看孫子，好不容易熬到孫子上了小學，老二又出生了，“孩子能畢業，我們這些老人什麼時候能畢業呢。”老人心酸地說。

李瑛很慚愧，她讓自己的父母也變成這樣的老人。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臺州、金華和麗水3市，抽取36家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設施）和365名3歲以下嬰幼兒家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6.3%的受訪家長表示目前嬰幼兒照護主體仍是家庭成員，其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護佔44.7%，自己或愛人照護佔41.6%，機構照護佔19.2%。

問及沒有選擇去托育機構的原因，表示“有父母等家人帶，沒必要”的比例最高，佔41.9%；“費用高無力承擔”“機構少很難找”“不放心機構質量”也是受訪者考量的重要因素。

看得見的變化

不過，範雯也看到了很多變化。

今年，在填報個人所得稅扣除事項時，範雯發現在專項扣除項目中，新增了一項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

自2022年1月1日起，納稅人照護3歲以下嬰幼兒子女的相關支出，在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前按照每名嬰幼兒每月1000元的標準定額扣除，每年可扣12000元。

之前，對於子女教育這項只有“從3歲開始一直到整個全日制學歷教育階段的支出”這一項，範雯就頗有微詞，“3歲以前的花費並不少於3歲以後，甚至更多，爲什麼不能在個稅扣除中有所體現”。

除了個稅的變化，和範雯一樣的家長們也感受到了更多政策制定者的誠意。

這個8月，範雯愛人的單位就舉辦了該單位子女的夏令營，年齡在7到13歲的孩子均可報名。

全國總工會女職工部副部長洪莎今年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去年以來，全國總工會開展了用人單位托育服務工作，是新時期工會組織幫助職工解決托育難題的具體舉措。

同時，2019年、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分別印發了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和關於促進養老托育服務健康發展的意見，提出了托育服務的基本原則、發展目標和政策措施。

2020年以來，新修訂和制定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家庭教育促進法等都增設或設立專門的條款，規定要發展托育服務事業。

範雯希望，在各方面政策都落地後，“托育焦慮”這個詞，能夠從自己的焦慮清單中劃掉。

（應受訪者要求，受訪者爲化名）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