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跡

《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跡》前記

去年六月，原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老同學李萍來信，說她和徐南鐵正在組織一部題爲《歲月：改革開放時代的生命記憶》的書稿，擬約請20位作者，以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變遷爲背景，以個人生命的經歷與思考爲焦點，說出自己思想的軌跡以及改革開放對我們生命的意義。最初說十月底交稿，後又提前到8月底，之所以快馬加鞭，是希望年底出書。於是，我放下別的工作，準時完成任務，同時跟主編說明，我會將此文交報刊發表。因疫情變幻莫測，各地民衆生活及工作大受影響。眼看書稿出版略有耽擱，我將初刊《文藝爭鳴》2022年第10期的文章，交給“論文衡史”公衆號推送。

史學大家何茲全晚年出版回憶錄，題爲《大時代的小人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當初一見書名，心有慼慼焉。回首平生，得失成敗，確有個人努力的因素，但“大時代”的影響與制約，無疑更具決定性。

比如，若非1977年恢復高考，我的人生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模樣——我相信很多七七、七八級大學生，都會有此深深的慨嘆。正因此，我的“學術紀事”，只能從那個地方說起；至於此前的下鄉插隊等，只在需要時略爲提及。這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人學者，寫自傳時喜歡從兒時嬉戲，一直說到十八歲出門遠行，形成了鮮明對照。

一、步履艱難

閱讀年輕一輩學者乃至博士生的檔案，常常感嘆，他們的學術條件實在太好了，從小受那麼好的教育，一路走來，不像我們那樣磕磕絆絆。我以及我的同代人，大都長期赤腳走在佈滿荊棘的山路上，那種舉步維艱的窘迫，後來者很難想象。從政或經商的，也許會感激“艱難玉成”；而對於學者來說，拋書棄學多年，那缺憾永遠無法彌補。

隨着時光流逝，加上某種記憶的選擇/淘汰機制，我們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跡，基本上已湮沒在荒草叢中。去年年底，因某種需要奉命填表，院系領導審覈時發現一個“漏洞”，跑來找我覈實：爲什麼你1969年10月就參加工作，而高校教齡卻是34年？我愣了一下才回過神來，給他解釋文革中很多知青初中畢業就上山下鄉，多年後政府爲補償這一代人的“青春損失”，決定所有知青的工齡從下鄉那一刻算起。至於高校教齡，則只能追溯到我1987年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但若是工農兵學員，留校任教後纔在崗讀碩士博士的，則教齡可以連續計算。故事講完，不僅是他，連我自己也驚訝——我們活成了遙遠且神祕的“傳說”。

不久前，北大開展“對現任中層管理幹部和副高級以上職稱人員進行檔案專項審覈”，我的檔案顯示：第一，獲碩士學位時間存疑——我的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均爲1984年12月31日中山大學校長簽署，可我當年9月已進入北大念博士。那是因爲，按照學制（七七級大學生春天入學），四年本科加三年研究生，我本該1984年年底才完成碩士學業；可北大率先調整學制，那屆研究生在學時間縮短爲兩年半，博士統一爲秋天入學，我只好提前半年完成中大的學業，北上求學。好在畢業證書上寫得很清楚，我“1984年9月已按三年制研究生培養計劃完成全部學業，經過考試及畢業論文答辯，成績合格，准予畢業”。第二，下鄉履歷不全——我明明填了“1969.10—1978.01爲插隊知青”，中間教了幾年書，這有什麼疑問？看來，今人不理解什麼叫“民辦教師”。第三，檔案裏缺少碩士入學表格——人事幹部問我能不能補上，或請中山大學出具“原件丟失”的證明。這下子我很不客氣了，回應稱：對於研究者或人事幹部來說，解讀檔案是一種基本技能，必須瞭解檔案管理的演進，熟悉不同時期表格的填寫方式（包括條目與禁忌），那樣一上手，馬上明白該放置在什麼時空，用什麼眼光及方法來解讀；而不是反過來，靠改造檔案來適應今人的眼光和趣味。四十年前我在中大本科畢業，接着讀碩士，大概因是本校學生，沒再填寫新生入學登記表，這有什麼奇怪？今天有關部門爲了管理方便，竟想改造那些帶着歷史塵埃因而不太完美的檔案，這實在太不嚴肅了。

1982年初大學畢業照

若一味以今律古，會鬧出很多笑話的。須知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學位制度才逐步建立，檔案管理也隨之日漸完善。作爲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又是北大中文系最早招生的博士生，我的求學經歷，顯示在檔案裏，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那是因爲，當初中國的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比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完成了，才接到教育部通知，需進行博士資格考試，於是只好兩步並作一步走。論文答辯，學校沒錢，規定打印稿不得超過十萬字，故如今北大圖書館及檔案館保存的，其實只是我博士論文的“下編”（題目也因此有所變動）。所有這些，對於制度完善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很可能覺得不可思議。

放長視線，我們確實屬於“很不規範”的一代——從小到大，再到老，碰到那麼多溝溝坎坎，隨時可能翻車，整個人生跌宕起伏，神出鬼沒，不像此前此後的幾代，很容易一眼就望到頭。面臨各種轉折，自然“有趣”或“無奈”的故事就特別多，這既是我們的遺憾，也是我們的驕傲。作爲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樑”，我們這一代見證了改革開放的艱難與輝煌；因此，描述自家足跡時，單說“歪歪扭扭”還不夠，最好添上“但一直向前”，方纔顯得完整且真誠。

不久前，應邀編《陳平原文集》，我在《總序》中稱：“作爲七七級大學生，我們這代人的普遍狀態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勞作勤奮，成績有限。恰逢連續急轉彎的大時代，個人無法遺世獨立，文革中的蹉跎歲月，八十年代的艱難崛起，九十年代的勇猛精進，以及新世紀的拓展與抗爭，都只是努力順應時勢。靜夜沉思，常覺捫心有愧。”

二、高考作文

作爲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與獲益者，七七、七八級大學生有很多共同的命運與感受。我的特別之處在於，當初的高考作文曾刊載在《人民日報》上，因而收穫了很多不虞之譽，乃至每回紀念恢復高考制度或改革開放成就，常被邀請發言或撰文。考場從來不出好文章，更何況那是中斷了十幾年、剛剛恢復的考場。三十年後，曾有好事者將這篇作文擱在網上詳細點評，好好娛樂了一番。明知此文很不理想，可我一點都不臉紅——當初確實就這個水平。復旦大學出版社爲紀念恢復高考制度而組織的“三十年集”系列叢書，我的那冊題爲《壓在紙背的心情》（2011），竟破天荒地收入這篇初刊1978年4月7日《人民日報》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在序言中我是如此辯解的：“我當然明白此文的毛病，可就像小孩子穿開襠褲一樣，沒什麼好害羞的。更重要的是，這文章確實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得以走進'八十年代的春天’。”

1992年，我寫過一篇自嘲性質的隨筆《永遠的“高考作文”》，結尾有云：“大概，無論我如何努力，這輩子很難寫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響、更能讓父老鄉親激賞的文章來了。”沒想到，這還只是故事的開端，其後的逐步展開，更是大大出人意外。不說我自己撰文或媒體專訪，就談其如何成爲“標誌性事件”，匯入關於改革開放大潮的追憶與陳述。

《文史參考》是人民日報社主辦的高端時事/歷史雜誌，其2011年6月（下）“建黨90週年專刊”，刊登《“文革”後的首次高考：陳平原的作文登上了〈人民日報〉》。央視十套（CCTV-10）的《讀書》節目，2013年3月17日播出45分鐘的專題片“我的一本課外書之陳平原”，節目最後，主持人專門贈我放大並加鏡框的《人民日報》所刊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複製件。2019年新華社“新青年”製作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專題節目，選擇七個人，代表七十年，選擇很嚴，層層審批，尤其我這一集，據說躊躇再三。談論1969至 1979這十年，怎麼書寫都是陷阱，最後選擇“恢復高考”作爲標誌，明顯是爲了迴避矛盾。同年，朋友轉來“羊城派”關於中山大學校史館開館的報道，特別提及該館入藏我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更是讓我惴惴不安：都四十年了，還在“喫”高考作文，實在沒出息。前年，爲了“呈現中國高考制度的變遷以及對考生帶來的深遠影響”，國家外文局主管的《人民畫報》及英文刊“China Pictorial”2020年第8期刊出中英文版的《改變命運的高考》，則是編輯從我以往文章中摘編的，我只被要求授權。

1978年4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陳平原的高考作文（圖片來源：騰訊網）

一篇高考作文，竟有如此魔力，諸多戲劇性變化，乃大時代的投影。不是我特別出色，而是當代中國史敘述需要這一筆。1978年的《人民日報》，其實共刊登了五篇高考作文（分兩次），之所以屢次選擇我作爲恢復高考的表徵，除了我生活在北京，在學界比較活躍，媒體很容易找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作文題目。當年《人民日報》刊出的山西作文題爲《心裏的話兒獻給華主席》，安徽的則是《緊跟華主席，高唱〈東方紅〉》，這些都太緊跟形勢了，時過境遷就不能用；還是廣東的《大治之年氣象新》以及北京的《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比較穩妥。2017年12月，我大病初癒，趕回中大參加七七級同學聚會，活動中好幾位老師提及我的高考作文，還披露了一個祕密——那年廣東的高考作文題是中大中文系金欽俊老師出的。至於閱卷人以及是誰推薦給《人民日報》，可就無法查證了。

在《故鄉潮州》（商務印書館，2022）的後記中，我不惜“自毀形象”，透露自家並不輝煌的高考成績。能考上中大，對我來說，已經心滿意足了，從沒想過要去查分數。兩年前，因工作需要，請中大中文系到檔案館查我當年的高考成績：語文92，數學67，政治75，史地76.5——除語文外，各科成績並不高，只是碰巧作文滿分，纔有了日後諸多神奇故事。

三、五四研究

作爲七七級大學生，我們的最大特點是一進校門就碰上了思想解放運動。1978或1979年，很多名校中文系學生在各自校園裏創辦文學雜誌，爲改革開放以及文學的春天、科學的春天“鼓與呼”。在我們的想象中，1979就是1919，都是思想解放運動，都講民主與科學，都推崇自由意志與批判精神，故不妨藉助此古今對話與比附，安頓自己的精神向度與歷史定位。

多年前接受專訪，我曾談及這一點：“伴隨着整個風雲激盪的八十年代的是，對於'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隨、反省和超越。關鍵是，一面追隨，一面反省。不信你查查八十年代那些重要的思想文本，'五四’絕對是個關鍵詞。我們不只反省文革，反省共和國的歷史，也反省'五四’。'尋根文學’是在跟'五四’新文化對話，《河殤》也是對'五四’精神的一種闡發。對於八十年代的學人來說，一步步溯源，首先回到'五四’，然後，在短短的幾年間，將'五四’的這一套思想方法和政治行爲迅速地重演一遍。”（《我的“八十年代”——答旅美作家查建英問》，《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6期）

“新文化運動”不同於“五四運動”，二者既密切聯繫，又不無區隔（參見拙文《互相包孕的“五四”與“新文化”》，2019年7月31日《中華讀書報》）。但在“狂飆突進”的八十年代，二者往往被混合使用、交替表彰。進入新世紀，文化保守主義與國學熱興起，“五四”不再是精神旗幟，在很多場合甚至成了批判對象（上世紀九十年代已有端倪）。很多昔日同道，逐漸遠離了這個“是非之地”，我因選擇現代中國文學、教育及學術作爲主要研究對象，故長期堅持與“新文化”及“五四”對話，並沒有隨時代風潮轉向。

2005年，我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的“導言”中堅稱：“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爲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英文版封面

2009年，我又補充道：“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複雜的世界。”（《走不出的“五四”？》，2009年4月15日《中華讀書報》）

2015年，我談及：“中國人說'傳統’，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爲代表的儒家；其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早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可以這麼說，以孔夫子爲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爲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某種意義上，對於後一個傳統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爲切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之血肉相連，更有可能影響其安身立命。”（《作爲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7期））

大概鑑於我對五四立場的長期堅守，2019年4月12—13日在美國哈佛大學主辦的“五四@100”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被邀請作兩個主題演講之一。在《從“觸摸歷史”到“思想操練”——我看五四以及五四研究》的演講中，我着重闡述這三個關鍵詞——“關鍵時刻”、“觸摸歷史”、“思維操練”，稱此乃我從事五四研究的基點，既是立場，也是方法。

作爲學者，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及“文化熱”的閱歷、感受與思考，給我研究“新文化”及“五四”提供了很大幫助；反過來，這一持續展開的歷史研究，又使得我對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功過得失，有較爲深入的體會與闡發。我的學問與人生，雖也移步變形，但初心不改，很大程度得益於對這兩個互相支撐的思想基點的繼承、質疑與超越。

不久前，我爲《作爲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增訂版撰寫序言，再次闡發爲何將“五四”作爲思想的磨刀石，以及如何在寫作中兼及思想與學術：“在一個專業化時代，談論五四這樣兼及歷史與現實的話題，我不僅需要撰寫多次獲獎且有英譯本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也不憚超越專業視野，追求具有某種內在精神力量的論述。這也是我之所以偏愛眼前這冊不怎麼專業、近乎'有我之學’的小書的緣故。”

四、業餘編輯

作爲學者，撰寫並出版得到學界廣泛讚譽的專業著作，那是職責所在，每個時代的好學者都會這麼做。若問我的“五四”及“八十年代”精神印記到底體現在哪裏，我可以明確答覆：第一，業餘編輯；第二，兩副筆墨。前者落實我的社會擔當，後者則體現我的文章趣味。

在衆多自家著作的勒口，除了學術經歷、獲獎及著作外，還有這麼兩句並非多餘的閒話。“另外，出於學術民間化的追求，1991—2000年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2001—2014年主編學術集刊《現代中國》。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

二十多年前，我寫過一篇隨筆，談論胡適作爲“輿論家”的角色認定，結論是：“可以說，辦刊物是學有餘力出而經世的獨立的知識者介入社會政治的最佳途徑。”（《知識者介入社會的特殊途徑》，《書城》1996年第3期）這句話，某種意義上也是“夫子自道”——從1979年初在中山大學讀書時參與創辦學生刊物《紅豆》起，我就一直對辦刊“念茲在茲”。雖說因內外條件限制，無論思想深度還是社會影響，《紅豆》無法與五四時期北大學生主持的《新潮》《國故》《國民》相提並論，但啓迪我借編刊堅守學術立場或介入社會變革。

經由多次公開演講，我最終寫定的《遙望八十年代》（《文藝爭鳴》2018年第12期），有兩節專談“辦雜誌”與“出叢書”。八十年代的參與編輯《紅豆》《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文化：中國與世界》《東方紀事》，我扮演的是“觀察家”與“實習生”角色；真正挑大樑，發揮主導作用，是以後的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與友人合辦《學人》（1991—2000），開篇就提“學術規範”；十年後主編《現代中國》集刊（2001—2014），則主要談“有情懷的專業研究”，這些都是有感而發，目的在糾偏救弊。這其中，作爲民間辦刊的代表，《學人》《現代中國》以及《文學史》（1993—1996），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乃至思想史上，都曾留下小小的印記。

《學人》第1輯封面（圖片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三十年間，之所以花那麼多精力，參與民間辦刊以及主持學術叢書，背後的立場與思路，乃堅信“學在民間”。明確表達此思想傾向的，有我初刊《學人》第二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7月）的《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以及發表在《讀書》1993年第5期的《學者的人間情懷》。後者當初引起很大爭議，隨着時勢遷移，又被看作學術轉型的象徵，被各種選集收錄。

我之深度投入民間辦刊的努力，到2014年底基本告一段落。在初刊《讀書》2012年第2期的《人文學之“三十年河東”》中，我曾辨析不同時期“引領或制約一個時代學術風尚及士林氣象的，到底是官府還是民間”：“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國學界爲例，八十年代民間學術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車走車路，馬走馬道；進入新世紀，政府加大了對學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間學術全線潰散。隨着教育行政化、學術數字化，整個評價體系基本上被政府壟斷。我的判斷是，下一個三十年，還會有博學深思、特立獨行的人文學者，但其生存處境將相當艱難。”若是著名學者，還可勉強“特立獨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師，想憑個人興趣讀書寫作，那純屬“自我放逐”。大判斷已經下了，只是一時難以割捨；又觀察了兩年，終於宣佈《現代中國》暫時停刊。原因是，一旦進入這套“遊戲”，爲了適應“規則”，必定變得亦步亦趨，患得患失，很難再有獨立寒秋、揮灑才情的勇氣。

眼下雖說還在合作主編《中國文學學報》（2010年起），但那是代表北大中文系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攜手，與原先設想的“學在民間”有很大距離。這屬於操正步，標準化製作，不再有自由發揮的餘地，自然也就缺少了理想、激情與想象力。

其實，若談我那加上引號的“編輯生涯”，投入更多且成績較好的，應該是主編衆多學術叢書。如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學術史叢書”（1995年起）、“文學史研究叢書”（1999年起）、“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2009年起）、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臺灣學術叢書”（2000年）、貴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2000年起）、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存”（2002年起），以及香港三聯書店主導的“三聯人文書系”（2008年起）等。業餘編書，目標當然不僅僅是出幾本好書，更希望藉此引領風氣、積聚隊伍、培養人才。多年運作下來，自覺有學術眼光，但欠缺實際操作能力，往往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具體主編叢書的經過及經驗教訓，這裏就不詳述了。

五、兩副筆墨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追求著作的傳播面，雖偶爾被批評家或文學史家在談論“學者散文”時提及，但一般情況下，只能算比較會寫文章的教授。作爲學者，我討論“述學文體”的演進與得失，既是理論自覺，也是工作實踐。而作爲讀書人，我講究筆墨情趣，那既是個人性情，也與我的文學史見解有關。

十多年前，我在《〈讀書〉的文體》（2006年2月16日《南方週末》）中稱：“談及辦雜誌，我的體會是，真有學問的雜誌難，真有思想的雜誌更難；有學問有思想又有文體，這樣的雜誌，可就難上加難了。找到恰當的對象（故事或論題）不容易，找到恰當的文體更難——對於社會的影響，後者或許更長遠。記得梁啓超的《新民叢報》，陳獨秀的《新青年》，魯迅、周作人的《語絲》，胡適的《獨立評論》，儲安平的《觀察，都是有很鮮明的文體特徵的。”此前十年，我在“學術文化隨筆”熱中，表彰創刊於1979年的《讀書》雜誌，稱其思想上追摹《新青年》，文體上學習《語絲》，其特點是“以學識爲根基，以閱歷、心境爲兩翼，再配上適宜的文筆，跡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自有一種獨特的魅力”（《雜談“學術文化隨筆”》，1996年9月21日《文匯報》）。

我寫學術隨筆，或稱“另一種散文”，其源頭也是《新青年》與《語絲》，而實際觸媒則是三聯書店創辦的《讀書》雜誌，以及浙江文藝出版社主持的“學術小品”叢書。所謂“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有技術上的考慮，如希望張弛有度，保持必要的寫作激情與管控能力；但更重要的，還是基於學術視野、文章趣味以及社會責任感。

即將由商務印書館推出的《陳平原文集》，依題材及時間略爲分類，大致是文學史（1-5卷）、學術史（6-10卷）、文化史（11-15卷）、教育史（16—20卷），最後四卷乃散文隨筆。其實，不僅最後四卷，前面那二十卷，也不全都是專業論文。堅持兩手寫作，兼及論文與隨筆，是我治學的一大特點。論著不夠專精，有個人能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旨趣：早年強調“學者的人間情懷”，中間談論“壓在紙背的心情”，近年則發揮“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聖賢書”。當然，因內外各種因素制約，我介入社會變革及思想文化建設的努力，很少看得見摸得着的成績，因此類話題，屬於“不說白不說，說了等於白說，白說還要說”。

陳平原《想象都市》，三聯書店2020年版

將近十年前，我在談及自家的“都市研究”之所以文體混雜時稱：“只要用功，我們談古代城市，可以做到遊刃有餘；而一旦涉及當下的中國城市，則很可能捉襟見肘。有幸（或者說不幸）經歷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高歌猛進’因而也最容易'百弊叢生’的時代，像我這樣既非身負重任，也非學有專長的人文學者，做不到'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陳三立詩），那就只能寫點鍼砭時弊的雜文隨筆，爲大時代留點印記。說到這裏，我終於想清楚了，自己之所以做城市研究而不夠專注，著述體例蕪雜只是表象，關鍵是內心深處一直徘徊在書齋生活與社會關懷之間。之所以採用兩套筆墨，背後是兩種不同的學術思路：在與學界對話的專著之外，選擇了雜感，也就選擇了公民的立場，或者說知識分子的責任。”當初長槍短棒一起上，以爲真能“闖出一番新天地”；最終結果，不說落荒而逃，起碼也是志大才疏，僅收穫了幾冊小書（參見拙文《“城市”怎樣“閱讀”——一個人文學者的追求與困惑》，《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其實，不僅談都市文化，我的整個研究都面臨兩副筆墨乃至兩種學術立場互相拉扯的緊張，說好說壞都在這。究其原因，乃追摹五四新文化人，同時蘊涵着八十年代的精神印記。

六、閱歷、觀察與心情

是否編輯/刊行個人文集，在我是經過一番掙扎的，因此舉喜憂參半。喜的是衆多學術成果得以集中保存，以見證這大轉型時代的學術風氣；憂的是，出版社建議刊行文集，意味着你在別人眼中，不會再有大的學術突破，已經或即將鞠躬謝幕了。

當初爲“三十年集”系列叢書提供書稿《壓在紙背的心情》，我在序言中稱：“放長視野，我們這代人的'閱歷’、'觀察’以及'心情’，或許比我們做出來的'學問’還要有意義。看一代年輕人如何從'十年浩劫’中走出來，定定神，然後左衝右突，上下求索，還是挺讓人感動的。後世的學者，訓練、視野以及研究條件都比我們好，但讀書時的心情、心氣與心境，未必趕得上我們。有感於此，選擇42則長短不一的隨筆、序跋、對話或評論，勾勒自己走過來的學術道路，以及路邊的野花野草、遠處的好山好水，給近三十年中國學界的演進提供一份證詞。”這麼說，雖有幾分無奈與感傷，但總的基調仍屬“樂觀向上”。因爲，廢學十載，經歷坎坷，算總賬時還能有幾分亮色，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十年前，在京與友人合辦“'中國夢’回顧與展望——紀念77、78級畢業30週年”論壇，我在發言稿《我們和我們的時代》（《同舟共進》2012年第12期））中稱：“說實話，我們都是幸運兒，從那麼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因踩上了大時代的'鼓點’，於是顯得有板有眼。有人從政，有人經商，有人搞實業，有人做學問，三十年後盤點，我們到底成功了沒有？回答五花八門，因爲這取決你設定的標準。想當初，我們在康樂園裏指點江山，看不慣社會上諸多先輩的保守、平庸、專橫、貪婪、碌碌無爲，馳想將來我輩掌權，將是何等光明的新世界！而如今檯面上的'重量級人物’，無論政治、經濟、學術、文化，很多都是77、78級大學生，那又怎麼樣？比起此前此後的各屆大學生，我們處在'出擊’的最佳位置，那麼好的歷史機遇，是否將自家才華展現得淋漓盡致？捫心自問，言人人殊。”

別人的情況及想法，我不清楚，也無權代答。我自己之“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雖多有遺憾，卻無大的悔恨。不想自我貶抑，以博取謙虛美名，那是因爲，我無法保證換一個環境或活法，就能做出驚天動地的偉業。說到底，確實是“小人物”；只不過那些歪歪扭扭的足跡，可從一個特定角度，折射出“大時代”的光芒與陰影。

2022年8月25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圖片除註明出處外，均爲陳平原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