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軍網

1942年10月，日軍集中第36、第69師團各一部及僞軍約萬人，向太嶽抗日根據地北部地區進行“掃蕩”，佔領了沁源縣城及周圍一些地區。

沁源位於山西省中南部太嶽山麓，是晉東南、晉南、晉中交會之地，地理位置重要。日軍行動受挫後，主力於11月中旬撤離，留下第69師團兩個大隊和僞軍一部，據守在沁源縣城及周邊11個據點，後又修建了安澤至沁源、沁縣至沁源、臨汾至屯留的公路，企圖分割太嶽抗日根據地。

一

爲了打破日軍的企圖，中共太嶽區委和八路軍第129師太嶽軍區決定，在黨的領導下，依靠廣大羣衆，廣泛開展羣衆性游擊戰爭，實行長期圍困。隨即由中共沁源縣委與太嶽軍區決死第1旅第38團共同組成圍困指揮部，統一組織力量，開展圍困鬥爭。

圍困指揮部首先動員沁源城關和交通要道沿途村鎮15000多名羣衆轉移到大山裏去，使沁源變成一個“無人區”。廣大羣衆積極響應，藏好帶不走的糧食，幾天之間就離開家鄉，扶老攜幼走進山區。

沁源縣的堅壁清野，使日軍無法就地獲取給養，難以組織僞“維持會”。同時，太嶽軍區以決死第1旅第38團和第25、第29團各一部爲骨幹，與縣、區地方武裝和民兵相結合，組成13個遊擊集團，在日軍據點周圍廣泛開展麻雀戰、狙擊戰、地雷戰、伏擊戰和破擊戰，晝夜襲擾，持續3個月，使日僞軍傷亡不斷增加、交通不斷遭到破壞、補給日益困難。

二

堅壁清野形成“無人區”並非對付侵略者的唯一手段。在一次戰鬥中，第38團指戰員用自制的土地雷成功炸翻敵3輛汽車。廣大民兵和羣衆受此鼓舞，紛紛要求學習製造地雷。圍困指揮部遂舉辦造地雷培訓班，由工兵專家聶培彰負責教學，培養了大批技術骨幹。人人造石雷的羣衆運動由此興起。當時有一首歌謠這樣唱道：“一個石頭蛋，中間鑽眼眼，別看個兒小，本事不簡單……人人都學會，保衛咱家園。”

圍困指揮部提出，在敵軍據點周圍半里地至5裏地左右，凡可行走之處，哪怕是無人居住的村莊，都要佈滿雷陣、雷羣、雷網、單個雷和陷馬坑。爲了增強地雷戰的威力，還要用亂物、灰土、雜草等對地貌進行改造，將各種雷陣、雷網僞裝起來，使敵人難以辨別。

敵人並不甘於就犯。他們放棄大路，轉而沿河道涉水前行，或緊貼山壁尋找死角通過。爲此，沁源軍民研製出埋在河裏的“水雷”、掛在樹上的“半空雷”等，將敵人可能通行的山川道路盡數封鎖。不久，敵人想出了驅使羣衆趕上牛羊在前面開道的毒計。很快，沁源軍民又針對性地設計出一種“踏拉雷”，即前邊的人踏上，後面的地雷爆炸。被地雷炸怕了的日軍找來探測器，妄圖打破地雷陣。沁源軍民也很快造出了對付這種“洋玩意”的“雷上雷”，即埋兩層地雷，上下連接，敵人一旦起出探到的上層雷，就會牽動下層雷。此外，沁源軍民還研製出“子母雷”“連環雷”“跳雷”“看家雷”等多種地雷，令敵人防不勝防。

僅在1942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裏，日軍就在安沁大道上遭遇地雷襲擊20多次，死傷100餘人。

三

與地雷戰緊密配合的是冷槍戰。最初，氣焰囂張的日軍看不起沁源民兵，給他們起了個外號叫“三粒子彈”，意思是彈藥缺乏，槍裏只有三顆子彈。

在第38團連續舉辦了三期特等射手訓練班之後，廣大民兵的射擊技術得到普遍提高；加上實戰磨礪，民兵中湧現出不少神槍手。任念、李文海、賀風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不僅槍法出衆，作戰更是勇敢，令沁源的日僞軍十分忌憚。

沁源民兵不僅頻頻殺傷敵人，還開展了各種破壞行動，如將日僞軍的水井填平、柴火燒掉、牲畜牽走等。爲了預防民兵襲擊，沁源縣城的日僞軍設置了7個固定哨和6個遊動哨，夜間要在二三里路之外巡邏，有時還要在城關附近的村莊燃起火來。敵人夜裏不得安寧，白天也不好過。沁源民兵在敵據點四周山上插起紅旗，點燃狼煙。敵人一旦出來挑水、打柴、找糧，便會遭遇突襲，傷亡陡增。

1943年1月，日軍第36師團1個營接替沁源防務。接防後，日軍放棄9個外圍據點，專守沁源縣城關和交口兩個據點，並搶修公路進行補給。圍困指揮部繼續開展羣衆性游擊戰，在日軍侵佔的點線周圍遍佈地雷，不斷殺傷日軍。同時，組織羣衆在武裝掩護下搶耕搶種，並利用夜暗摸進日軍據點及附近村莊搬運糧食，先後奪回糧食7000餘石。8月，日軍又以第26師團1個營接替沁源防務。

1945年3月，沁源軍民向敵人發動最後的圍攻。在不到1個月時間內，日僞軍踏響地雷數百顆，糧彈來源全部被切斷，再也無法堅持下去，不得不在沁縣1000多名日軍的接應下，於4月11日逃出沁源。

在兩年半的圍困作戰中，沁源全縣無一村建立僞“維持會”，無一人投降。被困日軍則兩易防務，三次收縮陣地，被迫龜縮在0.1平方千米的山頭上。沁源軍民共殲滅日僞軍4000餘人，創造了羣衆性長期圍困戰的範例。

沁源圍困戰勝利後，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向沁源軍民致敬》的社論，指出：“經過了多次反‘掃蕩’戰鬥與圍困敵人的戰鬥，八萬人口的沁源，成了敵寇堅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壘，成了太嶽的金城湯池。”“模範的沁源，堅強不屈的沁源，是太嶽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一面旗幟，是敵後抗戰中的模範典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