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鉅變。共同的記憶、特別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着當下時代激流裏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係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係“下一個50年”。

這是澎湃新聞第二次來到位於東京都港區的宮本亞洲研究所。第一次在這裏見到前日本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是2018年的秋天。當時，正值中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週年，宮本雄二在採訪中說道，“（中日）雙方都應該對和平友好有着更新和更爲深刻的認識。”

前日本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視頻截圖

四年後，中日邦交正常化已邁向50週年。在這重要時刻，宮本雄二再次談到和平友好的重要性，“兩國不應再有戰爭了，日本同中國必須創造和平友好合作的環境，這對兩國來說都是最有利的。”

宮本雄二與中國的緣分自1973年開始，他曾先後擔任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長、駐華特命全權公使及日本駐華大使，被許多人評價爲“知華派”的代表人物。

儘管中日關係間有許多變化因素，其中也有難題待解，但談起兩國交流，宮本雄二認爲，若今後持續推進中日交流，尤其是以年輕一代爲中心的中日交流，可能會迎來與目前完全不同的局面，兩國或將開啓更加緊密的交往。

“或許50年後，人們也會想，‘50年前的人爲什麼會擔心呢？’”宮本雄二說道。

“50週年”傳遞的信息

澎湃新聞：非常高興時隔四年能再次採訪您，您的外交生涯中很多時間是與中國相關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您能談談最開始是如何同中國結緣的嗎？

宮本雄二：與中國的緣分是日本外務省給我的，1973年，我在美國學習後回到東京，被分配到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工作，從此便開始了與中國的緣分。

在亞洲局中國課，我參與了《中日航空運輸協定》的溝通工作，作爲一個新人，負責的還是“最底層”的工作。1974年1月，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前往中國，就該協定與中國進行溝通，我也有幸同大平大臣一道前往，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國，並見到周恩來總理，極爲榮幸。

那時還沒有在日中兩國間定期直航的飛機。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我們先去了香港，在那裏住了一晚，第二天到了廣州，第三天才坐上了去北京的飛機。從東京到北京，整整花了三天兩夜。

澎湃新聞：回首過去50年，中日關係曾有波動。您認爲當前的兩國關係有着怎樣的狀態和趨勢？

宮本雄二：日中關係時升時降。總體來說，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50年前，許多前輩們努力促進了兩國邦交正常化，並於1978年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那個年代的人們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這些曾經歷過戰爭的前輩們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是什麼？他們都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寫得很清楚：日本和中國不能再次發生戰爭，日本和中國必須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這是他們在簽署這些文件時對我們提出的“要求”。

所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兩國基於這些想法，建立了非常好的關係。但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紀初期，這些想法卻似乎在漸漸變淡。各種雜音開始出現，我認爲這些聲音也導致了兩國關係的惡化。

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實現邦交正常化，制定《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人們教給了我們什麼：戰爭是沒有任何好處的，兩國之間再也不應出現戰爭，無論如何都必須建立和平友好的關係。

我們應該認真接受前輩們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併爲實現它們而做出努力，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週年、甚至是今後50年都絕對不能忘記的。日中兩國必須創造和平友好合作的環境，這對兩國來說都是最有利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也是前輩們希望我們做的事情。兩國之間達成的“約定”必須要執行，但如果（對和平友好的）推動力減弱，也就會導致兩國關係時升時降甚至出現問題的情況，我對此非常擔心。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現在中日之間有怎樣的共同利益？

前日本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視頻截圖

宮本雄二：與二十世紀相比，如果說到二十一世紀的意義，我想是人類、地球已形成了一個整體。但與此同時，人類卻也擁有了“輕易破壞地球”的力量，這是在一戰、二戰時期都沒有的情況。

當前，人類還面臨許多全球化問題——全球變暖、傳染病……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二十一世紀，這一世紀的基礎是合作，如果不合作就無法解決（問題），失去了合作地球就可能會“毀滅”。此外，如果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經濟也不會發展。我認爲，就算爲了“自身的利益”，我們也必須在日中之間、東亞地區、世界範圍創造和平、合作的環境。

兩國之間有很多共同利益，如何正確認識這一點是最大的問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對待個別、微妙的問題，例如島的問題。我認爲在東亞地區創造和平穩定的環境對我們的未來發展是十分重要的，但若在敏感問題上以強硬的姿態相互對立、謀求“短期利益”，也會損害我們的“長期利益”。

我們要思考的是，就算暫時維護了“短期利益”，那麼中期、長期、其他的利益呢？在島的問題中兩國加深對立、加劇緊張，在我看來這是不對的，也不應該這麼做，這樣會導致兩國在未來即使想合作，也會漸漸變得無法合作。

我認爲這類問題應協商解決，而非採取“硬碰硬”的態度。日中之間仍有許多共同利益，一定要從長遠角度和更寬廣的視野來思考這類敏感問題，考慮“短期利益”和“對立”以外的其他選擇，考慮兩國間能夠合作的事宜。

兩國間的“多重”因素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目前中日關係中的臺灣因素？

宮本雄二：在臺灣問題上，日本一直和中國進行各種各樣的對話，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這個定位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不管對日本還是中國來說都是非常敏感、必須慎重對待的問題。我認爲因臺灣問題而損害日中關係是不正確的，但當前臺海形勢緊張是事實，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與美國因素有關。

我認爲對於日本來說，尤爲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對此日本應該認真思考並採取行動。當然，對於如何處理這類問題，日中兩國在大方面上還是有共通的理解，我認爲現在的日本政府並不是要脫離這個共通理解，當然也不能脫離。

的確，這些年來在臺灣問題上日本也出現了一些聲音，儘管如此，需要明確的是日本在1972年做出的承諾是不會改變的，當然我認爲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中日之間的美國因素？

宮本雄二：我認爲美國因素是直接關係到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日本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國際局勢迫使日本更接近美國。不光是美國，歐洲對日本的影響力從以前開始就一直存在並不斷增強，也的確是事實。日美歐有着相當的共同點也不能忽視。

但中國在經濟、軍事、政治等領域的存在感已不斷增強，對於日本，日中關係重要性已遠高於以往。因此，可能美國和歐洲會針對一些問題表達意見，但歐美和日本的立場並不可能完全一致。日本和中國始終是“鄰居”，日中關係確實有需要維護、重視的層面。儘管美國對日本也存在影響力，但日本也應從自身利益去考量、重視同中國的關係，我覺得現在的中國已經擁有了如此大的存在感。

澎湃新聞：從兩國共同利益和改善雙邊關係的角度出發，您認爲日本和中國在外交方面應如何調整？

宮本雄二：其實世界上鄰國之間關係好的情況也不多見，正因爲相鄰，肯定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鄰國間要儘可能地抑制對立和摩擦，加強積極、友好的因素，這也是日本政府在外交方面應該做的。

所以在外交領域中，日中兩國需要彼此努力，通過溝通減少對立和摩擦。當然，中國和日本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例如2008年兩國簽署的《日中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其中包括許多需要合作的事項。我們需要把類似這一些“約定”做好，只要兩國政府間展現了合作姿態，兩國國民看在眼裏，也會由此相應地進行思考，這樣一來國與國之間的氣氛就會變好。

另外，我常說西方和東方是有些不一樣的，西方常以“量”來討論外交事務，即你給我多少，我還給你多少。東方則是做到自己能做的，需要做的事情就互相幫助，互相諒解。我覺得這是亞洲國家之間的交往方式：考慮對方的立場，做到力所能及的事，彼此都做、多做幾次，雙方的信任感就會因此加深，兩國政府的信賴關係也會由此產生。

我的意見是，從“亞洲風格”開始，做好承諾要合作的事，在這之中也不斷決定未來可能需要達成的合作，雙方相互諒解、相互理解，通過這樣的交流增強兩國政府間的友好氛圍。爲此，對話是必要的，無論何時都不能迴避對話，無論處於什麼狀況都應與對方好好溝通，兩國政府之間、知識分子之間，都必須進行溝通。

澎湃新聞：您認爲安倍前首相和岸田首相對中日關係分別有怎樣的影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視覺中國 資料圖

宮本雄二：實際上安倍前首相很重視與中國的關係，部分保守派人士也會對此有一些意見。但安倍前首相是日本保守勢力的領袖，他還在世時，儘管他的一些意見可能在保守派中存在部分分歧，但他們更傾向於傾聽安倍的主張。但在安倍前首相遇刺後，沒有人能夠壓制保守勢力，這一集團的壓力也將直接衝擊現任首相岸田文雄。他們會全部提出自己的想法並施加於岸田首相，這對現政府實行對華政策實際上是更困難的。

儘管如此，岸田首相也有自己的信念，他在外交中將把中國擺在何種位置是我們所期待的。岸田未來也可能會受到來自“右派”或是“左派”的質疑，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肯定會受到一些批評。但我認爲岸田是一位能做到平衡、切實考慮各個方面的領導人，我期待他能夠認真考慮對日本來說什麼是“最好的路線”。說到底岸田是繼承大平正芳的宏池會，肯定會重視同中國的關係。

暢想未來50年

澎湃新聞：您在此前的採訪中說過自己是“知華派”，當時也曾表示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願意聽“知華派”的聲音，幾年過去，你認爲目前的情況如何？

宮本雄二：2018年也好，現在也好，我自己幾乎沒有變化，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及言論可能也比2018年更多，也有日本人在聽。但我覺得當下“知華派”確實是越來越少了，能向外界、向日本民衆傳遞這樣信息的人減少了。

從我的角度而言，如果不解釋中國的立場，就會有很多人產生“錯誤的理解”。我也因此想說明中國的“想法”，但也有很多人由此批評我，我想這或許也是“知華派”的數量減少的另一原因。

不過我想也不用那麼擔心。日本外務省進行的輿論調查中，儘管對中國抱有不太好感情的日本民衆比例還是高，但也有接近七成的日本人認爲日本要和中國建立安定的合作關係。

日本社會需要出現更多能讓日本人對中國有親近感的事物，這樣就會出現更多更喜歡中國的日本民衆。雖然目前這種機會還是不多，但我相信如果國民之間開始接觸，日本人能更多地去了解中國的話，情況又會改變。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民調顯示中日兩國民衆的好感度不高一事？2018年，您說過“中國、日本的年輕人很喜歡面向歐美，而面向彼此的人卻不多，希望中日的青年可以更有作爲亞洲人的意識”。您現在也持有這樣的想法嗎？

2021年4月23日，蘇州日本人學校舉行新生入學儀式，63名中小學新生順利入學，開啓新學年的學習。視覺中國 資料圖

宮本雄二：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地加強國民之間的關係，但對此我也並非那麼悲觀，特別是在年輕人交流方面。年輕人之間有共同的話題、興趣、文化，見面後也會因此成爲朋友。真正的年輕人是會區分的，能把國與國的關係、政府與政府的關係和自己的關係分開考慮。我覺得日本和中國的年輕一代也能更多地成爲朋友，主動推進聯繫。

所以我認爲若今後持續推進兩國交流，尤其是以年輕一代爲中心的交流，可能會迎來與目前完全不同的局面，兩國將開啓更加緊密的交往。在這之中，我們所需要做的事是給他們提供相遇的契機，在這樣的機會出現後，年輕人之間的交往或許根本不必讓我們擔心。

之前採訪中我也曾提到過，我在美國生活過6年，但我感覺還是和亞洲人做朋友比較容易，我們之間有更多的共同話題。在我的親身體驗中，如果日本、中國的年輕人真正瞭解西方，或許他們作爲亞洲人的“意識”也會更加增強。

但當下，兩國間有識之士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研究我們的共同文化，如何讓我們的傳統文化對現在的生活、現代的生活產生積極作用。我認爲在這個時代，在所謂物質文明、所謂的科學技術持續發展後，大家都在過着一樣的生活，住同樣的公寓，去同樣的商店，這卻也正在使我們“失去”傳統文化。

因此，日本和中國的有識之士需要就這一點更加認真討論，傳達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並讓更多人理解。我們有必要把這些東西“找”回來，攜手努力“找回”亞洲。我認爲只要“找回”亞洲，日本和中國就會更加接近。

澎湃新聞：對於未來50年，您有怎樣的期待？

宮本雄二：我剛纔也提到過，在二十一世紀，合作絕對是一大關鍵詞。除此之外，我們也要進一步加深年輕一代的相互理解。

若是能促進年輕一代對彼此的理解，不斷合作，或許50年後我的孫子或是曾孫們會想，爲什麼50年前我的祖父、曾祖父會這麼擔心日中關係的未來？那時，或許兩國關係已變得非常好，成爲了彼此的朋友。

總而言之，我們要努力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讓問題不再變得更大。在面對的問題越來越小、可以合作的方面不斷擴大，國民之間交流不斷深化，理解持續加深後，未來的兩國關係會變成怎樣呢？

或許就像我之前所說的——50年後的人們會想，“50年前的人爲什麼會擔心呢？”

這是無論政界還是民間都必須爲之努力的事情，希望日中兩國國民一定要以廣闊而長遠的視野來考慮問題。這其中尤其是領導者、政治家、還有有識之士，要用這樣廣闊而長遠的視野去展望兩國關係，並努力使其朝着更好的方向發展。

【人物簡介】

宮本雄二，日本外交家，現任“宮本亞洲研究所”所長。日本亞洲共同體人文交流機構理事長。1969年從京都大學法律系畢業後進入日本外務省工作。哈佛大學歷史系修士。歷任裁軍課長、中國課長、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研究員、外務省研修所副所長、日本駐亞特蘭大總領事、駐中國大使館公使，裁軍科學局長，駐緬甸大使、沖繩擔當大使等，2006—2010年曾任日本駐華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