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險刺激的漂流活動，是現代人熱衷的一項戶外娛樂項目。其實古人也玩漂流，而且玩出了歷史，玩出了文化，尤其在黃河和長江上游的河谷地帶。古代的漂流神器主要有浮囊、皮筏、皮船三種類型，但它們並不是爲了滿足戶外娛樂而產生的，而是古代先民在生產和生活中長期適應環境的歷史產物。

浮囊、皮筏和皮船的起源甚早，在世界各地的歷史進程中都留下了它們的身影。從我國豐富的歷史文獻記載來看，浮囊、皮筏和皮船同樣是我國先民適應山高水險、環境複雜的高原河谷交通運輸而採用的主要渡水工具，而且普遍運用於我國古代各民族的軍事活動之中，成爲軍隊涉水渡灘的必要軍事裝備。長久以來，這些渡水“神器”密切參與了中國邊疆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在我國西北、西南、東北等邊疆民族地區譜寫了一段獨特而光輝的歷史篇章。

渾脫飛渡只須臾

清人孫髯翁《大觀樓長聯》歷數雲南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史，其中“元跨革囊”一句，反映的是這樣一段史實：南宋末年，蒙古軍採取南征大理，迂迴包抄南宋的策略，蒙古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領分兵三路，直指雲南。南宋寶祐元年（1253）秋，忽必烈親率中路軍，“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元史》卷四《世祖本紀一》）。蒙古軍依靠革囊這種渡河“神器”，迅速突破金沙天險，如同神兵天降，一路入麗江，平大理。

革囊渡河（1923年，美國學者約瑟夫·洛克攝於麗江。來源於網絡）

其實很多人並不瞭解這種被稱爲“革囊”的渡河神器是什麼，包括很多學者也常常將革囊與皮筏、皮船混爲一談，這是大大的錯誤。革囊最常用的名字叫做“浮囊”或“渾脫”，另外還有皮囊、混沌、崑崙、皮餛飩等異名。浮囊在世界範圍內的起源應該很早，而我國則晚至唐代中葉纔出現明確的浮囊渡水記錄。唐人李筌《太白陰經》卷四記載：“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縛其孔，縛於腋下，可以渡也。”這段話也透露了“渾脫”一名的由來，渾，作“全”或“圓”解，“渾脫”是指將牛皮或羊皮完整剝落的剝皮方法，以這種牛羊皮製作的渡水浮囊，故而習慣上也稱爲“渾脫”。至於混沌、崑崙、餛飩之名，與“渾脫”一音之轉，由來相同。浮囊是指單個囊體，將牛羊皮頭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紮緊，船工向皮囊中吹氣，牛羊皮囊膨脹如氣墊，將之捆縛腰間，身體多赤裸，環抱或騎跨牛羊皮囊，下身浸泡水中，借之隻身渡水。

明人李開先《塞上曲》詩云：“不用輕帆與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此句寫出了浮囊輕便快捷的渡水特點。在古代，大凡遇到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時常採用這種“革囊渡江”的方式。浮囊此物，在西北青海、陝、甘、寧，西南西藏、雲南麗江，北部蒙古、山西等山地河谷地區，歷史上均有廣泛使用，留下不少歷史記載。據清人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十三《清帝土風詩序》記，清乾隆帝曾將“革囊”列入蒙古土風之一種，並作詩序雲：“革囊，以革爲之，用代筐筥罌盎，食用鉅細，無所不納。行汲或以貯水，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蓋俗呼也。”可見，浮囊不僅用於渡水，還有盛物、汲水等用途。

宋人曾公亮《武經總要》內所見浮囊渡河圖

唐代以來，浮囊成爲重要的渡水裝備，在軍事上獲得廣泛運用。《太白陰經》卷四記有“濟水具”一篇，分敘浮罌、槍筏、蒲筏、挾絙、浮囊五種軍事渡水裝備。杜佑《通典·兵典》也保存了相同的記錄，這說明在我國唐代中葉，浮囊已發展成爲重要的軍事渡水裝備。宋神宗時，蘇轍《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記載：“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宋人曾公亮編撰的軍事典籍《武經總要》則抄錄了唐人李筌《太白陰經》內的有關浮囊文字，並有精美配圖。可見，浮囊在北宋軍隊內部的需求量甚大，出現了地方大量監造以專供部隊的情況，其已成爲部隊涉灘渡水常用的軍事裝備。這應該是官方推廣的結果。

軍隊以浮囊爲“濟渡之備”，這一傳統後來爲蒙元軍隊所延續。《元史·石抹按只傳》記：“敘州守將橫截江津，（蒙古）軍不得渡，按只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這正與元跨革囊平大理相似，可見浮囊是蒙古軍在山高水險的環境中作戰必備的。1246年，意大利天主教方濟各會教士普蘭諾·卡爾平尼（Piano Carpini，Giovanni de）出使蒙古，親眼看見了蒙古軍隊使用浮囊渡河的情景，並在其《蒙古史》中留下如此生動的描述：

當他們行軍遇到河流時，就以下面的方法渡河，即使河是寬闊的，也是如此。貴族們有一張圓形的輕皮，他們在這張皮周圍的邊上做成許多圈，以一根繩穿過這些圈，把繩抽緊，就做成一個皮袋。他們把衣服和其他物件放入皮袋，把袋口捆緊；把馬鞍和其他硬的東西放在皮袋上面，人也坐在上面。渡河時，他們把皮袋繫於馬尾，派一個人在前面同馬一起游水，以便牽着馬前進。有的時候，他們有一對槳，他們就用槳把皮袋劃到對岸，這樣就渡過了河。用這種辦法渡河時，他們把所有的馬趕入水中，由一個人在最前面的一匹馬旁邊游水，牽着這匹馬前進，其他的馬都跟隨着它。不論是狹窄的河還是寬闊的河，他們都用這種辦法渡過去。較爲貧窮的人有一個牢固地縫合起來的皮袋——這是每個人都需置備的——他們把衣服和他們攜帶的一切東西都放在這個皮袋裏，把袋口捆緊，把皮袋掛在馬尾上，按照上述方法渡河。（見〔英〕道森編《出使蒙古記》）

今黃河上游的羊皮筏（來自網絡）

清乾隆以後，浮囊也被廣泛運用於黃河報汛工作，被稱爲“羊報”。蘭州皋蘭一帶黃河沿岸設有兩根鐵柱，號稱“將軍”。鐵柱上有刻度，是測定黃河水位的志樁。“將軍”上的刻度水高一寸，河南的水頭就高一丈。負責奏報黃河上游水情的水卒，身縛浸過油的羊皮袋，順河而下，“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順流如飛，瞬息千里”（張九鉞《陶園詩集·洛中集·羊報行序》）。從甘肅蘭州皋蘭縣一帶至河南境，“羊報”快則七八天時間即達。水卒返回時則乘舟，要三個月方可到達。“羊報”應該是現代通信產生之前最快捷的消息傳遞方式。

此外，歷史上的西南藏區還出現過以渾脫連綴搭建的浮橋。範鑄《三省入藏程站紀》載：自龍樹塘歷阿墩子、多木，沿江行五十里至橋頭，“橋闊六尺餘，長五十餘丈，以牛皮縫渾脫數十隻，竹索數十條以貫之，浮水面，施板於上，行則水勢蕩激，掀播不寧”。此種浮橋，在我國的西北地區也存在過，甚而可能是古代軍隊臨時架橋渡河的常用方式，對當今軍事上的浮橋搭建具有一定啓示意義。

俗語有“吹牛皮”，形容人誇誇其談。顧頡剛先生認爲，這一俗語正是來源於與浮囊相關的西北方言：“皋蘭城北黃河兩岸經營此種生計者至多，彌望皆牛羊皮筏也。故彼地人不耐人誇口時，便曰：‘請你到黃河邊上去罷！’謂吹牛皮也。”（《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十六《史林雜識初編·吹牛拍馬》）其實，羊皮囊遠比牛皮囊運用廣泛，那麼爲何形容誇口不言“吹羊皮”，而說“吹牛皮”呢？這可能是因爲，羊皮囊體積小，吹起一張羊皮，人皆能之，算不得什麼。但牛皮體積大，普通人要吹滿牛皮非常喫力，多數時候需要憑藉“火皮袋”（用山羊皮製成的皮風箱）進行傳導才能完成。因此，將那些誇誇其談、言過其實的人形容爲“吹牛皮”。顧頡剛先生這一推測很有道理。

羊皮筏子賽軍艦

皮筏有時也被稱爲“渾脫”，但多數文獻會將渾脫與皮筏區分開來。皮筏可謂是浮囊的發展，是由若干浮囊捆綁組合而成的渡河工具，囊體多爲牛、羊皮囊，羊皮囊一般要去毛，充氣；牛皮囊則有些充氣而成，今多見者則是填充羊毛等浮泡之物在內，估計是牛皮不好吹吧。牛皮囊另有去毛、不去毛、毛在內、毛在外等多種類型。下水時，將鼓脹的牛羊皮囊捆綁在竹木排之上，囊體朝下，人或貨物乘坐排上，即可渡河。羊皮筏子是皮筏的主要類型，最爲常見。今天，皮筏仍舊廣泛分佈在西北黃河上游地區，西南如雲南麗江等地也有零星分佈。

民國大型牛皮貨筏運輸情形（來自網絡）

皮筏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喫水淺，利於複雜的河道航行；第二，不怕觸礁，即便劃破一兩隻皮袋也不妨正常航行；第三，製作簡便，操作靈活，不需要專門的碼頭設施；第四，造價低廉，運輸成本低，經濟適用（見侯丕勳、劉再聰主編《西北邊疆歷史地理概論》）；第五，速度高於畜力，且不需燃料；第六，運量大，多用於多人載客或貨物運輸。魯人勇對皮筏的載重能力有過記錄：大型牛皮貨筏的皮囊需120個，水手10人，載重量大約20噸；大型羊皮貨筏的皮囊需460個，水手8名，載重量大約15噸；第七，皮囊數目可根據運載量進行靈活組合，大中型皮筏尚可組合成更大的皮筏，隨組隨拆；第八，只能順流而下，如果缺乏外力牽引，則不能逆流而上。故俗語有云：“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

民國時期，不少學人曾體驗過皮筏子。1938年8月，顧頡剛曾乘坐23袋的小皮筏，“人坐行李上，不便轉側，波瀾旁衝，裳履盡溼。平時每小時可行二十里，較騾車約速一倍”（《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十六《史林雜識初編·吹牛拍馬》）。民國著名記者範長江在西北考察時，曾乘坐120個牛皮囊的大型皮筏子，其體驗則極爲愜意，“平穩寬舒，坐臥讀書，皆甚相宜”，“筏上如張設帳幕，則立即可以佈置成寬敞的水上行宮，空氣與光線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隨河水的流動，終日有千變萬化的風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觀賞”（範長江《中國的西北角》），這完全不似小型羊皮筏的乘坐體驗。

皮船（來自網絡）

皮筏在古代有廣泛運用，尤其是在軍事和高原河谷貨物運輸方面。康熙十四年（1675）三藩之亂時，西寧總兵官王進寶與陝西提督王輔臣叛軍作戰，雙方均大規模使用皮筏。抗日戰爭時期，皮筏貨運爲抗擊侵略者作出突出貢獻，甚至贏得“羊皮筏子賽軍艦”的美譽。1940年冬，甘肅省政府成立驛運管理處，將蘭州皮筏編成“水上運輸隊”，承運國民黨第八戰區的軍用物資，駐在綏西及寧夏的傅作義、馬鴻逵、馬鴻賓等部的槍械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資，大部分是用皮筏從蘭州下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2年，日寇封鎖入川陸路交通，國民政府急聘20多名筏子客入川，用羊皮筏子搶運軍用物資，每個皮筏子用皮袋400多個，載重數十噸，成功緩解物資匱乏，在重慶轟動一時。

淼淼長江水，皮船一勺登

“淼淼長江水，皮船一勺登”是清人和瑛的詩句，反映了皮船一直是長江上游地區重要的渡水工具。皮船又名革船、皮舟，今天能見到的實物，主要是分佈於川西、藏東高原橫斷縱列河谷地帶的牛皮船，多爲犛牛皮製成，西藏的皮船爲長方形，如同鞋子，大者可坐十多個人，或裝運上千斤貨物。川西金川一帶的皮船則以圓形爲主，形如僧鉢，僅能運載一二人。

以往研究常常混淆歷史文獻裏記載的皮船與皮筏。關於皮船的形制，宋人曾公亮、丁度等《武經總要前集》卷十一《濟水》早有記載：“皮船者，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幹之，浮於水。一皮船可勝一人，兩皮合縫能勝三人，以竹系木助之，可勝十餘也。”清人李心衡《金川瑣記》卷二記錄最詳：“（渾脫）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溥，其制尤巧，用極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圓如桮棬。一人持槳，中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疾於奔馬，頃刻達百里。”其中提到的“形圓”皮船，與今天四川阿壩州的圓形牛皮船的形制完全一致。皮船與皮筏的形制迥然有別，其材質多爲牛皮或馬皮，今以牛皮多見。其呈長方形或圓形、橢圓形，內以木棒或粗柳條作骨架，用整張的牛皮或馬皮蒙在上面，包裹船體，縫製而成。人或貨物坐放於船體內，沒有氣囊，因而這個牛皮不是用來“吹”的，而是縫製出來的。皮船下水後，在激流中上下起伏，不懼礁石碰撞，輕巧靈活，河道深淺皆可划行，是橫渡江河的絕佳工具。

我國曆史上關於皮船的記載悠久且豐富，最早可追溯到東漢時期，且遍及各地，而川西、藏東等地的皮船歷史記錄尤爲多見。唐人樊綽《蠻書》卷一載：“從目集驛至河子鎮七十里，瀘江乘皮船，渡瀘水。”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三十三《巂州·西瀘縣》：瀘水“峻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作船而渡，勝七八人。”《舊唐書·東女國傳》：“其王所居爲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清人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三《牛皮船》雲：“西番一帶，山巒陡險，溪流湍悍，舡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爲船者。……牛皮爲船，由來久矣，皆出於番俗也。”以上史料與今天羌藏地區牛皮船的情形吻合，應該就是這種“不帶囊”的牛皮船。白居易《蠻子朝》詩云：“泛皮船兮渡繩橋，來自雟州道路遙。”此句已將“皮船”昇華爲唐代西南民族的文化符號，這是西南地區“皮船”流行的有力證明。需要說明的是，早期北方民族也使用皮船。《隋書·室韋傳》記：室韋“渡水則束薪爲筏，或以皮爲舟者。”清代“墨爾根察邊者”民族（今鄂倫春族）使用一種名叫“扎哈”的皮船，多以犴皮、鹿皮、馬皮製作（見張敏傑《獵民絕藝：鄂倫春族狍皮製作技藝》），其形制與藏區的牛皮船極爲相似。鄂倫春族的“扎哈”皮船，應該具有匈奴、室韋、鮮卑等早期北方民族使用的“馬革船”“皮舟”的延續性，正是此種以皮革縫製船體、不帶氣囊的皮船。

布拉達宮壁畫所見皮船運輸石料圖（來自網絡）

據史料記載，皮船在東漢時期已運用於軍事活動之中。《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記載：東漢永平八年（65）秋，北匈奴派出的二千騎兵，欲從朔方（今內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後套一帶）渡黃河，“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因東漢已有防備，方纔罷去。《後漢書·鄧寇列傳》又記：東漢章和二年（88）春，護羌校尉鄧訓於今青海貴德一帶擊羌人首領迷唐，“（鄧）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晉書·慕容垂載記》記：“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清乾隆朝第二次金川之役時，當地民族所建軍事據點，“靠山臨河，佔盡地勢，惟西山腳壁立水中，賊度官兵必不能往”，定西將軍阿桂派兵乘皮船百餘隻，乘夜潛渡西山腳下，攀援而上，最終攻克美諾寨（阿桂《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三十九）。

皮船在高原河谷條件下的交通運輸方面也長期發揮着重要作用。根據清末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的奏報，川藏之間的茶葉貿易，“過渡向用皮船”，但“每次只能運茶一二馱，且河水洶湧，失事堪虞”，因此曾委員從內地僱傭工匠造木船代替，以方便商運，但最終未能實現（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卷四十二）。另據布達拉宮壁畫反映，1690年修建布達拉宮紅宮時，大量石材運輸也是用皮船完成的。

總言之，浮囊、皮筏和皮船是三種不同的渡水皮具，其輕巧便捷，多適應山高水險，水流湍急的高原河谷環境，此類地區內的畜牧業發達、木材稀缺則是上述渡水皮具產生和使用的可能條件。歷史時期，三種渡水皮具分佈均較爲廣泛：浮囊、皮筏主要分佈於我國西北黃河上游地區，西南高原山谷地區也有零星分佈；皮船則主要分佈於我國西南長江上游地區以及北方狩獵漁獵民族地區。浮囊、皮筏和皮船還是我國古代軍隊涉水渡灘的常用軍事裝備，在古代軍事史上運用頗爲廣泛，而且在我國西部地區的物資運輸、經濟貿易和水情預報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本文刊於《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